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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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财谋利的官员从此产生了。
后来汉将每年以数万骑出击胡人，终至车骑将军卫青攻占匈奴河套以南的土地，修筑了朔方城。那时候，汉朝正在打通西南夷的道路，动用数万人，从千里之外肩扛担挑运送粮食，大约每十余钟运到的只有一石，将钱币散于邛、（ｂó，伯）地区以招徕那里的人民。一连数年道路不通，那里的蛮夷人乘机屡次进攻，官吏发兵诛杀他们。以巴蜀地区的全部租税不足以维持这种局面，于是招募豪民在南夷地区种田，将收获的粮食卖给当地县官，而到京都内府支取粮款。向东开凿通向沧海郡的道路，人工的费用与南夷相仿佛。又调发十万多人修筑并守卫朔方郡，水陆运输的路程极为辽远，自山以东都承受了这个负担，花费数十万以至百万万，府库更加空虚。于是招募百姓能向政府缴纳奴婢的，得以终身免除租赋徭役，原是郎官的增加品级，以及纳羊者得郎官，就始于此时。
过了四年，汉派遗大将率领六位将军，十多万军队，出击匈奴右贤王，杀死及俘获共一万五千人。第二年，大将军率六将再次出击胡人，杀死及俘获一万九千人。赏赐给杀获敌人的将士黄金多达二十多万斤，投降的胡虏数万人也得到很厚的赏赐，衣服、食物全都仰仗县官供给。而汉军士、马匹死了十多万，兵器甲仗等物水陆运输的费用还都不计算在内。于是大农条陈说，倾尽库藏钱和赋税收入仍不足以供给战士的费用。负责人员道：“天子说：‘朕听说五帝的教命不相重复天下同样得到治理，禹和汤法律不同都是一代之王，走的路子不同，建立的功德则完全相同。北部边境未得安宁，朕深念于此。这些日子以来，大将军攻匈奴，斩首并俘获一万九千人，而富人屯积财物，贫者没有粮食吃。你们商量一下，命百姓出钱买爵并得以缴纳赎金减免禁锢等罪刑。’据此，请准于设置赏官，名为武功爵。每级价十七万，共值三十多万金。凡买武功爵
到官首一级的，可通过测试补为吏，并优先除授；千夫一级与五大夫相当；有罪的降二等；武功爵最高可至乐卿。以此使军功显荣。”而实际军功爵有许多超过了这个等级，大者封侯或封卿大夫，小者为朗为吏。吏制杂乱多端，官员名位变轻，职任也荒废了。
自从公孙弘以《春秋》大义绳治官民，从而取得汉丞相的职位，张汤以峻文苛法断事当上了延尉，于是产生了因“见知不举报”、“不遵天子之命”、“沮格、诽谤”等罪名，便穷治不休，以致入监入狱的事。第二年出现了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的事，公卿寻根究底，审理此案，把他们的党羽一网打尽，获罪而死的达到数万人，从此官吏更加惨急，法今更加苛细了。
那时候，朝廷正在招揽、尊崇方正、贤良、文学等士人，有的升任为卿大夫。公孙弘以汉朝丞相的身份，盖布被，饭食也很简单，欲以此作天下人的榜样。但是对世人影响很小，从此便渐渐以功利为务了。
第二年，骠骑将军再次出击胡人，斩敌首四万级。当年秋天，匈奴浑邪王率领数万人投降，于是，汉朝廷调发二万辆车迎接。降人到京城后，受到赏赐，连同有功将士也一并受了赏。这一年花费达一百多万万钱。
起初，于十数年前黄河决口于观县，梁楚地区原已数次遭困，而缘河诸郡筑堤塞河，每每重又堤坏河决，费用之多无法计算。此后番系欲节省砥柱漕运的费用，引汾水、黄河水为渠造渠田，开渠的达数万人；郑当时因渭水漕运曲折路远，自长安到华阴开凿一条直渠，有数万人施工，朔方郡也开凿水渠，数万人参加。各自都历时传23年之久，功且未成，花费也都达到数十万万。
天子为讨伐胡人，大量养马，到长安就食的马多达数万匹，养马士卒关中不足，就从附近诸郡调发。而投降的胡人都靠县官供给衣食，县官财力不足，天子就减少膳食费用，解下自己乘车上的马匹，从私人仓库御府中拿出钱财养活他们。
第二年，山以东地区遭受水灾，老百姓大多陷于饥饿困乏之中，于是天子派遗使者，尽出郡国仓库中的物资赈济贫民。仍不够用，又招募豪富人家借贷予贫民，还是不能救灾民脱困境，就把贫民迁徙到关西，或充实到朔方郡以南的新秦中去，约七十余万人，衣食都靠县官供给。数年之间，借给他们产业，派使者分部保护他们，一批批的天子使者，冠盖相望，道路不绝。费用以亿计，多不可计算。于是县官财力告竭。
然而富商大贾有的蓄积财物，奴役贫民；前呼后拥，车乘百余辆；屯积居奇，封君对他们也都伏首低眉，仰仗他们供给物资。有的冶铸煮盐，家财积累到万金，而不帮助国家的急难，黎民百姓陷于重困之中。于是天子与公卿商议，另造钱币以足用，并打击摧折那些浮华荒淫的兼并之徒。那时皇帝苑囿中有白鹿，少府有许多银锡。自孝文帝另造四铢钱以来，已有四十多年，从建元年间以来，用度不足，县官往往在产铜多的山旁冶铜铸钱，百姓也乘机偷铸，数目很大。钱越来越多而且轻，货物越来越少而且贵。有关机构的官员说：“古时候有皮币，诸侯骋享时使用。金有三等，黄金是上等，白金为中等，赤金为下等。如今的半两钱法定重量是四铢，而奸盗人等摩钱里以取铜屑，钱更轻薄物价更贵，远方用钱很不方便。”于是以白鹿皮一尺见方，饰以绣文，制成皮币，直四十万钱，规定王侯宗室来朝觐聘享，玉璧都必须以皮币作衬垫进献，然后礼仪得行。
