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九 奏事录
卷一一九 奏事录 (第2/3页)
置局就少府监中耳。如此，何害集事？”上遂曰：“可。”
内降补僧官〈九月十九日〉
先朝僧官有阙，多因权要请谒，内降补人。当时谏官、御史累有论列。先帝深悟其事，因著令僧职有阙，命两街各选一人，较艺而补。至是，鉴义有阙，中书已下两街选一人，未上。而内臣陈承礼以宝相院僧庆辅为请，内降令与鉴义，中书执奏以为不可。韩、曾二公极陈其事。臣修亦奏曰：“补一僧官，当与不当，至为小事，何系利害。但中书事已施行，而用内降冲改先朝著令，则是内臣干扰朝政。此事何可启其渐？”又奏曰：“宦女近习，自前世常患难于防制。今小事若蒙听许，后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从。是初欲姑息，而反成怨望，若不绝之于渐。此一小事，陛下不以为意而从之，彼必自张于外，以谓为上亲信，朝政可回。在陛下目前似一闲事，外边威势不小矣。”上遽可中书所奏，令只依条例选试。臣修又奏曰：“事既不行，彼必有言‘万事只由中书，官家岂得自由行一事’。陛下试思，从私请与从公议，孰为得失？”而韩、曾二公亦所陈甚多，上皆嘉纳也。又三事
三司使、给事中蔡襄，除端明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为皇子，中外欣然无间言。既即位，以服药故，慈寿垂帘听政，尝为中书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伤涕泣。宦官、宫妾，争相荧惑。而近臣亦有异议者，可怪者，一二知名人也。”因言执政数人不顾家族以定社稷之计，而小人几坏大事。又云：“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床头，近日已于烧钱炉内焚之矣。”然莫知为谁也。中书不敢问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尝有论议，尚莫知虚实。既而上疾愈亲政，数问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请朝假，上变色谓中书曰：“三司掌天下钱谷，事务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别用人？”韩公已下共奏曰：“三司事无阙失，罢之无名。今更求一人材识名望过襄者，亦未有。”修奏曰：“襄母年八十余，多病。况其只是请朝假，不趁起居耳，日高后便却入省，亦不废事。”然每奏事，语及三司，未尝不变色。襄亦自云，每见上，必厉色诘责其职事。其后谅祚攻劫泾原，西边日有事宜。上遂督中书以边事将兴，军须未备，三司当早选人。韩公等初尚挥解，上意不回，因奏待其陈乞，可以除移。初传者多端，或云上在庆宁已闻蔡异议，或云上入宫后亲见奏牍尚在。至是因蔡乞罢札子，韩公遂质于上。上曰：“内中不见文字。然在庆宁，即已闻之。”韩公曰：“事出蔼昧，若虚实未明，乞更审察。苟令襄以飞语获罪，则今后小人可以构害善人，人难立矣。”曾公曰：“京师从来善造谤议，一人造虚，而众人传之，便以为实。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祸，兼与国家为患。”修曰：“陛下以为此事果有果无？”上曰：“虽不见其文字，亦不能保其必无。”修曰：“疑似之谤，不唯无迹可寻，就令迹状分明，犹须更辨真伪。只如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子学石介字体，久之学成，乃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赖仁宗圣明，弼得保全。又如臣，至和末丁母忧服阕，初至阙下，小人中有嫉忌臣者，伪撰臣乞沙汰内官奏稿，传布中外，家家有之，内臣无不切齿。只判铨得六日，为内臣杨永德以差船事，罢知同州，亦赖仁宗保全。未久，知其无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犹须更辨真伪，况此无迹状，陛下幸不致疑。”韩、曾又各进说。上曰：“数家各有骨肉。”〈意谓异议若行，则执政被祸。〉又曰：“造谤者因甚不及他人？”据此，似圣意未解也。
仁宗既连失褒、豫、鄂三王，遂更无皇子。自至和三年正月得疾，逾时不能御殿，中外忧恐。既而康复，自是言者常以根本为急，交章论述，每辄留中。故枢密副使包公拯、今翰林学士范景仁所言尤激切。其余不为外人所知者，不可胜数。今枢密富相与昭文韩相亦屡进说。虽余亦尝因大水言之，在初无采纳之意。如此五六年，言者亦已稍怠。嘉六年秋，余自枢庭过东府，忽见内降一封，乃谏官司马光言立皇子事。既而知江州吕诲亦有疏论述。昭文与集贤曾公及余晚议，来日当将上，相顾以为如何。韩公曰：“若上稍有意，即当力赞成之。”曾公与余偕曰：“此吾侪素所愿也。”既而明日奏事垂拱殿，二章读毕，未及有所启，仁宗遽曰：“朕有意多时矣，但未得其人。”余自为校勘，及在谏垣，忝两制，迨二十年，每进对，常极从容，至此始闻仁宗自称朕。既而又左右顾曰：“宗室中孰为可？”韩公惶恐对曰：“不惟宗室不接外人，臣等不知，此事岂臣下敢议，当出自圣择。”仁宗曰：“宫中尝养二子，小者甚纯，然近不惠，大者可也。”遂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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