第二百七十九章 十里洋场
第二百七十九章 十里洋场 (第2/3页)
墙而入——就跟学了穿墙术似的。
这样简陋的“滚地龙”窝棚,通常来说都是非法建筑,自然是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最多也就是几百户人家可以分到一个公用水龙头,每天早上排长队轮流取水——据说很多都是从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里经常因为煤油灯打翻而爆发火灾,住起来既不安全也不舒适。
根据记载,曾经有个住“滚地龙”的民工跟人有仇,晚上正靠着茅草墙吃饭呢,突然被一把长刀扎了个透心凉——原来他的仇人站在墙外给他来了一刀!如果你不了解当时上海贫民窟的建筑结构,肯定会以为这是武侠里的情节。
如果有人能够收集到许多“美孚石油”或“标准石油”(当时向国输入煤油灯的最大两家公司)的油桶,剪开铁皮做一层屋顶,那么就已经算是贫民窟之的“豪宅”了
比起民国时代的贫民窟来,咱们如今号称脏乱差的“城村”,简直就像是天堂啊!
不过,比起如今印度城市里那些连贫民窟都没得住,只能睡在马路上打地铺,然后在睡梦之半夜被汽车轧死的穷人而言,民国时期上海的贫民窟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虽然当时全国各地的破产农民们纷纷涌入上海,试图在这座貌似很繁华的大城市里谋得一条生路。但事实上,虽然在民国前期,上海的轻工业一度很兴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上海工商企业大批倒闭、停产和减产,居民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根据1935年的一份调查,全城400万人口之,竟然有60万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这是多么庞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啊!
而那年头既没有失业保险又没有低保补助,失业工人的下场比现在凄惨得多,在经济形势最悲催的那些年头,每天早上在上海街头都能找到不少饿死冻僵的“路倒”尸,而苏州河里的浮尸数量,估计也能跟当今的印度恒河(印度人习惯于水葬)相比——现在明白我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了吧!
在旧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荣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场的消费能力一直非常旺盛,总算是给了穷人们拉黄包车、当小贩、擦皮鞋和混黑帮的生存机会。
当然,如今绝大部分的民国背景,尤其是言情,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人墨客,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经历的都是风花雪月、灯红酒绿、香车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恐怕往往连一个片段都懒得落笔。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老照片,还有那个时代一些人写的生活散,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的地方——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弟,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有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杂志,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人,从林徽因、张爱玲、郁达夫等人的章,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
但是,我们人类毕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调来生活的。当时租界里的小资人们,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
举个例来说,沈从曾经在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在当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饶是这位男人已经很能挣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日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一家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间用木板隔开,另外半间住着沈从,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由于地段比较好,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就已经用得精光,结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
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电平均要收0。3~0。5银元,相当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显然是贵得多了。幸好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这些耗电大件,光是照照电灯听听收音机,应该还能凑合。
所以,那年头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一块流利洋。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女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怕多半还是住着亭间,吃着咸菜泡饭,头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当然,比起江浙乡下那些连米饭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还要担心农民暴动的破产地主,上海的“蚁族”们已经很幸福了——虽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资人们明显还要更幸福。
但这样窘迫的生活,毕竟没多少人愿意一直过下去,尤其是当他们还身处于上海滩这样一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很多稍微有点积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现代的我们一样,纷纷把积蓄投进了股票交易所,企图一夜暴富,但结果却往往是血本无归——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骗轻信人之财,填贪婪者之欲。散户和小户在股市永远是被大户和庄家宰割的对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机”,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灭危机,让上海的股民们全都吃足了苦头。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让破产股民们自杀后的尸体漂满了黄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就是政府债券。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大帅,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而且往往打折发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优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国年间的政府工作重点,基本上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所以这些公债并非我们如今买到的建设债券,而是风险极高的战争债券。北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战火之三天两头倒台重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投资家买了胜利一方的债券自然收益不错,可如果不慎买了战败一方的债券,那么就注定要变成一堆废纸了——人家都已经倒台下野了,你的债券又该去找谁兑付呢?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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