又杂铸银锡制成白金，认为天所用最重要的是龙，地所用最重要的是马，人所用最重要的是龟，所以把白金分作三品，第一品重八两，圆形，花纹为龙，名为“白选”，值三千钱；第二品重量较小，方形，花纹是马，值五百钱；第三品又小一些，随圆形，花纹是龟，值三百钱。命令县官销毁半两钱，另铸三铢钱，钱文与重量相同。盗铸各种金钱的一律是死罪，但是盗铸白金的吏民仍是不可胜数。
于是任命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兼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被任命为侍中。咸阳，是齐地煮盐的大商人，孔仅是南阳地区冶铸业的首户，产业（致生之业）都积累到千金以上的规模，所以郑当时才向朝廷推荐他们。弘羊，是雒阳商人的儿子，因善于心算，十三岁就当了侍中。这三人讲求财利的事那真可说是精细入微，察见毫末了。
法律既然越来越严酷，官吏多因罪免官。加上不断打仗，百姓买爵以求免赋役，大多买到五大夫一级，官府可徵发的人越来越少了。于是除授有千夫、五大夫爵位的人为吏，不愿为吏的向官府交马匹求免；原来为吏的都免去职务，责令到上林苑砍伐荆棘，或去开凿昆明池。
第二年，大将军、骠骑将军大规模出兵与胡人作战，捕获斩杀敌人**万，赏赐有功将士五十万金，汉军死于战场的马多达十余万匹，运输和制造兵车衣甲的费用还不计算在内。当时财政匮乏，战士有许多人得不到俸禄。
有关机构的人说三铢钱重量小，容易从中舞弊，于是请准于诸郡铸五株钱，将钱背面四周加厚为钱郭，使人无法磨取铜屑。
大农奏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的话说：“山海是天地藏物的大仓库，都应该属于少府，陛下不为私有，命属于大农作为赋税的补充。请准于招募百姓自备经费，使用官府器具煮盐，官府供给牢盆。一些浮游无籍的人欲独占山海的利益，求取财富，奴役贫民取利。他们阻挠此事的议论，听不胜听。建议敢于私铸铁器、煮盐的，钛其左脚趾，没收其器物用具。不产铁的郡设置小铁官，隶属于所在县。”于是使孔仅、东郭咸阳乘着传舍的车子到各地去督促实行官办盐铁，建立官府，除授原来经营盐铁的富家为吏。吏制更加杂乱，不再行选举制，官吏中有许多是商人。
商人因钱经常改变，就多积货物以追逐利润。于是公卿建议说：“郡国颇受灾害，贫民没有产业的，招募他们迁徙到地多而富饶的地方。陛下为此降低膳食等级、节省费用，拿出皇宫中的钱来赈济百姓，放宽借贷的利率和赋税等级，然而百姓仍不能都去田亩中耕作，商人数目不断增加。贫民没有积蓄，都仰赖县官供给衣食。以前轺车、商人所有的缗钱都要征收多少不等的算赋，请准许像往时一样出算赋。那些属于末作的商人凡赊贷买卖，屯积居奇，以及营商取利的人，即使没有市籍，也要各自按自己的货物，赀产认定应占的算赋等级，通常是缗钱二千为一算。诸种手工行业有租税以及冶铸业的人家，大抵四千缗为一算。不属于官吏的三老、北部边境的骑士，有轺车一辆为一算；商人有轺车一辆为二算；有船长五丈以上的为一算。有隐匿不自度赀产，或隐瞒部分赀产的，罚到边境戍守一年，没收赀产。有能告发的，给予被告发者赀产的一半。商人有市籍的，连同他的家属，都不许占有土地，以有利于农民。有敢违犯此令的，没收为他种田的田仆入官。
天子于是想起卜式的话，封他官为中郎，爵为左庶长，赐给农田十顷，还布告天下，使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
卜式是河南人，以种田养畜为业。当初，父母去世后，留下一个年少的弟弟。等弟弟长大成人，就与他分了家，自己只要了百余只羊，其余田地、房屋等全都留给弟弟。从此卜式入山牧羊，经过十多年，羊繁育到一千多只，买了田地宅舍。他的弟弟却家业尽破，卜式每每再分给他一些。这时候汉朝廷正数次遣将出兵对匈奴作战，卜式上书说，愿意把一半家产交给官府作为边境作战费用。天子派使者问他：“你是想做官吗？”卜式说：“为臣自幼放牧，不熟习官场的事，不愿做官。”使者问：“是家中有冤屈，有话要对天子说？”卜式道：“臣生来与人无争，同邑人有贫穷的我就借贷给他，不善良的我就教导他，使他驯良，邻里人都愿听我的话，我怎会受人冤屈！没有要对天子说的话。”使者说：“那么，你捐了这么多家产，究竟为了何事？”卜式道：“天子要讨伐匈奴，我认为应该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这样才能灭掉匈奴。”使者把他的话回报了天子。天子又转告公孙弘丞相。公孙弘说：“这不合人情。不守法度的人，不可以作天下楷模以扰乱了法纪，原陛下不要再去理会他。”于是天子很久没给卜式答复，数年后，打发他离开京城。卜式回家后，依旧种田放牧。过了一年多，正赶上汉军屡次出征，浑邪王等人投降，县官花费很大，仓库空虚。第二年，贫民大迁徙，都靠县官供给，县官没有力量全部负担起来。卜式拿着二十万钱交给河南太守，作为被迁百姓的花费。河南呈上富人资助贫人的籍账，天子见到上面卜式的名子，尚能记得，说道：“这是前些日子，要献一半家产助边的那个人”，于是赐给卜式免戍边徭役四百人的权力。卜式又把它全都交给县官。那时富豪人家为了逃税争着隐匿家产，唯有卜式热衷于输资帮助官府。天子于是认为卜式的确是位有德长者，才给他显官尊荣以诱导百姓。
