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篇第八四
对作篇第八四 (第2/3页)
者：指王充本人。
黄、老之教：指汉初自然无为的处世哲学。
（11）《政务》：王充的著作之一，基本内容保存于今本《论衡》之中。有人认为，早已失传。
（12）九虚：指《论衡》中的《书虚》、《感虚》等九篇文章。三增：指《论衡》中的《语增》、《儒增》、《艺增》三篇文章。《论死》、《订鬼》：《论衡》中的两篇文章。
（13）愚惑：当作遇惑，与遭弊对文。
（14）据递修本，实字前有下字。
【译文】
因此《论衡》的写作，起源于许多书的记载已经失实，虚妄的言辞超过了真美的言辞。所以虚妄的言语不废除，华而不实的文章就不会被制止；华而不实的文章泛滥，实事求是的文章就不会被采纳。所以《论衡》这部书，是用来权衡是非之言，确立判断真伪标准的，并不是随意玩弄笔墨修饰文辞，故作奇伟的样子。写作它的根源全起因于人间有许多错误，所以我用尽心思，以此来讥刺社会上的不良风俗。社会风俗的特性，是喜好奇异怪诞之语，喜欢虚假荒诞的文章。为什么呢？实事求是的言论不能快人心意，华而不实的言辞文章却能使人惊耳动心。所以有才能的人，喜好谈论的人，夸大实事，故作美盛的言辞；写文著书的人，编造毫无根据的文字，作虚假不实的解释。听的人认为确实如此，就不停地谈论；贤人认为是真实的事情，就久传而不断绝。久传不绝，那么文字就记载在竹帛之上；谈论不止，那么就会误入贤者之耳。至于有些当老师的人，宣扬的是奸伪的解释；各级官吏，读的都是虚妄不实的书。明辨了这些是与非，我痛心忧伤，怎么不加以评论呢？孟子痛惜杨朱、墨子的议论大大压倒了儒家的议论，援引公平正直的论说，赞扬正确的贬斥错误的，世人却认为他好争辩。孟子说：难道我好争辩吗？我是不得已啊！现在我也是不得已啊！虚妄的比真实的更显眼，实诚的被虚伪的所迷乱，世人不醒悟，是与非分不清，紫色与朱红混杂在一起，瓦块和宝玉夹杂在一堆，凭情感而言，我的心怎么能忍受得了啊！卫国的陪车侍从超越职责而帮着叫喊赶马，他的痛惜忧伤发自内心，是唯恐主人有危险。论说的人忧虑世俗不良，同卫国的陪车侍从是同一种心情。精神忧愁魂魄苦闷，引动了胸中的静气，损伤了年寿，对生命毫无益处。灾祸比颜回更重，违背了黄、老的处世哲学，这并不是人们所要贪求的，迫不得已，所以写了《论衡》这本书。文章浅显而思想正直，遣辞简约而感情真实。其中的《政务》篇谈的是治理百姓的道理。《论衡》中的各篇文章，所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上一般人都能识别的，与作者本人没有什么不同。如像九虚、三增、《论死》、《订鬼》等篇文章，谈的是世俗间长久迷惑的问题，是一般人所不能觉察的。君王遇到世风败坏，就要在上面改变政教；臣下遇到疑惑，就要在下面作出评论。如果臣下的议论符合实际的道理，那么君王改变政教时就会采纳它了。希望能唤醒那些受到迷惑的心，使他们知道虚与实的区别。实与虚的区别确定了，浮华虚假的文章就会绝灭；浮华虚假的文章绝灭了，那么纯诚的教化就会日渐增长。
【原文】
844或曰：圣人作，贤人述。以贤而作者，非也。《论衡》、《政务》可谓作者。
【注释】
作：指创作。
述：记述，阐述。指阐述别人的东西。
【译文】
有人说：圣人创作，贤人阐述。以贤人的身分而从事创作，是不对的。《论衡》、《政务》，却可以说是创作啊。
【原文】
845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山君《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谓《论衡》之成，犹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状衍增益，其卦溢，其数多。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儒生就先师之说诘而难之，文吏就狱卿之事覆而考之，谓《论衡》为作，儒生、文吏谓作乎？
【注释】
此句有误，应作对曰：非作也。
太史公书：即司马迁著的《史记》。刘子政序：指西汉末刘向所著的《新序》。班叔皮传：指东汉初班彪所著的《史记后传》。
桓山君：当是桓君山。《检论》：书名，已失传。
衍：发挥，扩展。按：本书《正说篇》认为伏羲非作，文王非演，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这里王充又因俗传为说。
辩：通辨。
文吏：掌握和熟悉文书、法令的官吏。狱：狱史，指负责审讯的官吏。卿：指廷尉。狱卿之事：这里指司法案件。
【译文】
回答说：《论衡》、《政务》不是创作，也不是阐述别人的东西，而是发表议论。五经的产生，才可以称为创作。太史公的书、刘子政的序、班叔皮的传，可以称为阐述别人的东西。桓君山的《新论》、邹伯奇的《检论》，可以称为议论。现在来看《论衡》和《政务》，是和桓、邹二人的议论是同类的，并不是所说的创作。开创性的另作，从前根本没有的，如仓颉创造文字，奚仲造车这才是创作。《易》说伏羲制作八卦，在此以前没有八卦，伏羲制作了它，所以称为创作。周文王把八卦画出来，自己推演成六十四卦，所以称为推衍，说《论衡》的写成，像推演六十四卦一样，但又不是如此。六十四卦是根据图象扩展而增生出来的，它的卦增加，它的数就多了。现在《论衡》只是针对世俗之书，考订它们的真伪，辨别它们的虚实，并不是始创另作，在之前毫无依据。儒生对先师的说法追问责难，文书律令之吏对狱卿的判案覆核考查，说《论衡》是创作，那么儒生、文吏的做法也是创作吗？
