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准

    第三讲:准 (第2/3页)

欧最接近可能的解答之时刻,是当他指出以下这事实:数学问题不容许一个通解,但各别的解答合起来可能会导出一个通解(第八十三章)。他认为这方法或许可以应用到人类的生活上。多年以后,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这位心中并存精确之魔与感性之魔的作家自问道:构思蕴育一门独一无二而不可重复的科学是不可能的吗?…“为什么每一个对象不能有一门新科学呢?一门研究单一,而非普通性的学问?”(《明室》一九八○,页二一)

    如果说慕西欧笔下的悟立奇不久就认输放弃,因为追求精确的热情必然注定要受苦,那么梵乐希的“泰德先生”(MonsieurTeste),另一位本世纪伟大的知识人物,则对于人类的心智能以最精准而严谨的方式实现它本身的潜能此一事实深信不疑。如果说里欧帕第这位生命之哀愁的诗人在描写不确定感带来快乐这方面展现了最高度的准确性,那么梵乐希这位冷漠而严苛的诗人则在使泰德面对痛苦,并让他以演练抽象几何图形来与**上的痛苦搏斗,展现了最高度的精确性。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没什么……只不过出现十分之一秒……等一等……剎那之间,我的身体被照亮了,……非常奇特,我突然看进自我……我可以辨认我一层层肌肉的深处;我也可以感觉到疼痛的区域……环形、柱形、羽毛状的疼痛。你看见这些活生生的形式,我受苦的这几何图形吗?这些浮光掠影有一部分正好就像思想观念,它们使我了悟——从这里,到那里……但到头来却让我觉得不确定。不确定不是贴切的字眼……当它就要出现时,我发现自己混淆后涣散起来。有些区域……模糊不清在我内部产生,宽阔的空间进入视野。然后我从记忆中选择一个问题,任何问题……我一头栽进去。我数着沙粒……只要我看得见……但逐渐加剧的疼痛迫使我观察它。我想着它﹗我等待着大叫一声……我一听到叫声——那个对象,那可怕的对象,变得更小,越来越小,从我内在的视线中消失。”

    在我们的世纪,梵乐希为诗下了以下这个最好的定义:勉力追求精准。我所谈的主要是他以批评家与散文作家的身分写下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精准的美学可以一路从马拉美(Mallarme)上溯到波特莱尔(Baudelaire),从波特莱尔上溯到艾德格·爱伦·坡(EdgarAllanPoe)。

    在坡——承袭自波特莱尔和马拉美的坡身上——梵乐希看到了“清晰之魔,分析之天才,最新奇事物的发明者,逻辑与想象、神秘论与精密计算最诱人的结合;非比寻常的心理学家;研究并利用一切艺术资源的文字工程师。”梵乐希是在《波特莱尔的情境》(SituationdeBaudelaire)一文中提到这些,该论文在我看来具有诗学宣言的价值,它的另一篇讨论坡及宇宙起源论的文章也提到《我找到了》(Eureka)。

    在讨论坡的《我找到了》的文章中,梵乐希自问:宇宙起源是否应作为一种文类而非一种纯科学理论?是否漂亮地驳斥了“宇宙”(universe)这个概念?因为概念也同样再度肯定了“宇宙”的每一个意象自身携带着神秘力量。在这里,正如在里欧帕第那里一样,我们发现对“无限”既深感着迷又觉得厌恶排斥。同样的,在我们也发现宇宙起源论的推测被视为一种文类,就是里欧帕第在一些“伪经典”的散文著作中拿来消遣的:《兰萨库斯的史德拉托伪经拾遗》(“ApocryphalFragmentofStratoofLampsacus”)一文指出,在地球开始成形,尤其是行将毁灭之际,地球变成扁平并掏空一切,就像撒旦的指环[*],逐渐消散,直到在阳光中燃烧殆尽;或者在他翻译的《大野公鸡之歌》(“SongoftheGreatWildRooster”)这篇伪塔尔木迪克经文(apocryphalTalmudictext)中,整个宇宙泯灭,消失:一种**裸的沉默和最深沉的寂静将填满广延的空间。因此,宇宙存在这个神奇而又骇人的奥秘,在被宣告或了解以前,将消失无踪。我们在这里看出,令人畏惧而且无法想象的并非无限的虚空,而是存在——

    今天的讲话一直在拒绝被导入我原先设定的方向。我开始时谈精准,而不是无限和宇宙。我想告诉你们我喜爱几何形式、对称、数目比例;我想以我对极限、尺度等概念的忠贞程度来解释我所写下来的东西……然而,也许正是这形式概念唤起了无穷尽的概念:所有的数字系列,欧几里得直线等……与其和你们谈我所写过的东西,也许更有趣的是告诉你们我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不知如何解决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将促使我写下什么:有时候我尝试将注意力集中在我想要写的故事上,却发现我所感兴趣的竟完全是其它的事情,或者更正确地说,并不是任何特定的事情,而是与我该写的格格不入的东西——某一特定的论辩与它所有可能的变化和替代之间的关系,一切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吞咽性而且具毁灭力的着魔,足以使得写作变成不可能。为了对抗这种妄念,我试着为我必须讲的东西界定范围,将之区分为更小的范围,再将这些范围作更细的区分,如此一直细分下去。然后另一种晕眩感便围绕着我,那是细节的细节的细节所造成的晕眩感,而我便陷入细微、无限小之中,就像我先前淹没在无限巨大里一样。