起初，卜式不愿做郎官。天子说：“我有羊在上林苑中，想请你替我放牧。”卜式才做了郎官，却是穿着布衣草鞋的放羊郎。一年多后，羊群肥壮且繁殖了很多。天子路过这里看到羊群，夸奖他一番。卜式道：“不但是羊，治理百姓与这是同一道理：让他们按时起居，不断把凶恶的除掉，不要让他败了群。”天子听了很是惊奇，封他为缑氏令试一试他的本领，果然缑氏百姓反映很好。升任为成皋令，办理漕运的政迹又被评为“最”好。天子认为卜式为人朴实忠厚，封他做了齐王太傅。
而孔仅由于出使各地铸作铁器，三年之中升任为大农令，位列于九卿。而桑弘羊当上了大农丞，管理有关会计事务，慢慢设置起均输制度来流通货物了。
这时期开始允许吏缴纳谷物补为官，补为郎官缴纳的谷物多至六百石。
自从制造白金和五铢钱以后五年，赦免官民因盗铸金钱获死罪的数十万人，天子没有发觉而被地方处死的，不可胜数。自出赎金经赦免罪的有百余万人。然而犯罪又能出得起赎金的连一半人也没有，普天之下大约所有人都无顾忌地盗铸金钱了。犯罪的人太多，官吏不可能把他们全都诛死，于是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人按照尚书诸曹职司的不同划分权限，巡察郡国，揭发，举报兼并之徒以及身为郡守、国相等职，却利用职权图谋私利的人。而御史大夫张汤这时正处在官势显赫、大权在握的时候，减宣、杜周等人任御史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人以执行法律惨急深刻被提升为九卿，在这种局面下，如直指夏兰这类人开始出现了。因而有大农令颜异被杀的事发生。
起初，颜异是济南的一个亭长，因办事清廉直率慢慢升迁到九卿的地位。天子与张汤既已制造了白鹿皮币，问颜异有什么看法，颜异说：“如今诸侯王朝见天子有苍璧，价值不过数千钱，而作为垫衬的皮币反而值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听了很不高兴。张汤又与颜异平素有些过节，适巧有人以其他事告发颜异，此事交给张汤审理。颜异曾经与客人闲谈，客人说到某法令初颁下时有些弊病，颜异没有说话，客人以为他与己见不同，反唇讥刺几句。张汤知道此事后上奏天子说，颜异身为九卿，见法令有不妥处，不向朝廷进言，只在心中诽谤非难，其罪当死。从此之后，有了“腹诽“的罪名，而公卿大夫多以谄媚逢迎、阿谀奉承取悦于人了。
天子既颁发了算缗钱令并尊崇卜式为天下人的榜样，而百姓终究不肯拿出钱财帮助县官，于是发生了怂恿告缗钱的事。
郡国有许多盗铸的金钱，大多不够分量，因而公卿请求命京城铸造钟官赤侧钱，一个当五个，向官府缴纳赋税以及其他对官方使用的场合，不是赤侧钱不许使用。从此白金的价值降低了，百姓不在珍视它，县官下令禁止，仍无作用。一年多后，白金终于废止不用。
这一年，张汤死，而百姓对他毫无思念之情。
此后二年，赤侧钱又贱，老百姓千方百计把它花出去，这对市场很不利，赤侧钱又废弃了。于是下令所有郡国都不许再铸钱，专门命上林苑三官铸造。流行的钱既已很多，下令天下，凡不是三官铸造的钱币不许使用，诸郡国以前铸造的钱币全都销毁，把销钱得到的铜上缴三官。百姓铸钱的事更少了，铸钱所获利益还没有花费大，只有巧工匠和大奸商才有能力盗铸。
卜式做了齐国诸侯相，而杨可掀起的告发隐匿缗钱的事遍及天下，中等人家以上大约都被告发。由杜周加以审理，很少有能反案的。于是分别派遣御史、廷尉、正监等官员按不同使命出使诸国，顺便治理郡国隐匿缗钱的案子，所得没收老百姓的钱物以亿计，奴婢上千万，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产也与这些数字相当。于是商人中等以上人家大约全都破了家，从此老百姓满足于美衣美食，得吃就吃，得喝就喝，谁也不再经营买卖、蓄藏等事业了，而县官因为有官办盐铁和告缗钱这两件事，财政宽裕多了。
接着，把函谷关东迁三百多里扩大关中地域，设置了京都左右辅都尉。
起初，大农有许多经管的盐铁官布，因而设置了水衡都尉，想让他主管盐铁事。等到杨可告发隐匿缗钱的事发生后，上林有许多财物，就命水衡主管上林。上林财物既满，便扩大上林的规模。这时越国打算与汉朝用船决战，于是大规模修建昆明池，池周筑观宇环绕。建造楼船，有十丈多高，上面插着旗子，很是壮观。天子受这气派的感染，建造了柏梁台，高达数十丈。修建的宫室，也从此日趋于富丽。
于是把缗钱分给各官府，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还各自设置了农官，往往就地在各郡县整治没收来的土地，加以耕种。没收来的奴婢，则分给诸苑囿，使喂养狗马禽兽，或者分给诸官府。诸官府更设置了做各种事情的奴婢，罪徒奴婢众多，因而由黄河漕运至京的粮食大约增加到每年四百万石，并且还要官府自籴一部分粮食才能足用。
所忠上书说：“世家子弟和富人或斗鸡赛狗赛马，或射猎赌博游戏，扰乱齐民的生活。”于是惩罚诸罪犯，命他们互相攀引，牵连达到数千人，称为“株送徒”。入财的既得以补为郎官，郎官的选拔从此衰退了。
