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一个不合时宜的漫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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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一个不合时宜的漫游(2)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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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爱一个人,为他的心灵敞开大门,这是慷慨的,但只是慷慨而已。人们发现有些心灵娴于高贵的好客,其上有许多遮严的窗户和紧闭的百叶窗板,却让其最好的房间空着。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等待着无人“偏爱”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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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传达自己时,我们便不再充分地评价自己。我们真正的体验全然不是饶舌的。它们尽管愿意,也不能够传达自己。因为它们缺乏语词。当我们把某种体验形诸语词时,我们已经失落这种体验了。在一切言谈中都有一点儿蔑视。语言似乎只是为平均的、中庸的、可传达的东西发明的。说话者业已用语言使自己平庸化。——从聋哑人和别的哲学家的一种道德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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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美丽的画像多么迷人!”……这个女文人,不满,激动,心灵和内脏一片荒凉,每时每刻怀着痛苦的好奇心倾听从她机体深处低声发出的命令:“autliberiautlibri①。”这个女文人,有足够的教养领悟自然的声音,哪怕它说的是拉丁语;另一方面又有足够的虚荣和愚蠢,哪怕在私下也用法语对自己说:“jemeverrai,jimelirai,jem’extasieraietjedirai:Possible,quej’aieeutantd’esprit?”②……——



    ①拉丁文:孩子或作品。



    ②法文:“我将观看我自己,我将朗读我自己,我将迷恋我自己并且我将说:也许我真有如此的聪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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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私者”发表高论。——“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智慧、忍耐、冷静更容易的事了。我们浸透了宽容和同情的油膏,我们以一种荒谬的方式而合理,我们宽恕一切。正因此我们应该更严格地坚持一点什么,正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培育一小点儿情绪的冲动,一小点儿情绪冲动的罪恶。这对我们并非快事;在我们之间,我们也许会嘲笑我们因此所提供的方面。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再也没有别的自我克服的方式:这是我们的禁欲主义,我们的赎罪”……变成自私的——



    这是“无私者”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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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自一次博士考试。——“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把人变成机器。——“用什么方法?”——他必须学会厌倦自己。——“怎样做到这一点?”——通过义务观念。——“谁是他在这方面的榜样?”——教人死记硬背的语言学家。——“谁是完人?”——国家官员。——“什么哲学提供了国家官员的最高公式?”——康德哲学:作为自在之物的国家官员审判作为现象的国家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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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蠢事的权利。——疲惫而呼吸迟缓的工作者,目光亲切,对事物听其自然:在现在工作的(以及“帝国”的!)时代,这种角色在社会各阶层中都可以遇到,如今他们也要求享有艺术了,包括书籍尤其报刊,——甚至美丽的自然,意大利……这些迟暮之人,有着“长眠的野蛮本能”(浮士德语),需要避暑、海水浴、滑冰、拜洛伊特……在这样的时代,艺术有权做纯粹的蠢事,——作为精神,诙谐和情感的一种休假。瓦格纳懂得这一点。纯粹的蠢事使人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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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个养生问题。——尤里乌斯·凯撒用来防止疾病和头痛的办法:长途行军,简朴的生活方式,坚持住在户外,不停的操劳——一般说来是对付那种精致的、在最高压力下工作的机器的极端易损性的保养措施,这种机器名叫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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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道德主义者的话。——没有什么比愿望着的人更违背一个哲学家的趣味了……当他仅仅在人行动时看见人,当他看见这最勇敢、最狡猾、最坚忍的动物迷失在迷宫般的困境中时,他觉得人是多么值得赞叹!他还鼓励他们……可是,哲学家蔑视愿望着的人和“愿望中”的人——以及一般来说一切愿望中的事物、人的一切理想。如果说一个哲学家可能是虚无主义者的话,那么他便是,因为他在人的一切理想背后发现虚无。甚或不是虚无,——而只是毫无价值、荒谬、病态、懦弱、疲惫的东西,从饮干的人生酒杯中倒出的各种渣滓……现实中的人如此值得尊敬,为何他一旦愿望,就不值得尊重了呢?他必须为他在现实中如此能干而受罚吗?他必须在虚构和荒谬的东西中放松四肢,以此补偿他的行动以及一切行动中的大脑和意志的紧张吗?——迄今为止的人的意愿史是人的partiehonteuse①,应当谨防太久地读它。为人辩护的是他的现实,——它永远为他辩护。与随便哪个纯粹愿望中的、梦想中的、卑鄙地捏造出来的人相比,与随便哪个理想的人相比,现实的人何其有价值?——而只有理想的人才违背哲学家的趣味——



