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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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之地，竟将他放在燕赵之地，果然有争夺之心，不谦让的端倪表现出来了。”于是派人在宫阙之下斩了刘旦的使者。
适逢武帝驾崩，昭帝新登位，刘旦果然生怨而责恨议事大臣。刘旦自以为当立长子，与齐王之子刘泽等人图谋叛乱，扬言说：“我哪里能让弟弟在！如今登位的是大将军的儿子。”想要发兵。事情被发觉，应该处死。昭帝本于骨肉恩情予以宽容，就把这件案子压下来不让张扬。公卿派大臣请求处理，朝廷派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两个御史，一齐到燕国去，讽劝晓谕燕王。到了燕国，各在不同的时间，轮流去会见并责问燕王。宗正是执掌刘氏皇族户籍的，首先会见燕王，给他列举昭帝确实是武帝儿子的事实。之后，侍御史再去见燕王，用国法责备他，问道：“燕王你欲要起兵造反，罪状甚明，应当办罪。汉朝有**，诸王只要犯下一点儿小罪过，就得依法判处，怎能宽恕大王你。”用法律条文使他恐惧震动。燕王情绪逐渐低落，心里恐惧。公户满意熟悉儒经义理，最后会见燕王，引述古今道义，国家大礼，言辞华美，喻理庄正。对燕王说：“古来天子，在朝内必有异姓大夫，这是用来匡正王族子弟的；在朝外有同姓大夫，用来匡正姓诸侯。周公辅佐成王，诛杀了他两个弟弟，所以天下太平。武帝在时，还能宽容大王。现今昭帝刚继位，年幼，春秋正富，尚未亲自执政，一切大权委任大臣。古来诛杀惩罚不褊袒内亲外戚，所以天下太平。现在大臣辅佐政事，奉行法律率直办事，不敢有所褊袒，恐怕不能宽恕你燕王。大王可要自己谨慎，不要使自己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这时燕王刘旦才恐惧认罪，叩头认错。大臣们想使他们骨肉和好，不忍用法律制裁他。
后来刘旦又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扬言说“我是次太子，太子不在了，我应当继位，大臣们压抑我”等等。大将军霍光辅政，与公卿大臣们商议道：“燕王刘旦不改过归正，仍旧为恶不改。”于是按法直断，将行诛杀惩罚。刘旦自杀，封国被废，正如给他的策文所指出的。有关官员请求处死刘旦的妻子和儿女。昭帝因为他们是骨肉之亲，不忍执法，宽赦了刘旦的妻子儿女，削为平民。古籍说“兰根和白芷，把它浸泡在臭水里，君子人就不再接近它，平民也不再佩带它”，这是浸泡使它如此的。
宣帝新登位，广推恩泽，弘扬德化，在本始元年(前73年)中又都赐封燕王刘旦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封为安定侯；把燕王原来的太子刘建封为广阳王，让他承奉燕王的祭祀。
伯夷列传（返回目录）
【说明】《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学者们涉猎的书籍虽然很多，但是还要从《六经》里考察真实可信的记载。《诗经》、《尚书》虽然残缺不全，但是还可以从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中考察清楚。唐尧将要退位时，把帝位让给虞舜；虞舜把帝位让给夏禹之际，四方诸侯和州牧都来推荐，这才把他放在帝王位置上加以考察试用。主持国政几十年，功绩卓著以后，才把政权交给他。这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极重要的统绪，所以传授政权是如此地郑重审慎啊！可是诸子杂记里说：唐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仅不接受，反而以此为耻辱，于是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朝，又出现了不接受商汤让位的卞随、务光。这又如何颂扬他们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说是山上可能有许由的坟墓。孔子依次论列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如吴太伯、伯夷这些人，都非常详细。我认为所听到的许由、务光的德行是最高尚的，但是经书里连一点大略的文字记载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以往的仇恨，因而怨恨也就少了。”“他们追求仁德，就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怨恨呢？”我对伯夷的意志深表同情，看到他们未被经书载录的遗诗，又感到很诧异。