这时山以东遭受黄河水灾，并且一连数年粒米不收，方圆一二千里之间，易子而食。天子心中怜悯，下诏书说：“江南火耕水耨，命饥民可流亡到江淮之间寻口饭吃，想留在那里的，可在那里定居。”派遣的使者冠盖相连，来往于道路，护送这些饥民，并从巴蜀运来粮食赈济他们。
明年，天子开始巡察郡国。东渡黄河，河东太守没有想到天子的车驾会来到这里，供具不备，失了礼教，畏罪自杀。西行穿过陇山，陇西太守因车驾来去仓猝，准备不足，以致天子从官连饭也吃不上，陇西太守自杀。于是天子北出萧关，随从数万骑，在新秦中射猎，以此布勒边兵，然后回到京城。见新秦中有的地方千里之间没有一名亭兵徼卒，于是尽杀北地太守以下官员，并命百姓，得以到边境诸县放牧牲畜，官府贷给母马，三年归还，利息十分之一，废除告缗令，以此充实新秦中地区。
既得宝鼎以后，设立了后土祠、太一祠，公卿在讨论在关封禅的事宜，而天下郡国都在预先修桥铺路，缮治原有的宫室，那些临近驰道的县分，在准备官库，储藏物品，设置需供给的用具，巴望并等待着天子车驾的幸临。
第二年，南越反叛，西羌侵犯边境以逞凶暴。于是天子因山以东年成不好，赦免天下囚犯的罪行，就南方的楼船士卒二十多万人一起进攻南越，数万人调发三河以西的马匹为坐骑进攻西羌，还有数万人西度黄河修筑令居城。这一年设置了张掖、酒泉郡，而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地设置田官，使在这里戍守的候卒逻兵六十万人一面戍守，一面耕种。中国内地则缮治道路以馈运粮饷，路远的达三千里，近的也有一千多里，全都仰仗大农供给。边境的兵器不足，就调发武库和工官的兵器来满足那里的需要。兵车和战马不够，县官钱少，很难买到马匹，就制定一项命令：封君以下至于年俸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等级不同缴纳不同数目的母马，分给天下驻兵的亭牧养，使每亭都有母马，每年考核其喂养繁息的成绩以定尝罚。
齐国相卜式上书说：“为臣曾闻说天子有忧虑，是臣子的耻辱。如今南越反叛，臣父子情愿与从齐国发来的操船兵卒一起战死于南越战场。”天子下诏说：“卜式虽然是个耕田放牧人，并不以此求利，每有剩余就帮助县官缓解经费的困难。如今天下不幸有危急的事发生，而卜式奋勇请求父子为此献身，虽没有参加战斗，心中的义念可说是已表现出来了。特尝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黄金六十斤，农田十顷。”布告天下，但天下没有人响应。诸侯有上百名，没有一人要求从军与羌、越作战。于是到九月诸侯朝见，尝酎（ｚｈòｕ，宙）献酎金时，命少府检查酎金的成色，列侯由于酎金分量不足被削夺侯位的有一百多人。拜卜式为御史大夫。
卜式既有了这等重要的官位，见到许多郡国反映县官作盐铁的坏处，如铁器质量差，价钱贵，还有的强迫百姓买卖。而船有算赋，以船运货的商人少，商品昂贵，于是通过孔仅上书反映船只征收算赋的事。天子因此对卜式很不满意。
汉朝接连打了三年仗，杀掉了西羌入侵的军队，灭了南越国，番禺以西直到蜀南初次设了十七郡，姑且按照他们原来的风俗加以治理，不征收赋税。南阳至汉中之间旧有的郡县各自承担与自己毗邻的新设郡中吏卒的薪俸、食品、钱物，以及驿传所用的车马被服等具的一切费用。而新设郡县还时常有小规模的反叛，诛杀官吏，汉朝调发南方的官吏兵卒前往镇压，每年有万余人，费用都靠大农支给。大农以均输法调各地盐铁所得，以补充赋税的不足，所以才能应付得了。然而士兵路过的县城，不过做到供给无缺就是了，再也谈不上遵守赋税成法了。
第二年，即元封元年，卜式贬官做了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令，完全代替孔仅管理天下盐铁。由于各地官员们自做买卖，相互间竞争，所以价格涨落很快，而天下所缴赋税有的还不够偿还转运的脚力钱，桑弘羊于是请求设立大农部丞官数十名，分别掌管各郡国的大农事务，各自又往往在主要县分设立均输官和盐铁官，命边远地区都以物价贵时，商人从该地区向外地贩运的物品为赋税，而由政府互相转输。在京城设立平准机构，总受天下输纳来的物品。召雇工官制造车辆等器物，都由大农供给费用。大农所属各个机构全部垄断了天下的货物，物贵则卖出，贱则买入。这样，富商大贾无从牟取大利，就会反本为农，而所有商品都不会出现价格忽涨忽落的现象。由于天下物品价格都受其抑制的缘故，所以称之为“平准”。天子认为有道理，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天子巡游向北到朔方郡，向东到太山，又巡行海上，以及北部边郡，然后归来。所过之处都有赏赐，用去帛一百多万匹，钱、金以亿计，全由大农支出。
弘羊又请求允许吏得以缴纳粮食补官，以及罪人纳粮赎罪。命百姓能向甘泉宫的仓库缴纳多少不等的粮食，得以免除终身赋役，不受告缗令的影响。其他郡县的百姓则各自向急需处交纳，而各处的农民都各自纳粮，山东漕运到京的粮食每年增加了六百万石。一年之中，太仓、甘泉宫仓堆满了粮食，边境剩余的粮食和其他物品，按均输法折为帛五百万匹。不向百姓增收赋税而天下用度得到满足。于是赐给桑弘羊爵为左庶长，黄金二百斤。
这一年有轻微的旱灾，天子派遣官员求雨。卜式说道：“县官应该以租税为衣食，如今桑弘羊使官吏坐于列肆中买卖货物，求取利润，将桑弘羊下锅煮了，天才会下雨。”
