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论主体的第二类客体以及充足根据律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形式
第8章 论主体的第二类客体以及充足根据律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形式 (第2/3页)
结果产生；物质既不产生也不消灭；3×7＝21，都是这类判断的例子。整个纯数学，同样还有我关于先验的值得赞许的文献①，以及康德在他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的大多数原理，确切地说，都可以用来证实这类真理——
①参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版，第二卷，第五章，第55页。
第33节超逻辑真理
最后，一个判断可以以包含在理性中的整个思维的形式条件为基础；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它的真理依我看最好定义为超逻辑真理，这个表达与萨里斯伯材西斯在12世纪所写的《超逻辑学》没有丝毫关系，因为他在绪言中宣称“我把我的这本书称为《超逻辑学》，是因为我有责任为逻辑辩护。”然后就再也没有使用过这个词。真正属于这类超逻辑判断的只有四个，它们在很早以前就被人们借助于归纳法而发现，并被称为整个思维的规律；虽然对于它们的表述，甚至数量还未达到完全统一的看法，然而，对于它们所表达的含义之内容，人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它们是：——
1．主词等于它的谓词之总和，或a＝a；
2．谓词不能同时既属于又不属于主词，或a＝—a＝0；
3．两个相反的、矛盾的谓词必有一个属于主词；
4．真理是一个判断与在它之外、作为它的充足根据的某种东西的关联。
正是通过这种我要称之为理性的自我省察的反思，我们才知道这些判断表达了一切思维的条件，而且因此以这些条件作为它们的根据。因为，我们的理性在与这些规律相对立之后思维一无所获，所以就承认它们是所有可能思维的条件：这样，我们就证实，与这些规律的思维相反是不可能的，恰好就像要我们身体的各部分逆着关节的方向运动一样是不可能的。假如主体认识自身是可能的，那么，这些规律就会为我们直接认识，就不必把它们在客体即表象上进行实验。从这个方面看，它同具有先验真理的判断之根据完全一样；因为它们也不能进入我们的意识，而只有以具体的方式，依靠客体即表象。例如，尽力设想一个没有前因的变化，或者物质的生灭，我们能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此外，虽然这种不可能性的根源就在我们的理智中，但我们还是把这种不可能性认作是客观的，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通过主观的方法把它纳入到意识中。总起来说，先验的和超逻辑真理之间的酷似以及密切联系，表明它们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根源。本章中，我们所见的充足根据律主要是作为超逻辑真理出现；而在上章中，它是作为先验真理而出现；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它以另一种形式的先验真理再现。眼前的这篇论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竭力把充足根据律确立为具有四重根据的一个判断；这并不是要表明四个不同的根据可能偶然地指向同一个判断，而是一个根据从四个方面来表现自己，这才是我所称作的四重根。另外三个超逻辑真理彼此如此相似，以致在考察它们时，人们禁不住去寻找它们的共同表达，诚如我在我的代表作第二卷第九章所做的那样。另一方面，它们又完全不同于充足根据律。假如我们要从先验真理中寻找与另外三个超逻辑真理的类似物，我所选择的回答是：实体（我指的是物质）是永恒的。
第34节理性