他们的传记上说：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立叔齐为国君，等到父亲死了，叔齐要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逃走了。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次子。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够很好地赡养老人，就想何不去投奔他呢！可是到了那里，西伯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追尊西伯昌为文王，并把他的木制灵牌载在兵车上，向东方进兵去讨伐殷纣。伯夷、叔齐勒住武王的马缰谏诤说：“父亲死了不葬，就发动战争，能说是孝顺吗？作为臣子去杀害君主，能说是仁义吗？”武王身边的随从人员要杀掉他们。太公吕尚说：“这是有节义的人啊。”于是搀扶着他们离去。等到武王平定了商纣的暴乱，天下都归顺了周朝，可是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耻辱的事情，他们坚持仁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上，靠采摘野菜充饥。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那歌辞是：“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薇菜。以暴臣换暴君啊，竟认识不到那是错误。神农、虞、夏的太平盛世转眼消失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唉呀，只有死啊，命运是这样的不济！”于是饿死在首阳山。
从这首诗看来，他们是怨恨还是不怨恨呢？
有人说：“天道是没有偏私的，总是经常帮助好人。”像伯夷、叔齐应该说是好人呢，还是不该说是好人呢？他们如此地积累仁德，保持高洁的品行，却终于饿死！再说，孔子七十名得意的学生里，只有颜渊被推重为好学，然而颜渊总是穷困缠身，连粗劣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死去了。天道对好人的报偿又是怎样的呢？盗跖成天杀无辜的人，烤人的心肝当肉吃，凶残放纵，聚集党徒几千人在天下横行，竟然长寿而终。这是遵循的什么道德呢？这是极大而又显著的事啊。至于说到近代，那些不走正路、专门违法犯禁的人，却能终生安逸享乐，过着富裕优厚的生活，世世代代都不断绝。而有的人，选好地方才肯迈步，适宜的机会才肯说话，走路，不敢经由小路，不是公正的事决不发愤去做，像这样小心审慎而遭祸灾的人，数都数不过来。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谓天道，那么这是天道呢，不是天道呢？
孔子说：“思想不一致的人，不能相互商量。”也只有各人按着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他又说：“假如富贵是可以寻求得到的话，即使作个卑贱的赶车人，我也愿去做；假如寻求不到，那还是依照自己的爱好去做。”“到了严寒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整个社会混乱污浊的时候，品行高洁的人才会显露出来。这难道不是因为有的人把富贵安乐看得那么重，才显得另一些人把富贵安乐看得那么轻吗？
孔子说：“君子所怕的是一直到死而名不被称述。”贾谊说：“贪财的人为财而死，重义轻生的人为名而献身，矜夸而贪图权势的人为争权而丧生，平民百姓则贪生而恶死。”《易经》上说：“同样明亮的东西，就会相互映照，同属一类的事物，自然相互感应。”“彩云随着龙吟飞腾，谷风随着虎啸而兴起，圣人述作，才使万物本来的面目显露出来。”伯夷、叔齐虽然有贤德，只有得到孔子的称赞，名声才愈加显赫。颜渊专心好学，也只是因为追随孔子，他的德行才更加显著。岩居穴处的隐士，或名声晓达，或湮没无闻，有时也是这样的，像这样的人如果名声埋没得不到称扬，多么可惜啊！穷乡僻壤的士人要砥励德行，树立名声，如果不依靠德隆望尊的人，怎么能扬名后世呢！
管晏列传（返回目录）
【说明】这是管仲、晏婴两位大政治家的合传。在这篇列传中，作者对他们采取了赞美和褒扬的态度。管仲相齐，凭借海滨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聚集财物，使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他善于“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内政、外交功名垂著。他辅佐桓公，一匡天下，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晏婴事齐三世，节俭力行，严于律己，三世显名于诸候。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合传为一。
