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四、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第2/3页)
这夜晚到了打破缄默的时候了。我们当中有人向侍者要了三杯维尔茨堡酒，黑发小伙子明白也包括他有一杯在内，便笑了笑，点了点头。我赶忙问他一个问题，因为我要证实我的一种理论。
“你不介意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E·拉什莫尔·科格兰的拳头砰一声砸在桌上，把我吓得沉默了。
“原谅我，”他说，“但我决不喜欢听到这种问话。是哪里人又有什么相干呢？从一个人的通讯地址来判断人公正吗？唉，我见过肯塔基人厌恶威士忌，弗吉尼亚人不是从波卡洪塔丝⑩传下来的，印地安纳人没写过一本小说。墨西哥人不穿缝口上钉银币的丝绒裤，有趣的英国人，挥霍的北方佬，冷酷的南方人，气量狭小的西方人，纽约人太匆忙，没能花上一小时在街上瞧瞧杂货店的独臂售货员怎样把越橘装进纸袋。让人真正像人，不要用任何地域的标签给他设置障碍。”
“请原谅，”我说，“但我的好奇心不是毫无根据的。我了解南方，当乐队奏起‘迪克西’时，我喜欢观察。我相信那位为这只乐曲喝采特别卖劲、假装对南方最为忠诚的人一定来自新泽西州的塞考卡，或者在本市默里·希尔·吕克昂和哈莱姆河之间。我正要寻问这位绅士来证实我的看法，恰好被你的理论所打断，当然是更大的理论，我必须承认。”
现在，黑发小伙子对我说，很明显，他的思想也是按自己的一套习惯运行。
“我倒喜欢成为一枝长春花，”他玄妙地说，“长在峡谷之巅，高唱嘟——啦卢——拉卢。”
这显然过于朦胧了，因此，我又转向科格兰。
“我已经围绕地球走了十二遍，”他说。“我了解到厄珀纳维克的一位爱斯基摩人寄钱到辛辛那提⑾去买领带，我看到乌拉圭的牧羊人在一次”战斗小湾“早餐食品谜语竞赛中获了奖。我在开罗、希腊为间房间付房租，在横滨为另一间付了全年租金。上海的一家茶馆专门为我准备了一双拖鞋，在里约热内卢的贾尼罗或者西雅图，我不必告诉他们怎样给我煮蛋。真是一个太小的旧世界。吹嘘自己是北方人、南方人有什么用呢？吹嘘山谷中的旧庄园的房舍、克里夫兰市的欧几里德大街、派克峰⑿、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县或阿飞公寓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当我们摒弃这些糊涂观念，即由于我们碰巧出生在某个发霉的城市或者十公顷沼泽地便沾沾自喜的时候，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你似乎是个货真价实的世界公民，”我羡慕地说。“不过，你似乎也抵毁了爱国主义。”
“石器时代的残余，”科格兰激烈地宣称。“我们都是兄弟——中国人、英国人、祖鲁人⒀、巴塔哥尼亚人⒁以及住在考河湾的人都是兄弟。将有这么一天，一切为自己出生的城市、州、地区或国家的自豪感将一扫而光，正如我们理当如此的那样，都是世界公民。”
“可是，当你在陌生的地方游荡时，”我仍坚持道，“你的思想是否会回复到某个地点——某些亲近的和……”
“从来也没有这样一个地点，”E·拉什莫尔·科格兰毫不在意地打断我。“这一大块陆地的世界的行星的东西，只要稍微把两极弄平一点，称之为地球，这就是我的寓所。在国外，我碰到过这个国家的无数公民被某个地方所束缚。我见过芝加哥人在威尼斯的月夜，坐在凤尾船上，吹嘘他们的排水沟。我见过一位被介绍给英格兰国王的南方人，他连眼皮子也不眨一下，便把消息通给了那位独裁者——他母亲方面的一位姑婆，通过婚姻关系，同查尔斯顿⒂的珀金斯⒃家的人搭上了关系。我知道一位纽约人被几个阿富汗的匪徒绑架索取赎金，等他的人送钱去，才同代理人一道回到喀布尔⒄。
‘阿富汗？’当地人通过翻译对他说。‘呵，不是太慢了，你以为？’‘哦，我不知道，’他说，然后他开始告诉他们关于第六大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一个马车驾驶人的事。我不是固定在直径不足八千英里的任何地方。请记下我，E·拉什莫尔·科格兰，属于整个地球的公民。”
我的世界公民作了个夸张的辞别，离开了我，因为他越过闲谈、透过烟雾看见某个熟悉的人。因此，只留下想当长春花的人和我在一起，他屈尊于维尔茨堡酒，再也没有能力去声言他在谷顶上唱歌的抱负了。
我坐在那儿，回味着我那明白无误的世界公民，弄不准怎么那位诗人没有注意到他。他是我的新发现，我信赖他。那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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