因为我在本章中讨论过的表象只属于人类，而且因为把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截然区分并给予人类如此巨大的优越性的一切东西，诚如我表明过的，是以具有这种表象能力为基础的，因此，这种能力就当仁不让地构成了理性，远古以来它一直被尊奉为人类的特权。同样，无论在哪一个国度和朝代，人们所考虑的一切都被无可质疑地看作为是理性的表现或作用之功能，理性又可称为理性的产物或表现的东西。显然，这一切也只有化为抽象的、推理的、反思的、间接的，以语词为条件的认识才有可能运用，而纯粹直观的、直接的、感觉的，即动物亦可分享的认识却截然办不到。西塞罗正确地把理性和说话放在一起①，把它们描述为“通过教导、学习、传达、磋商和判断，人们彼此成为朋友。”还有“如果愿意的话，被我称之为理性的东西，也可以用更多的词汇来称呼：精神、思考、思想和思索。”②以及“理性是使我们唯一能够优越于动物的东西，借助于理性，我们才有能力进行预见、论证、反驳、作出某种安排和决断”。③但是，在任何年代和国家，哲学家们总是在这种意义上表达他们对于理性的看法，就连康德本人，也把理性定义为原理和推理的能力；虽然不能否认他在作此定义后第一个提出了那些被曲解了的观点。在我的代表作，以及在《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中，我曾详细地谈到过哲学家们对这一点以及对理性的真实本性的一致看法；与之相对的是那些被歪曲的概念，这可是本世纪的哲学教授们的功绩，岂敢不提。因此，这里不再重复已说过的
话，还是集中讨论下述问题吧！④——
①西塞罗：《论职责》Ⅰ第16章。
②西塞罗：《论神的本性》Ⅱ第7章。
③西塞罗：《论法律》Ⅰ第10章。
④参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第一卷第八节，还有附录第577～586页（第三版，第610～620页）以及第二卷第六章；最后有《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第148～154页（第2版第146～151页）。
现在我们的哲学教授们认为应该废除那一直用来表达通过反思和概念而进行的思维和深思的能力的名称，思维和深思的能力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它使语言成为必需，同时又使我们有资格去使用语言，通过语言人之运筹与人之成就得以联系在一起。因此，所有国家甚至所有哲学家都据此表明对它的看法并在这种意义上表明对它的理解。我们的教授却不顾一切合理的趣味和习惯，认定这种能力从今以后应称为知性而非理性，一切从它派生而来的东西应称作为理智的而非理性的，当然，围绕着它还有一个奇怪而又不和谐的光环，颇似音乐中的走调。因为在任何国家和朝代，知性，理智，敏锐，颖悟，精明等等，这些词一直被用来表示较为直观的能力，这在上一章中已讨论过：它的结果，特别不同于这里正在讨论的理性的结果，总是被称作为理智的、精明的、聪明的等等。因此，理智的和理性的总是相互区别，是两种完全彻底的不同的精神能力的表现。然而，我们的职业哲学家们考虑不到这一点；他们的谋术要求作出这一牺牲，在这类情况中他们的呼吁是：“走开，真理；我们还有更高的确定目标呢！快点让路，真理，为了上帝的崇高荣誉，这你早就学会啦！你能给酬金和养老金吗？走开，真理，赶紧走开，滚到该去的地方，就在墙角那里蹲着吧！”事实是，他们要用理性的地位和名义去表示他们自己创造和制造出来的一种能力，或者更加正确直率地说，是要表示一种纯粹虚构的能力，以便利用这种能力摆脱他们被康德所逼入的窘境；一种对于直接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能力，就是说，超越所有可能经验的这种能力能够把握物自体和它们的关系的世界，因此，首先就是对于上帝的意识，即它能直接认识上帝，先天地解释上帝创造宇宙的方式，或者，假如这样听上去太平淡，那么就是上帝从自身中产生宇宙，或是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多少是必需的过程产生宇宙，或再者——作为一个方便的作法，无论它显得多么滑稽可笑——按照君主们在作出圣谕后的习惯做法，叫它“退下”，自食其力并随意到什么地方。