本文通过鲍叔和晏子知贤、荐贤和让贤的故事，刻意探索和说明了如何对待贤才的问题。管仲其人，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反而更糟，作官被逐，打仗逃跑。鲍叔却不认为他贪、愚、不肖、怯和无耻。反而从囚禁中把他解放出来，并推荐给桓公，使之有机会一展才能。晏子贵为国相，却以石父为知己，即使他在囚禁中，也要迫不及待地解放他，尊重他。一个地位卑贱的车夫，只要知过自改，便予以提拔，荐为大夫。司马迁极力赞美鲍叔和晏子，正是慨叹自己未遇解骖赎罪的知己。所以，他在赞语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此实乃本传之真意。
作者善于用特定人物的动作、个性化的语言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石父虽贤，不幸而为囚犯。晏子遇到他解左骖把他赎出，载回家去，只因“弗谢，入闺，久之，”就被石父深责并要求绝交。行文到此，作者写道，“晏子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晏子于是延人为上客。”首句写出晏子心灵深处的震撼，以及由震撼而形于外在的惶惑之色；二句补写了由震撼而引发出的严肃、敬畏、谦虚、惶惑的表情；晏子的问话又以谦虑的口吻写出他由解骖赎人的壮举而引发的自矜心理；末句晏子的转变也正是心理转变的结果。廖廖三十余字，把晏子由求贤到礼贤的整个过程和心灵深处的变化层次、一个完整的心态，形神毕肖地表现出来。
通过典型细节，以借宾形主的手法刻画人物。作者抓住车夫妻子从门间窥视的细节，来揭示一个女子的内心隐秘。从瞬间的窥视到提出离婚，御妻的神色、姿态、心理已然活现，不仅闪跃着个性的光芒，也表现了她的心计、意念和独特的看人标准。然而写石父、写御妻、写御者，又是为了写晏子。这种借宾形主的手法，使晏子的形象更加丰满了。
由于管、晏的事迹已见于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故本传只“论其轶事”。此《史记》一书之互见法又一显例也。
管仲，名夷吾，是颍上人。他年轻的时候，常和鲍叔牙交往，鲍叔牙知道他贤明、有才干。管仲家贫，经常占鲍叔的便宜，但鲍叔始终很好地对待他，不因为这些事而有什么怨言。不久，鲍叔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促待奉公子纠。等到小白即位，立为齐桓公以后，桓公让鲁国杀了公子纠，管仲被囚禁。于是鲍叔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以后，在齐国执政，桓公凭借着管仲而称霸，并以霸主的身份，多次会合诸候，使天下归正于一，这都是管仲的智谋。
管仲说：“我当初贫困时，曾经和鲍叔一起做生意，分财利时自己总是多要一些，鲍叔并不认为我贪财，而是知道我家里贫穷。我曾经替鲍叔谋划事情，反而使他更加困顿不堪，陷于窘境，鲍叔不认为我愚笨，他知道时运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我曾经多次作官多次都被国君驱逐，鲍叔不认为我不成器，他知道我没遇上好时机。我曾经多次打仗多次逃跑。鲍叔不认为我胆小，他知道我家里有老母需要赡养。公子纠失败，召忽为之殉难，我被囚禁遭受屈辱，鲍叔不认为我没有廉耻，知道我不因小的过失而感到羞愧，却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而感到耻辱。生养我的是父母，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啊。”
鲍叔推荐了管仲以后，情愿把自身置于管仲之下。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在齐国享有俸禄，得到封地的有十几代，多数是著名的大夫。因此，天下的人不称赞管仲的才干，反而赞美鲍叔能够识别人才。
管仲出任齐相执政以后，凭借着小小的齐国在海滨的条件，流通货物，积聚财富，使得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所以，他在《管子》一书中称述说：“仓库储备充实了，百姓才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才能分辨荣辱；国君的作为合乎法度，“六亲”才会得以稳固”“不提倡礼义廉耻，国家就会灭亡。”“国家下达政令就像流水的源头，顺着百姓的心意流下。”所以政令符合下情就容易推行。百姓想要得到的，就给他们；百姓所反对的，就替他们废除。