太史公说：农工商之间相互贸易的路子沟通了，就有龟贝金钱刀布等货币产生。这是很久的历史了，自高辛氏以前年代太远，无从记述。所以《尚书》最早讲到唐虞时期事，《诗经》最早讲到殷周时期事，一般是世道安宁则按庠序中的长幼序尊卑，先农本而后商末，以礼义为限制物利的堤防；世道变乱就会与此相反。所以物太盛就会转为衰落，时事达到极点就会转变，一质之后有一文，与终后有始，始后有终的终始之变是一样的。《禹贡》中的九州，各自根据其土地所适宜、人民所多所少缴纳职贡。商汤和周武王承前朝弊政之后有所改易，使百姓不致疲弊困乏，各自都小心谨慎地致力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而与禹时相比，已稍微有缓慢衰落的气象了。齐桓公采用管仲的计谋，统一货币，从山海的事业中求取财富，以朝会诸侯，利用区区齐国成就了霸主的威名。魏国任用李克，充分利用地力，发展农业生产，成了强国。从此以后，在战国时期天下互相争夺，以诡诈武力为贵，轻视仁义道德，以富有之道为先，以推让等礼仪为后。所以百姓中间富有的积财产上亿计，而贫穷的糟糠之食尚不能满足；诸侯国强大的或至并吞诸小国而使诸侯称臣，弱小者有的至于断绝祭祀而亡国。延续到秦，终于使海内统一。虞、夏时的货币，金有三种，或者黄、或者白、或者赤；此外或者用钱，或者用布、或者用刀，或者用龟贝。及至到秦朝之间，一国货币分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单位，是上等货币；铜钱上的文识为“半两”，重量与文识相同，是下等货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只作为器物的装饰、作为宝藏，不作货币使用。然而其价格随时不同，高低无常。于是外对夷狄作战，内部兴利除弊建立功业，天下百姓尽力耕种不够供给粮饷，女子纺织不足穿衣。古时曾经竭尽天下的资财以奉献给天子，天子仍以为不够使用。没有别的缘故，主要是当时各种事务互相影响，共同作用造成的，有什么可奇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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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任安，字少卿，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本书卷一百四《田叔列传》中附有褚先生补记的《任安传》。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关于此信的写作年代，一说是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另一说是在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
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今天我们读着这部不朽的巨著，遥想司马迁当年写作时的艰辛与坚毅，怎能不对他的崇高精神无比敬佩呢！
本篇不仅对我们研究司马迁的思想以及《史记》的写作动机和完成过程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并且在文学史上是不可多得的散文杰作，古人早就把它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此文之奇，首先表现为气势的磅礴。作者长久郁积心中的悲愤，借此文喷薄而出，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其气势之壮阔，令人惊叹。此文之奇，更在于他的纵横开阖、起伏迭岩。作者是坦率的，但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又是极其复杂的，他无意矫饰，但三言两语又无法说清，所以他就一一地如实道来。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曲折反复，一波三折，充分表现出笔力的雄健。此外，行文的流畅，语言的生动，骈句、散句自然错落，排句、叠句时有穿插，使本篇在散文形式上也具有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本文原载《汉书?司马迁传》，后又收入《文选》，两书文字略有出入。这里以《汉书》所载为底本，以《文选》参校。
太史公、像牛马一般的仆役、司马迁再拜说：