说真的，只有像黑格尔这种完全厚颜无耻、满口胡说八道的拙劣骗子才敢于迈出这最后一步。然而，正是这种俗气无聊的小玩意儿在最近五十年间大大地扩大，以理性认识之名出版了数百本书，成为如此众多的被作者称之为哲学著作而被另一些人捧为哲学著作的论据——叫人不禁啼笑皆非地想到——这种老生常谈早就叫人腻烦了。把所有的智慧都错误且鲁莽地归因到理性，并把它宣称为一种“超感觉的能力”或“作为观念”的能力；简言之，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玄妙深奥的力量，直接为形而上学设计的。然而，在最近半个世纪，这些行家们对一切超感觉的奇迹之直观方式所表现出来的意见却大相径庭。据一种最为大胆的说法，理性能够直接直观到绝对，或者说，甚至可以任意地直接直观到无限以及无限到有限的演变。另外一些较为保守的人则认为，获得这种信息的方式是听觉而非视觉；因为确切地说它只能听而不能看到“理想国”所发生的一切，然后把所获得的一切忠实地传递给知性，再被整理为教科书。根据雅可比的一个双关语，甚至德语中理性的名称“Vernunft”，亦是由“听”（“Vernehmen”）装扮而来的；很显然，它所来源的“Vernehmen”又是由语言来表达并以理性为条件的，这样，词和词意的清楚知觉就通过理性得到称呼，而与动物也具有的纯粹感官上的听力相对应。然而，这种拙劣的文字游戏在半个世纪后仍然受到青睐；它被当作一种严肃思想，不啻如此，甚至被当作一个论据，一遍又一遍地加以重复。行家中最谦逊的人又主张，理性既看不见也听不到，因此接收不到所有这些奇观的画面和音响，只有完全模糊的“惩戒”（Ahndung），或对这些奇观的焦虑；但是，把这个词中的d去掉，即是“预感”，“预感”由此得到对愚蠢的独到感觉，此时智慧的使徒对之以温柔的目光相鼓励，这种感觉便步入殿堂，转而为知。
读者知道，我只在柏拉图的原始意义上承认观念这个词，并在我的代表作第三篇中详尽无遗地作了阐明。另一方面，法国人和英国人对单词“idéa”或“idea”肯定具有一种非常普通且又非常清楚、明确的理解；而德国人一旦听到“ideen”①这个词便失去了头脑，一切镇定荡然无存，感到似乎马上就要驾气球飘然而上。因此，这里对我们的行家们而言是理智直观活动的领域；这样他们中最厚颜无耻的人，众所周知的骗子黑格尔，竟毫不费力地把他关于宇宙和万物的理论称为“理念”（DieIdee），其中当然包括了他们要去把握的某些东西的全部思想。假如我们还要询问这些据称是以理性为其能力的观念的本质，那么所给予的解释通常空泛无物、用语混乱且冗长之至，读者劳神阅读即使没有在读到一半时就昏昏欲睡，合卷时也会迷惑万分，不得要领；他甚至会怀疑这些观念简直就像是妄想。与此同时，假如有人还想对这类观念进一步加以了解，那他受到的款待可就丰富了。先是经院哲学命题中的主要课题——我这里指的是上帝、不朽的灵魂、实在的客观存在的世界及其法则的表象——遗憾的是，诚如我在《康德哲学批判》中已表明过的，康德本人错误地把它们称之为理性的理想，而这不过只是为了证实不可能对它们进行论证以及它们之缺乏理论根据。然后，变一下花样，就只是上帝，自由和不朽；在其他时候，它将是绝对，我们在第二十节已对它有所了解，作为宇宙论证明被迫隐姓匿名地传播；或者，它将是与有限相对的无限；因为，总起来说，德国读者倾向于以这种空洞的谈话来满足自己，而察觉不到他从中获得的唯一明净的思想是：“有目的而又一无所有之物”。而且，“善、真、美”作为所谓的理念得到易动情感和心肠柔软者的高度赞扬，虽然它们实际上不过是三个非常宽泛、抽象的概念，因为它们是从众多事物和关系中析取出来的；因此，像许多其它的这类抽象概念一样，它们完全是空洞的。至于它们的内容，我在前面（第二十九节）已表明，真理就其特性来说只属于判断，即只具有逻辑特性；至于另外两个抽象概念，我建议读者一部分参阅我的代表作第一卷第六十五节，一部分参阅我的代表作整个第三卷。假如我们设想每次提到这三个贫乏的抽象概念时，都端出一副庄严神秘的姿态，眉毛也扬到额头上，青年人便由此很容易相信它们后面藏有某种奇特而又不可言说的东西，使它们有资格被称为理念，有资格被套到自称为形而上学理性的马车上胜利前进——