管仲执政的时候，善于把祸患化为吉祥，使失败转化为成功。他重视分别事物的轻重缓急，慎重地权衡事情的利弊得失。齐桓公实际上是怨恨少姬改嫁而向南袭击蔡国，管仲就寻找借口攻打楚国，责备它没有向周王室进贡菁茅。桓公实际上是向北出兵攻打山戎，而管仲就趁机让燕国整顿召公时期的政教。在柯地会盟，桓公想背弃曹沫逼迫他订立的盟约，管仲就顺应形势劝他信守盟约，诸候们因此归顺齐国。所以说：“懂得给予正是为了取得的道理，这是治理国家的法宝。”
管仲富贵得可以跟国君相比拟，拥有设置化丽的三归台和国君的宴饮设备，齐国人却不认为他奢侈僭越。管仲逝世后，齐国仍遵循他的政策，常常比其它诸候国强大。此后过了百余年，齐国又出了个晏婴。
晏平仲，名婴，是齐国莱地夷维人。他辅佐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国君，由于节约俭仆又努力工作，在齐国受到人们的尊重。他做了齐国宰相，食不兼味，妻妾不穿丝绸衣服。在朝廷上，国君说话涉及到他，就正直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国君的话不涉及他，就正直地去办事。国君能行正道，就顺着他的命令去做，不能行正道时，就对命令斟酌着去办。因此，他在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名声显扬于各国诸候。
越石父是个贤才，正在囚禁之中。晏子外出，在路上遇到他，就解开乘车左边的马，把他赎出来，用车拉回家。晏子没有向越石父告辞，就走进内室，过了好久没出来，越石父就请求与晏子绝交。晏子大吃一惊，匆忙整理好衣帽道歉说：“我即使说不上善良宽厚，也总算帮助您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您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求绝交呢？”越石父说：“不是这样的，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受到委屈而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意志就会得到伸张。当我在囚禁之中，那些人不了解我。你既然已经受到感动而醒悟，把我赎买出来，这就是了解我；了解我却不能以礼相待，还不如在囚禁之中”于是晏子就请他进屋待为贵宾。
晏子做齐国宰相时，一次坐车外出，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偷地看她的丈夫。他丈夫替宰相驾车，头上遮着大伞，挥动着鞭子赶着四匹马，神气十足，洋洋得意。不久回到家里，妻子就要求离婚，车夫问她离婚的原因，妻子说：“晏子身高不过六尺，却做了车的宰相，名声在各国显扬，我看他外出，志向思想都非常深沉，常有那种甘居人下的态度。现在你身高八尺，才不过做人家的车夫，看你的神态，却自以为挺满足，因此我要求和你离婚。”从此以后，车夫就谦虚恭谨起来。晏子发现了他的变化，感到很奇怪，就问他，车夫也如实相告。晏子就推荐他做了大夫。
太史公说：我读了管仲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和《晏子春秋》，这些书上说的太详细了！读了他们的著作，还想让人们了解他们的事迹，所以就依次编写了他们的合传。至于他们的著作，社会上已有很多，因此不再论述，只记载他们的佚事。
管仲是世人所说的贤臣，然而孔子小看他，难道是因为周朝统治衰微，桓公既然贤明，管仲不勉励他实行王道却辅佐他只称霸主吗？古语说：“要顺势助成君了的美德，纠正挽救他的过错，所以君臣百姓之间能亲密无间。”这大概就是说的管仲吧？
当初晏子枕伏在庄公尸体上痛哭，完成了礼节然后离去，难道是人们所说的“遇到正义的事情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吗？至于晏子直言进谏，敢于冒犯国君的威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进就想到竭尽忠心，退就想到弥补过失”的人啊！假使晏子还活着，我即使替他挥动着鞭子赶车，也是我非常高兴和十分向往的啊！
老子韩非列传（返回目录）
【说明】这是一篇关于先秦道家和法家代表人物的重要传记。太史公将老庄申韩合为一传，代表了汉人对道家与法术家关系的重要看法。汉人直承晚周，认为老子之言“君人南面之术”，而庄子祖述老子。韩非《解老》、《喻老》亦从法术家角度言“道德”之意。太史公作四人合传，在当时来说，确实是胸罗道德，纵横概括，指点评说，是一篇很有气魄的雄文，非大家不能。