少卿足下：前时，蒙您屈尊给我写信，教导我待人接物要谨慎，应把推荐贤士当作自己的责任。情意那样诚恳，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才能庸劣，也曾从旁听说过有德之人留传下来的风尚。只是自己以为身体残缺处于污秽耻辱的境地，行动就要受指责，想做有益之事反而招来损害，因此只能独自愁闷，没有谁可以去诉说。谚语说：“为谁去做事？谁来听从你！”锺子期死后，俞伯牙终身不再弹琴，为什么呢？士人要为他的知己效力，女子要为喜爱她的人梳妆美容。像我这样的人，即使自己怀有的才能像随侯珠及卞和玉那样宝贵，品行像许由和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再以此为荣，恰恰只能被人耻笑而自取污辱罢了。您的信本应早日回复，正赶上随从皇上东巡归来，又忙于一些琐事，与您见面的机会较少，匆匆忙忙没有半点空闲，能够尽情陈述自己的心意。如今您遭到无法预料之罪，再过一个月，逼近冬末，我又迫于跟随皇上到雍地去，恐怕突然之间就会发生不可避免的事，那样我最终也就不可能向您抒发我的愤懑之情了，那么您的魂魄也会抱恨无穷的。请允许我把浅陋的意见略加陈述，时隔很久没有回信，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说，修身是智慧的集中体现；爱人和助人是仁的发端；要得到什么和付出什么是义的标志；有耻辱之心是勇敢的先决条件；树立名誉是行为的最终目标。士人有了这五个方面，然后才可以立身于世并进入君子的行列。所以祸没有比贪欲私利更惨的，悲没有比刺伤心灵更痛苦的，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的，耻辱没有比宫刑更大的。受刑之后得到余生的人，无法和别人相比，并非一代如此，由来已久了。从前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同乘一辆车，孔子见到后就到陈国去了；商鞅依靠宦官景监的引见得到重用，赵良感到寒心；赵谈陪文帝乘车，袁丝脸色都变了。自古以来就以宦官为耻辱。那些才能平庸的人，事情只要涉及到宦官，就没有不感到丧气的，何况是那些志气昂扬的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可怎么能让一个受了宫刑的人来举荐天下的豪杰呢！我仰仗先人留下的事业，才能在皇帝左右为官达二十多年。所以常自思自想，往高处说，不能尽心报效诚信，也没有因出奇的谋略和特殊的能力受到赞誉，取得贤君的信任；其次又不能为皇帝拾取遗漏弥补缺陷，也不能招纳举荐贤能之人，并让山野中的隐士显露才能；对外又不能参加军队，攻城野战，有斩杀敌将夺取敌人军旗的功劳；往低处说，不能以日积月累的辛劳，取得高官厚禄，使亲族朋友都感到荣耀。这四者没有一件如愿以偿，只好勉强求合以博得皇上的喜欢，不会有特别表现，我的情况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来了。从前我也曾置身下大夫的行列，在外朝陪着别人发表些微不足道的意见，没有借这个时机根据朝廷法度竭尽自己的才思，如今已经身体残缺成了从事扫除的差役，处在卑贱的地位，还想要昂首杨眉，评论是非，那不是轻慢朝廷羞辱当今的士人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况且事情的前因后果是不容易说清的。我年少时以不受约束的高才自负，长大后没有得到乡里的赞誉，幸而皇上由于我父亲的缘故，使我能够贡献浅薄的才能，出入于宫禁之中。我以为戴着盆还怎么能去望天呢，所以断绝了与朋友的交往，忘记了家庭的事情，日夜都想竭尽自己并不很高的能力，专心致志尽力于职守，以便能够讨好皇上，然而事情竟会大错特错，而不是所想象的那样。我和李陵都在宫廷内做官，平时并没有什么交情，彼此志趣不同，不曾在一起喝过一杯酒，在一起尽情交欢。然而我观察他的为人，是能自守节操的奇士，侍奉双亲讲孝道，和士人交往重诚信，在钱财面前廉洁，收取和给予都以义为准则，对有差别的事肯于退让，对人谦恭，甘居人后，时常想奋不顾身为国家的急难而牺牲自己，从他平素的言行表现来看，我认为他有国士的风度。作为臣子虽经历万般危险也不为自己的生命考虑，只想到解救公家之危难，这已是很出奇了。如今所做的事稍有不当，那些只顾保全自己和妻儿的大臣，接着就把他的失误尽情夸大，我确实内心里感到痛苦。
况且李陵率领步兵不满五千，深入战场踏上匈奴的住地，在虎口中投下诱饵，对强悍的匈奴勇敢地挑战，迎着亿万敌军与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所杀的敌人超过了自己的军队的人数，敌人顾不上救援死伤士兵，匈奴的君王都震惊恐怖，于是才把左右贤王的兵马全都调来，发动会拉弓射箭的人，全国的军队共同围攻李陵，李陵转战千里，箭用光了，路走绝了，救兵不到，士兵死伤的堆积如山，然而李陵一喊慰劳军队，士兵没有不奋起的，个个涕泪横流，满脸是血，吞下眼泪，再拉开空弓，冒着刀箭，向北争着和敌人拼死。李陵还没有覆没的时候，曾有使者来报告战况，汉朝的公卿王侯都举杯向皇上祝贺。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奏章知道后，皇上为此吃饭不香，上朝不乐，大臣忧虑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私下没有考虑自己的卑贱，看到皇上的悲戚哀伤，真心想献上自己的恳切忠诚，认为李陵平时与军官们在一起，甘美的食物自己不吃，分东西自己少要，能使人们拼死为他效力，虽是古代名将，也不能超过他。