①叔本华在这里补充到，“特别是当被宣称为UedaDhen的时候”。
因此，当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拥有一种获得直接的、物质的（即不仅是形式的，而且是实体的）、超感觉的知识（即超越一切可能经验的知识）的能力，一种专用于形而上学远见卓识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我们生来就具有的——我不得不冒昧地把它称之为一个十足的谎言。因为只要稍稍公正地自我审查一下，就足以确信我们身上绝对没有这种能力。而且，一切诚实且富有才能的权威思想家在任何时代所取得的成果，都会与我的主张完全一致。我的主张如下：我们整个认识能力中所固有的一切，因此是先天的且独立于经验的一切，都严格地被限于认识的形式部分，即被限于理智所特有的功能以及所起作用的唯一方式的意识之中；但为了给出物质的认识，这些功能全部需要从外界获得材料。因此，在我们自身内存在的是外在的、客观的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以及因果律——作为知性的一种纯粹形式可以使它建构客观的、物质的世界——最后是抽象认识的形式部分，即这最后一部分存在于逻辑中并与之相关，因此，我们的前辈恰当地把它称为“理性理论”。但是，这种逻辑又教导我们，依据一切逻辑法则而形成判断并获得结论的概念，必须借助于直观的认识获得它们的材料和内容；这恰如创造直观的认识的知性要仰仗感觉获得材料并把内容给予它的先天形式。
这样，我们认识中的任何材料，即一切不能被还原为我们理智的主观形式、活动的具体方式及其功能的东西，——因此，它的所有材料，——都是从外界来的；即说到底是从形体世界的客观直观中来的，它的根源就在感觉中。正是这种直观，就其所涉及的物质内容而言，也就是经验认识，被理性——真正的理性——加工整理为概念，并借助语词从感觉上固定下来；然后这些概念为组成判断和结论的概念组合提供材料，这就构成了我们思维世界的纬纱。因此，理性绝对不包含物质的而只包含形式的内容，这该是逻辑学的课题，因此，在其思维过程中，它只包括形式和法则。在反思过程中，理性不得不完全从外界即从知性已产生的直观表象中获得物质内容。在形成概念的过程中，知性的功能首先运用于这些物质内容，对事物的各种特性进行取舍，然后把留下的几种特性连接成一个概念。然而，如我已表明过的，表象通过这一过程丧失了可以直观地被知觉的能力，同时，它们也变得更易于理解。因此，理性的功效就在于此，也仅在于此；但它永远不能从自身的来源中提供物质内容。——它除形式之外别无所有，它的本质是阴性的；它只能受孕，但不能自孕。在所有的拉丁和日耳曼语言中，理性都是阴性的，并非纯粹的偶然现象；因而，知性必然是阳性的。
在使用诸如“健全的理性教导说”或“理性应该控制激情”这类表达式时，我们无论如何不是指理性从自身的材料中提供了物质认识，而是指理性反思的结果，即从某些原则所得到的逻辑推理，这些原则是抽象认识逐渐从经验中集中来的，我们由此才获得清楚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是关于经验中必然要发生的、因而在其发生时还可以被预见，而且甚至还是关于我们自身行为的根据和结果的。“合理性的”或“理性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始终如一的”或“合逻辑的”同义，反过来亦然；因为逻辑不过是由一个规则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的必然过程本身；因此，这些表达（理性的和逻辑的）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严格地说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当我们谈到理性行为时，我们指的是这一行为是始终如一的，因此又是从一般的概念中产生的，而非由当时转瞬即逝的印象所决定。然而，这种行为的品行绝没有因此而被决定：它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与行为本身无关。详尽的说明在我的《康德哲学批判》①，以及《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②中可以看到。最后，从纯粹理性中衍生出来的概念无论是直观的还是反思的，其来源都在我们认识能力的形式部分；因此，这些概念无须经验的帮助，即可先天地进入我们的意识。它们必然以拥有先验的或超逻辑的真理的原则为基础——