然而，今天看来，太史公如此处理，也不尽妥当。老子书以无为而有为，多言有无之辩。诚如太史公所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正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庄子书：“天道无为而自然”，“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其思想体系虽本归于老子之言，但主要是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庄子本人则纯是无为。申子言“术”，旨在“因术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是一整套控驭臣下的统治术。韩子言“法”，是在申子“术”治基础上，参合商鞅的“法”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而一的统治术，都以处势为前提，他们的学说虽有联系，但主要是不同。
老子本传以“未知其然否”作结，诚为科学态度。虽然如此，本传仍记述了关于老子的重要资料，如“周守藏室之史”、“隐君子”等。
庄子亦一隐君子。隐君子则是对现实取不合作态度，虽然不是有力的反抗，却可以是强烈的不满。庄子之避世源于愤此。申、韩残酷少恩，而韩子尤甚。韩子书不胫而走，且为秦王所赞赏，原因无他，“兼并者高诈术”也。
韩子死秦狱中，于传后太史公《说难》全文，可见痛惜之意。韩子善为文，思维严密，逻辑性强，论证有力，且语言犀利，锐不可当。《说难》可见其一斑。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做过周朝掌管藏书室的史官。
孔子前往周都，想向老子请教礼的学问。老子说：“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的品德，他的容貌谦虚得像愚钝的人。抛弃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抛弃您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您的，就这些罢了。”孔子离去以后，对弟子们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织网捕获它，会游的可制成丝线去钓它，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它。至于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它是驾着风而飞腾升天的。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吧！”
老子研究道德学问，他的学说以隐匿声迹，不求闻达为宗旨。他在周都住了很久，见周朝衰微了，于是就离开周都。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对他说：“您就要隐居了，勉力为我们写一本书吧。”于是老子就撰写了本书，分上下两篇，阐述了道德的本意，共五千多字，然后才离去，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有的人说：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阐述的是道家的作用，和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
据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也有的人说活了二百多岁，这是因为他能修道养心而长寿的啊。
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记载周太史儋会见秦献公时，曾预言说：“当初秦国与周朝合在一起，合了五百年而又分开了，分开七十年之后，就会有称霸称王的人出现。”有的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也有的人说不是，世上没有人知道哪种说法正确。总之，老子是一位隐君子。
老子的儿子叫李宗，做过魏国的将军，封地在段干。李宗的儿子叫李注，李注的儿子叫李宫，李宫的玄孙叫李假，李假在汉文帝时做过官。而李假的儿子李解担任过胶西王刘的太傅，因此，李氏就定居在齐地。
社会上信奉老子学说的人就贬斥儒学，信奉儒家学说的人也贬斥老子学说“主张不同的人，彼此说不到一块去”，难道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吗？老子认为，无为而治，百姓自然趋于“化”；清静不挠，百姓自然会归于“正”。
庄子是地人，叫周。他曾经担任过地漆园的小吏，和梁惠王、齐宣王是同一时代的人。他学识渊博，涉猎、研究的范围无所不包，他的中心思想却本源于老子的学说。他撰写了十余万字的著作，大多是托词寄意的寓言。他写的《渔父》、《盗跖》、《箧》是用来诋毁孔子学派的人。而表明老子学说为目的的。《畏累虚》、《亢桑子》一类的，都空设言语，没有实事。可是庄子善于行文措辞，描摹事物的情状，用来攻击和驳斥儒家和墨家，即使是当世博学之士，也难免受到他的攻击。他的语言汪洋浩漫，纵横恣肆，以适合自己的性情，所以从王公大人起，都无法利用他。