李陵虽然兵败陷身匈奴，看他的心意，将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报效汉朝。事情已经无可奈何，他消灭了那么多敌军，这战功也足能显示给天下了。我心中想陈述这个看法但没有机会，恰好皇上召见问话，我就按这个意思阐述李陵的战功，想用这番话宽慰皇上的心胸，堵塞怨恨李陵的人所说的坏话；没能完全说明，皇上不理解，认为我是有意中伤贰师将军李广利，并为李陵游说，于是就把我交付法庭，诚恳的忠心终于不能自己一一陈述。因此被定为欺骗皇上之罪，最后皇上同意狱吏的判决。我家中贫穷，财物不够用来赎罪，朋友没人相救，皇上左右的近臣，也没有谁向皇帝说句话，自身并非木石，却要与法吏在一起，被囚禁在监狱之中，谁是可以听我诉说的人呢！这正是少卿亲眼所见，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这样吗？李陵既已投降匈奴，败坏了他家的名声，而我又受刑住进蚕室，更加被天下人嘲笑，悲痛啊悲痛啊！事情是不容易一一地讲给俗人听的。
我的先辈并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可以得到皇上赐给的剖符和丹书铁券，掌管史籍和天文历法，类似于占卜祭祀之官，本来就是给皇上戏耍的，像畜养倡优一样，是世俗之人看不起的职业。如果我依法被处死，也就像九牛失去一根毛，同死个蝼蛄或蚂蚁有什么两样？世人也不会把我和那些死于气节的人相提并论，只不过认为你智虑穷尽，罪恶已极，不能自己赎免，终于走上死路罢了。为什么呢？就是平日自己的工作和职业造成的。人本来都有一死，有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人死得比鸿毛还轻，为什么去死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不能使祖先受辱，其次是不使自身受辱，其次是不使脸面受辱，其次是不让别人用文辞和教令来羞辱，再次是身体被捆绑受辱，再次是换上囚服受辱，再次是披枷带索被刑杖拷打受辱，再次是剃光头发、颈戴铁圈受辱，再次是毁伤肌肤、砍断肢体受辱，最下等的是宫刑，受辱到顶点了。古书上说：“刑罚不用在大夫身上。”这就是说士大夫在气节方面不能不进行磨砺。猛虎在深山里，百兽都震惊恐惧，等它到了陷阱或兽笼里，就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由于长期用威力制约，逐渐取得的结果。因此，即使有个在地上划出的监牢，士人也绝对不能进去；有个用木头削成的狱吏审判你，也不能去质对。受刑之前就决计自杀，这才是鲜明的态度。如今捆绑手脚，戴上枷索，暴露肌肤，受到鞭打，囚禁在监狱之中。在这时候，看到狱吏就要叩头触地，看到狱吏就吓得不敢出气。为什么呢？这是长期用威力制约造成的情势。等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说不受辱的人，不过是所谓的厚脸皮罢了，还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呢！况且西伯（周文王）是诸侯之长，曾被拘禁在牖（ｙǒｕ，有）里；李斯是丞相，也受遍了五种刑罚；韩信已是诸侯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已南面称王，结果都下狱定罪；绛侯周勃诛杀了吕氏家族，权力超过了春秋时的五霸，后来也被囚禁在待罪之室；魏其（ｊī，基）侯是大将军，最后也穿上了囚衣，戴上了刑具；季布做了朱家的家奴；灌夫被关押在居室受辱。这些人都已身居王侯将相，名声传到了邻国，等犯了罪受到法令制裁，不能下决心自杀，在监狱里，古今都一样，他怎能不受辱呢！从这些情况来说，勇敢和怯懦，是权力地位不同造成的；坚强和软弱，是由所处的形势决定的。这是很清楚的，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况且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受刑之前早点自杀，就已经逐渐衰颓了；到了鞭打受刑的时候，才能到以自杀殉节，那不是太晚了吗？古人所以要慎重对待对士大夫的用刑，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人之常情没有不贪恋生存、厌恶死亡的，没有不顾念父母妻儿的。至于那些为义理所激励的人并不如此，那是由不得已的形势造成的。如今我不幸，早年丧失父母，没有兄弟相亲，孤独一人在世，少卿您看我对妻儿们该如何呢？况且勇敢的人不必以死殉节，怯懦的人只要仰慕节义，什么情况下不能勉励自己呢！我虽然怯懦，想苟且偷生，但也还懂得偷生与赴死的界限，何至于自甘陷身牢狱之中去受辱呢！奴隶婢妾还能去自杀，何况我这种处于不得已境地的人呢！我之所以要克制忍耐、苟且偷生，囚禁在污秽的监狱之中也在所不辞，是以心中还有末了之事为恨，以身死之后文章不能留传后世为耻呀！