【原文】
846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书奏记，说发胸臆，文成手中，其实一也。夫上书谓之奏，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邵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11）。由此言之，夫作书者，上书奏记之文也，记谓之造作（12），上书上书奏记是作也（13）？
【注释】
上书奏记：指官吏给皇帝、上司写的奏章、报告。
便宜：应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据递修本，书字前有上字。
建初：汉章帝年号，公元76～88年。
中州：即中土，中原，今河南一带。
颖：当作颍，形近而误。颍川：郡名，在今河南中部。汝南：郡名，在今河南东南部和安徽西北部。
圣主：指汉章帝。
以上事参见《后汉书章帝纪》。
《备乏》：王充的一篇作品，已失传。
縻：通靡。浪费。
（11）《禁酒》：王充的一篇作品，已失传。
（12）记字衍，当删。
（13）上书二字误重，当删去其一。
【译文】
给皇帝、上司写奏章、报告，陈述应采取的政策措施，都是想有助于政治。当今写书的人，如同写奏章、报告一样，主张发自内心，文章写成于手中，它们的实质是同样的。上书称为奏，奏记换一个名称就叫书。建初初年，中原一带收成很不好，颍川、汝南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逃荒。圣主心中忧虑，屡次下诏免租。《论衡》的作者，向郡守写报告，认为应该严禁奢侈，以防备困乏。建议不受采用，回来就在奏记草稿上加一个标题，叫做《备乏》。酿酒浪费五谷，容易产生盗贼，嗜酒无度，盗贼就不会断绝，又向郡守报告，严禁老百姓酿酒。回来在报告草稿上加一个标题，叫做《禁酒》。由此说来，写作书，就是写奏章、报告一类的文章，说它是创作，那么写奏章、报告也都该叫创作了。
【原文】
847晋之《乘》，而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
《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杨氏之玄，卜气号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论衡》、《政务》，同一趋也。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阳成子张作《乐》，杨子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而汉朝不讥。况《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晓见然否之分，恐其废失，著之简牍，祖经章句之说，先师奇说之类也。其言伸绳（11），弹割俗传。俗传蔽惑，伪书放流，贤通之人，疾之无已。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12）。是以论也。玉乱于石，人不能别；或若楚之王尹以玉为石（13），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诛（14）。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俗传既过，俗书又伪。若夫邹衍谓今天下为一州（15），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16）。《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17），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18），使天柱折（19），地维绝（20）。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鲁阳战而日暮（21），援戈麾日（22），日为却还。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若太史公之书，据许由不隐（23），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24），读见之者，莫不称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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