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派遣使臣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聘请他，答应他出任曹国的宰相。庄周笑着对楚国使臣说：“千金，确是厚礼；卿相，确是尊贵的高位。您难道没见过祭祀天地用的牛吗？喂养它好几年，给它披上带有花纹的绸缎，把它牵进太庙去当祭品，在这个时候，它即使想做一头孤独的小，难道能办得到吗？您赶快离去，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在小水沟里身心愉快地游戏，也不愿被国君所束缚。我终身不做官，让自己的心志愉快。”
申不害是京邑人，原先是郑国的低级官吏。后来研究了刑名法术学问，向韩昭候求官，昭候任命他作了宰相。他对内修明政教，对外应对诸候，前后执政十五年。一直到申子逝世，国家安定，政治清明，军队强大，没有哪个国家敢于侵犯韩国。
申不害的学说本源黄帝和老子而以循名责实为主，他的著作有两篇，叫作《申子》。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他爱好刑名法术学问。他学说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黄帝和老子。韩非有口吃的缺陷，不善于讲话，却擅长于著书立说。他和李斯都是荀卿的学生，李斯自认为学识比不上韩非。
韩非看到韩国渐渐衰弱下去，屡次上书规劝韩王，但韩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当时韩非痛恨治理国家不致力于修明法制，不能凭借君王掌握的权势用来驾驭臣子，不能富国强兵寻求任用是贤能之士，反而任用夸夸其谈、对国家有害的文学游说之士，并且让他们的地位高于讲求功利实效的人。他认为儒家用经典文献扰乱国家法度，而游侠凭借着武力违犯国家禁令。国家太平时，君主就宠信那些徒有虚名假誉的人，形势危急时，就使用那些披甲戴盔的武士。现在国家供养的人并不是所要用的，而所要用的人又不是所供养的。他悲叹廉洁正直的人不被邪曲奸枉之臣所容，他考察了古往今来的得失变化，所以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著作。
然而韩非深深地明了游说的困难。他撰写的《说难》一书，讲的非常，但是他最终还是死在秦国，不能逃脱游说的祸难。
《说难》写道：
大凡游说的困难，不是我的才智不足以说服君主有困难；也不是我的口才不足以明确地表达出我的思想有困难；也不是我不敢毫无顾虑地把意见全部表达出来有困难。大凡游说的困难，在于如何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然后用我的说词去适应他。
游说的对象在博取高名，而游说的人却用重利去劝说他，他就会认为你品德低下而受到卑贱的待遇，一定会被遗弃和疏远了。游说的对象志在贪图重利，而游说的人却用博取高名去劝说他，他就会认为你没有头脑而脱离实际，一定不会录用你。游说的对象实际上意在重利而公开装作博取高名，而游说的人用博取高名去劝说他，他就会表面上录用你而实际上疏远你；假如游说的人用重利去劝说他，他就会暗中采纳你的意见，而公开抛弃你本人，这些都是游说的人不能不知道的。
行事能保密就成功，言谈之中泄露了机密就会失败。不一定是游说者本人有意去泄露机密，而往往是在言谈之中无意地说到君主内心隐藏的秘密，像这样，游说的人就会身遭灾祸。君主有过失，而游说的人却引用一些美善之议推导出他过失的严重，那么游说的人就会有危险。君主对游说者的恩宠还没有达到深厚的程度，而游说的人把知心话全部说出来，如果意见被采纳实行而且见到了功效，那么，君主就会忘掉你的功劳；如果意见行不通而且遭到失败，那么游说者就会被君主怀疑，像这样，游说的人就会有危险。君主自认为有了如愿的良策，而且打算据为自己的功绩，游说的人参与这件事，那么也会有危险，君主公开做着一件事，而自己另有别的目的，如果游说者预知其计，那么他也会有危险。君主坚决不愿做的事，却勉力让他去做，君主去做丢不下的事，又阻止他去做，游说的人就危险。所以说：“和君主议论在任的大臣，就会认为你离间他们彼此的关系；和君主议论地位低下的人，就会认为你卖弄权势。议论他所喜爱的，那么君主就会认为你是在利用他；议论君主所憎恶的，就会认为你试探他含怒的深浅。如果游说者文辞简略，那么就会认为你没有才智而使你遭到屈辱；如果你铺陈辞藻，夸夸其谈，那么就会认为你语言放纵而无当。如果你顺应君主的主张陈述事情，那么就会说你胆小而做事不尽人意。如果你谋虑深远，那么就会说你鄙陋粗俗，倨傲侮慢。这些游说的难处，是不能不知道的啊。