①《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第一卷第576页及以下各页；第三版第610页及以下各页。
②《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第152页，第2版第149页及以下各页。
另一方面，有人主张理性本来就可从自身的资源中提供物质认识并且可以超越于可能经验的领域传递确定性的信息；须知理性要做到这一点，必然要包含有内在观念，而这种理性不过是纯粹的虚构，是由我们的职业哲学家们发明出来的，是由于惧怕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而编造出来的。我现在要知道，这些先生们是否知道有一个洛克，是否读过他的著作？也许他们在很久以前粗略肤浅地看过他的著作，而看的时候自以为屈尊纡贵，看不起这个伟大的思想家，也可能这与拙劣的德文翻译有关；因为在我看来，现代语言知识的增加与古代语言知识令人可叹的减少是不相称的。另外，现在除了几位长者之外，已几乎没人正确彻底地认识康德哲学，谁还顾得上去理会洛克这种唠叨老头？现在已经成熟的一代人，他们的青春当然必须花费在研究“黑格尔的庞大精神”、“卓越的施莱马赫”、“敏锐的荷伯特”上。哎呀！哎呀！这种学院英雄崇拜以及掌权的高贵同事和有希望的后继者对大学著名人士的颂扬所带来的严重危害，确切地说，就是把一些平庸的理智——完全是自然的产物——作为大师、人类的旷世奇才和荣耀介绍给判断力尚不成熟、既轻信又诚实的青年人。学生们即刻集中精力投入到这种庸才粗制滥造、枯燥无味、贫乏而又无休止的作品之研究中，因而把用来接受高等教育之短暂而又宝贵的时间浪费了，没有利用这段时间从极端稀少但名副其实、确实罕见的思想家的作品中获得健全的知识，这些作品的作者在历史进程中要经过相当的一段时间才能出现一个，因为自然在每一类中只创造一件，然后就“把模型毁坏”。这一代人中本来也会出现几个这样的奇才，可惜这些年青人遭受了极其有害的、智力平庸的吹捧者、庸才们的庞大同盟以及兄弟会成员的欺骗。今日如同昨日，这种同流合污的现象还是方兴未艾，他们仍高举旗帜，坚持与使其承受羞辱的那些真正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对抗。正是由于他们，才使我们的时代如此衰弱不振，以致我们的父辈这么多年来曾潜心研究、努力理解和认真应用的康德哲学，对当今这一代人来说，又成为陌生的东西，在康德哲学面前他们好像是“七弦琴前的蠢驴”，有时会愚蠢粗野地加以攻击——就像野蛮人对某些陌生的希腊神像投掷石块一样。既然如此，我就有义务建议所有那些主张理性可以直接知觉、领会和认识的人——简言之，主张理性从自身的资源中提供物质认识的人——重新去读这150年来在全世界备受赞美的洛克著作的第一卷，特别是第三章第21～26节中的内容，这些内容是直接用来反对任何内在观念说的。因为，虽然洛克否定一切内在真理并不十分恰当，他甚至把这种否定扩展到我们的形式认识中——这一点已被康德的卓识所纠正——但是，他对整个物质认识的正确看法则是不可否认的，即一切认识都是对于实体的。
我已在我的《伦理学》中说过的这里还必须重复一下，因为这就像西班牙谚语所说的“蒙耳不听者最聋”，即假如理性是一种特别为形而上学设定的能力，一种提供认识材料并能显示它超越于一切可能的经验的能力，那么，如同数学问题的一致性那样，人们在形而上学和宗教问题（因为它们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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