古时候虽富贵而名声却泯灭不传的人，是无法都记载下来的，只有卓越不凡的特殊人物能够名扬后世。周文王被拘禁后推演出《周易》的六十四卦；孔子受困回来后开始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后，才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才有《国语》的写作；孙子被砍断双脚，编撰出《兵法》著作；吕不韦贬官迁徙到蜀地，世上传出了《吕氏春秋》；韩非被秦国囚禁，写出了《说（ｓｈｕì，税）难》、《孤愤》等文章；《诗经》的三百篇诗，大都是圣贤为抒发忧愤而创作出来的。这些人都是心中忧郁苦闷，不能实现他的理想，所以才记述以往的史事，想让后来的人看到并了解自己的心意。至于左丘明失去双目，孙子砍断双脚，终于不可能被任用，便退而著书立说，以此来舒散他们的愤慨，想让文章流传后世以表现自己的志向。我私下里不自量力，近年来，投身在无用的文辞之中，收集天下散失的史籍与传闻，考证前代人物的事迹，考察他们成败兴衰的道理，上自黄帝轩辕，下至当今，写成了十表、本纪十二篇、书八章、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计一百三十篇。也是想借此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变化，完成有独特见解、自成体系的著作。草稿尚未完成，正好遭到这场灾祸，我痛惜此书没有完成，因此受到最残酷的刑罚也没有露出怨怒之色。我确实是想著成此书，把它珍藏在名山，把它传给志同道合的人，让它在通都大邑之间流传。那么，我就可以偿还从前受辱所欠的债了，即使受到再多的侮辱，难道会后悔吗！然而我这番苦心只能对智者讲，很难对俗人说呀！
况且在背着恶名的情况下不容易处世，处在被鄙视的地位会招来更多的诽谤。我由于发表议论遭受了这场灾祸，深为家乡的人耻笑，污辱了祖先，又有什么脸面再去谒拜父母的坟墓呢！即使再经历一百代，耻辱只会越来越深啊！因此，愁肠每天都反复回转，在家里就恍恍忽忽若有所失，外出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每当想到这种耻辱，没有不汗流浃背沾湿衣裳的。自己简直就是个宦官，还怎能自行隐退，藏身到深山岩穴之中呢？所以只得暂且随世俗浮沉，在时势中周旋，以此来抒发内心的狂乱迷惑。如今少卿却教诲我要推荐贤士，岂不是和我内心的苦衷相违背吗？现在即使想粉饰自己，用美妙的言辞宽慰自己，对俗人毫无用处，也不会被信任，只是自讨羞辱罢了。总之，到了死的那天，然后是非才能论定。信中不能把意思写尽，只能简略陈述浅陋之见。特此再拜。
悲士不遇赋（返回目录）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迁有赋八篇，但大都不传，只有这篇《悲士不遇赋》保存在唐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卷三十之中。文约二百字，是否全文，已无从考察。
汉初以来，文人多不得志，因而常有感叹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作品。在司马迁之前，董仲舒就已写过《士不遇赋》，此后“士不遇”就成了文人作品中常见的题目。司马迁这篇赋虽然很短，但表达的思想已很明确，一是叹“士生之不辰”，二是不甘于“没世无闻”。前者与他人的同类作品一样，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普遍情绪；后者则是司马迁本人特有的衷曲，与《报任安书》一脉相通。因此，本篇大致也应是受刑之后所作。
司马迁不以赋见称，但他生当大赋盛行的时代，流风所及，其赋作也必能达到一定水平。这篇短赋虽不能与名家之赋相提并论，但也还是颇具特色的。其中的反复铺陈、排比对偶，正是司马相如以来汉赋的主要特征；句式的规整与有节奏的变化比司马相如似乎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我悲叹士人的生不逢时，自愧顾盼身影孤独一人。时常约束自己，使言行合于礼，唯恐志向与行为默默无闻。自信才质很高而世情不正，将至死都永远辛勤。虽有形相但不能彰显于世，空有才能却不得展示于人。为何困厄与通达容易使人迷惑，美与恶确实很难辨清。时光悠长而没有穷尽，我将只能屈而不能伸。让那些公心为国的人都和我相同啊，私心为自己的人自己去悲哀吧！天道那么精微啊，哎呀又那么疏阔；人间事理显而易见，只有互相倾轧和侵夺。贪生怕死，是品质的卑贱；爱贵轻贫，是智虑的混乱。明白透澈，是胸中豁达开朗；胡涂迷乱，是内心生了毒害。我的心意，明智的人已能猜想到；我的言论，明智的人定能把它入选。终身默默无闻，古人当作羞耻。早晨知道了真理晚上就死去，谁能说不该如此。逆与顺循环往复，忽而没落忽而兴起。没有人事先就造下洪福，也没有人起始就遇到大祸；委身于自然，最终还是归为一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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