大凡游说者最重要的，在于懂得美化君主所推崇的事情，而掩盖他认为丑陋的事情。他自认为高明的计策，就不要拿以往的过失使他难堪；他自认为是勇敢的决断，就不要用自己的意愿使他激怒；他夸耀自己的力量强大，就不必用他为难的事来拒绝他。游说的人谋划另一件与君主相同的事，赞誉另一个与君主同样品行的人，就要把那件事和另一个人加以美化，不要坏其事伤其人。有与君主同样过失的人，游说者就明确地粉饰说他没有过失。待到游说者的忠心使君主不再抵触，游说者的说辞，君主不再排斥，此后，游说者就可以施展自己的口才和智慧了。这就是与君主亲近不被怀疑，能说尽心里话的难处啊！等到历经很长的时间之后，君主对游说的人恩泽已经深厚了，游说者深远的计谋也不被怀疑了，交相争议也不被加罪了，便可以明白地计议利害关系达到帮助国君立业建功，可以直接指出君主的是非以正其身，用这样的办法扶持君主，就是游说成功了。
伊尹作厨师，百里奚当俘虏，都是由此求得君上的任用。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他们仍然不得不做低贱的事而经历世事如此地卑污，那么智能之士就不把这些看作是耻辱的了。
宋国有个富人，因为天下雨毁坏了墙。他儿子说：“不修好将会被盗”，他的邻居有位老人也这么说。晚上果然丢了很多财物，他全家的人都认为他儿子特别聪明却怀疑邻居那位老人。从前郑武公想要攻打胡国，反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君主。就问大臣们说：“我要用兵，可以攻打谁？”关其思回答说：“可以攻打胡国。”郑武公就把关其思杀了，并且说：“胡国，是我们兄弟之国，你说攻打它，什么居心？”胡国君主听到这件事，就认为郑国君主是自己的亲人而不防备他，郑国就趁机偷袭胡国，占领了它。这两个说客，他们的预见都是正确的，然而言重的被杀死，言轻的被怀疑，所以知道某些事情并不难，如何去处理已知的事就难了。
从前弥子瑕被卫国君主宠爱。按照卫国的法律，偷驾君车的人要判断足的罪。不久，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知道这件事，就连夜通知他，弥子瑕就诈称主的命令驾着君主的车子出去了。君主听到这件事反而赞美他说：“多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病竟愿犯下断足的惩罚！”弥子瑕和卫君到果园去玩，弥子瑕吃到一个甜桃子，没吃完就献给卫君。卫君说：“真爱我啊，自己不吃却想着我！”等到弥子瑕容色衰退，卫君对他的宠爱也疏淡了，后来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个人曾经诈称我的命令驾我的车，还曾经把咬剩下的桃子给我吃。”弥子瑕的德行和当初一样没有改变，以前所以被认为孝顺而后来被治罪的原因，是由于卫君对他的爱憎有了极大的改变。所以说，被君主宠爱时就认为他聪明能干，愈加亲近。被君主憎恶了，就认为他罪有应得，就愈加疏远。因此，劝谏游说的人，不能不调查君主的爱憎态度之后再游说他。
龙属于虫类，可以驯养、游戏、骑它。然而他喉咙下端有一尺长的倒鳞，人要触动它的倒鳞，一定会被它伤害。君主也有倒鳞，游说的人能不触犯君主的倒鳞，就差不多算得上善于游说的了。
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见到《孤愤》、《五蠹》这些书，说：“唉呀，我要见到这个人并且能和他交往，就是死也不算遗憾了。”李斯说：“这是韩非撰写的书。”秦王因此立即攻打韩国。起初韩王不重用韩非，等到情势吃紧，才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他，还没被信用。李斯、姚贾嫉妨他，在秦王面前底毁他说：“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各国，韩非到头来还是要帮助韩国而不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国留的时间长了，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的祸根啊。不如给他加个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他说的对，就下令司法官吏给韩非定罪。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叫他自杀。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是非，又不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韩非已经死了。
申子、韩子都著书立说，留传到后世，学者大多有他们的书，我唯独悲叹韩非撰写了《说难》而本人却逃脱不了游说君主的灾祸。
太史公说：老子推重的“道”，虚无，顺应自然，以无所作为来适应各种变化，所以，他写的书很多措辞微妙不易理解。庄子宣演道德，纵意推论，其学说的要点也归本于自然无为的道理。申子勤奋自勉，推行于循名责实。韩子依据法度作为规范行为的绳墨，决断事情，明辨是非，用法严酷苛刻，绝少施恩。都原始于道德的理论，而老子的思想理论就深邃旷远了。