    “善良的神在细微的事物中。”我要借用布鲁诺的哲学观来解释福楼拜(Flaubert)的这个陈述。布鲁诺是一位洞察力敏锐的伟大宇宙起源者,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是由无数个世界所构成,但他不能称它为“完全无限”,因为这些世界各个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神则是全然无限:“整体的他就在整个世界中,无穷尽而且完全地存在于它的每一部分中。”

    最近这几年来的意大利书籍当中,我最经常阅读,反复在读并思索的就是杰里尼(PaoloZellini)的《无限简史》(ShortHistoryoftheInfinite,1980)。书的开头是波赫士在《龟的化身》(“AvatarsoftheTortoise”)中那著名的对无限的攻击——无限这观念是一个误导,并且困惑着所有其它的人,继而重新审视了所有关于这个议题的论点,结果,原来的观点逐渐消失,并把无限之延伸倒转为细微之密集。

    我想,选择文学写作的形式与探求宇宙起源的模式(或者说探求一个通用的方法架构),两者之间的关联甚至出现在那些没有明白作此宣示的作家。这种对几何形式的喜好可以在从马拉美以降的世界文学史中找到,它根据的是当代科学最根本的那种秩序与无秩序的对照。宇宙崩解为一团热气,无可避免地陷入一个熵的漩涡里,但在这个无法逆转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有秩序的区域,一些存在部分倾向于形成一形体,以及若干我们似乎可以在其中察觉到某种构图或看法的特别据点。文学作品是这类极小部分中的一个,存在事物在其中结晶成一种形体,获得一个意义——并非固定、明确、硬化成矿石般不动,而是像有机体一样活生生的。诗乃偶发性之大敌,虽然它同时也源自偶然,而且明白到头来偶发性将赢得这场争战的胜利。“掷骰子永远无法消除偶发性”。

    我们应该从这脉络来重新评估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及随后盛行于造形美术以及后来文学中的逻辑、几何,与形上学程序。水晶象征可以用来凸显诗人和作家全体,虽然他们彼此的差异甚大,如法国的梵乐希、美国的史蒂文生(WallaceStevens)、德国的班思(GottfriedBenn)、葡萄牙的贝索亚(FernandoPessoa)、西班牙的谢纳(RamonGomezdelaSerna)、意大利的彭丹培利(MassimoBontempelli)、阿根廷的波赫士。

    水晶的刻面精确,得以折射光线,是完美的模形,我一向珍惜有加,当做象征,因为我们知道水晶的生成与成长的某些特质类似最原始生物的某些特性,形成矿物界和生物之间的一道桥梁,这种对水晶的偏好也就变得更有意义。

    我埋首科学书籍中寻找想象力的刺激,最近碰巧读到生命体形成过程的模式:“一方面从水晶(特定结构不变),另一方面从火焰(在内部激荡不已的情况下仍能维持稳定的外部形体)最清楚呈现出来。”这段文字摘录自皮亚德利-帕马里尼(Piattelli-Palmarini)为《语言与学习》(LanguageandLearning,1980)所写的引言,该卷书刊载皮亚杰(JeanPiaget)和琼姆斯基(NoamChomsky)于一九七五年在罗约蒙中心(theCentreRoyaumont)的辩论(见该书第六页)。火焰与水晶这组对照的意象被用来使提供给生物学的其它选择项清晰可见,并从生物学移转到语言理论和学习能力上。我暂且把皮亚杰和琼姆斯基陈述的立场所彰显的科学哲理之意涵放在一边,皮亚杰赞成“自喧闹中得出秩序”(orderoutofnoise)(即“火焰”的原理),琼姆斯基主张“自发组织系统”(self-organizingsystem)(即“水晶”)。

    我感兴趣的是这两个象征的并置,我在上一讲中提到的十六世纪的那些象征之一便是如此。水晶与火焰:两种我们无法将目光移开的完美之形式,两种在时间中成长的模式,两种消耗其周围物质的模式,两种道德象征,两种绝对,两个将事实和想法、风格和情感加以区别的范畴。方才我提到了二十世纪文学的“水晶派”,(我想有人可以列出相似的“火焰派”名单)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水晶派的拥护者,然而方才摘录的片段教导我别忘记火焰作为一种存有方式,一种存在模式的价值。同样的,我也希望那些以火焰派信徒自居的人也不要无视于水晶所提供的宁静、坚忍的启发。

    另一个更复杂的象征,使我更有可能表达几何的理性思维与人类生活之纠缠复杂两者间的张力,那就是城市的象征。我认为我在这方面着墨最多的书依然是《看不见的城市》,因为我在此书中得以集中一切的沉思、实验和揣测在单一的象征上;同时也因为我建立了一个多面相的结构,其中每一篇短文都与一系列中的其它短文贴近,而一系列并不代表逻辑次序或一种阶层组织,而是一个网络,在其中我们可以遵循诸多路径,得出多重而歧异的结论。

    在我的《看不见的城市》中,每一概念和价值都成双重性质——甚至精确本身亦然。忽必烈汗在某个时刻将趋向理性,几何和代数的智力倾向加以拟人化,把他的帝国的知识化约成棋盘上的组合。马可波罗钜细糜遗地描述的城市,忽必烈以城堡、主教、骑士、国王、王后及士兵在黑白方格上的各种不同排列组合来代表。他的这项举动所导致的最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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