司马穰苴列传（返回目录）
【说明】这是司马穰苴的单传。全文围绕着司马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这条纲，写他诛杀国君宠臣庄贾、整饬军队，和士卒同甘共苦的治军史实，收到战士争相为之奋勇作战，使晋、燕之师不战而屈，收复失地的功效，活画出一代名将的鲜明形象。
作者善于粗线条地勾勒当时的背景，让人物在特定环境中充分活动，略貌取神地显示出人物的个性特征。
田穰苴就是在齐国遭到晋燕两国人侵，而齐军又惨遭失败的背景下受命出征的。然而，他的地位卑贱，没有威望，人微权轻，何以服众，何以治军，又何以御敌呢？他深知齐军所以战败是军队**，没有严格的纪律，所以他首先要整饬军队，建立威信。
杀庄贾就是立威的开始。而穰苴的形象就是通过他具体的言行塑造的。庄贾是景公的宠臣，身为监军，在国土沦丧、前线紧急的情势下，视军纪如儿戏，与亲朋好友饮宴，约定“日中会于军门”，竟日暮才到。
与庄贾相比照，穰苴却在约定时间提前到达。他立表下漏，以待庄贾，约定时间庄贾未至，就扑表决漏，照原定步骤检阅军队，申明纪律。穰苴杀庄贾前的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实乃是对全军将士的要求。诛杀庄贾就是严明军纪的兑现。监军尚可杀头，还有谁敢把军纪当作儿戏呢？所以，号令三军、巡行示众，使全军为之振。
景公的使者本来是持诏赦免庄贾的。只因时间迫在眉睫才“驰入军中”，穰苴也因他违犯了军规，给予严肃的处理。这就告诫三军：在军队中将领的权力是至高无尚的，必须严格遵守，不容一丝懈怠。而他本人，身体力行，对战士关心倍至。他亲自过问士兵的饮食，探问疾病，安排医疗，把自己专用的军需品拿出来款待士兵，并和士兵平分粮食，这在当时官兵悬殊、等级森严的情况下，必然受到士兵的爱戴，以致带病、体弱的战士也都要求一同奔赴战场。
这样，一位身负重任，治军严谨，与战士同甘苦的将领形象，在与庄贾的比照中，其形象就更显得鲜明生动了。
司马穰苴，是田完的后代子孙。齐景公时，晋国出兵攻打齐国的东阿和甄城，燕国进犯齐国黄河南岸的领土。齐国的军队都被打得大败。齐景公为此非常忧虑。于是晏婴就向齐景公推荐田穰苴，说：“穰苴虽说是田家的妾生之子，可是他的文才能使大家归服、顺从；武略能使敌人畏惧。希望君王能试试他。”于是齐景公召见了穰苴，跟他共同议论军国大事，齐景公非常高兴，立即任命他做了将军，率兵去抵抗燕、晋两国的军队。穰苴说：“我的地位一向是卑微的，君王把我从平民中提拔起来，置于大夫之上，士兵们不会服从，百姓也不会信任，人的资望轻微，权威就树立不起来，希望能派一位君王宠信、国家尊重的大臣，来做监军，才行。”于是齐景公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派庄贾去做监军。
穰苴向景公辞行后，便和庄贾约定说：“明天正午在营门会齐。”第二天，穰苴率先赶到军门，立起了计时的木表和漏壶，等待庄贾。但庄贾一向骄盈显贵，认为率领的是自己的军队，自己又做监军，就不特别着急；亲戚朋友为他饯行，挽留他喝酒。已经等到了正午，庄贾还没到来。穰苴就打倒木表，摔破漏壶，进入军营，巡视营地，整饬军队，宣布了各种规章号令。等他布署完毕，已是日暮时分，庄贾这才到来。穰苴说：“为什么约定了时刻还迟到？”庄贾表示歉意地解释说：“朋友亲戚们给我送行，所以耽搁了。”穰苴说：“身为将领，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就应当忘掉自己的家庭，来到军队宣布规定号令后，就应忘掉私人的交情，擂鼓进军，战况紧急的时刻，就应当忘掉自己的生命。如今敌人侵略已经深入国境，国内骚乱不安，战士们已在前线战场暴露，无所隐蔽，国君睡不安稳，吃不香甜，全国百姓的生命都维系在你的身上，还谈得上什么送行呢！”于是把军法官叫来，问道：“军法上，对约定时刻迟到的人是怎么说的？”回答说：“应当斩首。”庄贾很害怕，派人飞马报告齐景公，请他搭救。报信的人去后不久，还没来得及返回，就把庄贾斩首，向三军巡行示众，全军将士都震惊害怕。过了好长时间，齐景公派的使者才拿着节符来赦免庄贾。车马飞奔直入军营。穰苴说：“将领在军队里，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又问军法官说：“驾着车马在军营里奔驰，军法上是怎么规定的？”军法官说：“应当斩首。”使者异常恐惧。穰苴说：“国君的使者不能斩首。”就斩了使者的仆从，砍断了左边的夹车木，杀死了左边驾车的马，向三军巡行示众。又让使者回去向齐景公报告，然后就出发了。土兵们安营扎寨，掘井立灶，饮水吃饭，探问疾病，安排医药，田穰苴都亲自过问并抚尉他们。还把自己作为将军专用的物资粮食全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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