    ①法文:可耻部位(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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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己主义的自然价值。——自私的价值取决于自私者的生理学价值:它可能极有价值,也可能毫无价值、令人鄙视。每一个人均可根据他体现生命的上升路线还是下降路线而得到评价。确定这一点之后,他的自私有何价值的问题也就有了一个标准。如果他体现上升路线,那么事实上他的价值是异乎寻常的,——而为了那个凭藉他而继续迈进一步的总体生命的利益,可以极端地关心他的最佳条件的保持和创造。个人,“个体,”按照民众和哲学家迄今为止所理解的那样,肯定是一个错误。个人决非自为的,不是一个原子,不是“链中之一环”,决不仅仅是过去的遗传物,——他还是到他为止人的一条完整的路线本身……如果他体现下降、衰落、慢性的蜕化、疾病(疾病大多已经是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那么他甚无价值,而且最高公正要求他尽可能少向发育良好者挪用。他纯粹是后者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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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是衰落的社会阶层的喉舌,当他们义愤填膺地要求“权利”、“公平”、“平等”之时,他们仅仅受着他们的愚昧的支配,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何受苦,——他们缺乏什么,缺乏生命……他们身上追根究源的冲动十分强烈:必须有人对他们处境不好负责……甚至“义愤填膺”本身就已使他们感到愉快,骂人对于一切穷鬼来说是一种满足,——它提供了一种小小的权力陶醉。即使抱怨和衷叹也能赋予生活一种魅力,使人可以忍受它。在任何抱怨中都有一种精巧的复仇,人们因为自己的坏处境、有的甚至因为自己的坏品质而责备与他们不同的人,就象责备一种不公正、一种不能容许的特权一样。“如果我是混蛋,那么你也应该是混蛋”:人们根据这样的逻辑闹革命。——衷叹在任何场合都无用,它源自软弱。一个人是向别人衷叹还是向自己衷叹(前者如社会主义者,后者如基督徒),并无真正的区别。两者的共同之处,依我们看也是无价值之处,便是应当有人对他受苦负责——简言之,便是受苦者为自己开一付解苦的复仇蜜糖。这种复仇需要是一种对于快乐的需要,其对象是可能的原因:受苦者到处寻找用来发泄其渺小复仇欲的原因,——再说一遍,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就在自己身上寻找它……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两者都是颓废者。——可是,当基督徒谴责、诽谤、诬蔑“世界”之时,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本能,社会主义工人出于这同一种本能而遣责、诽谤、诬蔑社会:“最后审判日”仍是甜蜜的复仇安慰——革命,就象社会主义工人所期待的革命一样,只是被设想得更遥远一些罢了……“彼岸”——倘若它不是一个手段的话,为何彼岸总要诬蔑此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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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颓废道德批判。——一种“利他主义”道德,一种使自私萎缩的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是一个坏征兆。这一点适用于个人,这一点绝对适用于民族。一旦没有了自私,也就没有了最好的东西。本能地择取对己有害的东西,受“无私的”动机吸引,这差不多为颓废提供了公式。“不谋私利”——这纯粹是一块道德遮羞布,用来掩盖一个完全不同的事实,即“我不再懂得找到我的利益”这一生理事实……



    本能的崩溃!——当一个人变得利他之时,他也就完了。——颓废者口中的道德谎言不是质朴地说:“我不再有任何价值”;而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有价值,——生命毫无价值”……这样一种判断归根到底总是一种巨大危险,它有传染性,——在整个社会的病态土壤上很快就滋生为茂盛的热带观念植物,时而作为宗教(基督教),时而作为哲学(叔本华主义)。有时候,这种长自腐烂中的有毒植物的气体会久远地、数千年地毒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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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的道德。——病人是社会的寄生者。在一定情形下,更久地活下去是不体面的。在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权力业已丧失之后,卑怯地依赖医生和医术苟活,理应在社会上招致深深的蔑视。而医生应当是这种蔑视的媒介,——给他的病人开的不是药方,而是每天一服新的厌恶……赋予医生一种新的责任,凡是生命、上升生命的最高利益要求无情排斥和扼杀衰败生命的场合,都要他负责任——例如决定生育权、出生权、生存权……当不再能骄傲地活着时,就骄傲地死去。自愿选择的死,适时的死,心境澄明而愉悦,执行于孩童和见证之中,因而能在辞别者还在场的情形下作一个真正的告别,同时也对成就和意愿作一个真正的估价,对生命作一个总结——这一切同基督教在弥留时刻演出的可怜复可怖的喜剧正好相反。千万不要忘记,基督教是在滥用临死者的软弱以强奸良心,滥用死的方式判定人及其一生的价值!——在这里,尤其要反对一切怯懦的成见,确定所谓自然死亡的真正价值即生理价值:它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非自然”死亡,一种自杀。一个人绝非死于他人之手,而是死于自己之手。只不过这是在最可蔑视的条件下的死,一种不自由的死,一种不适时的死,一种懦夫的死。一个人应当出于热爱生命而希求另一种死。自由,清醒,并非偶然,并非猝不及防……最后,向悲观主义者先生们和其他颓废者进一言:我们不能阻止自己的出生,但是我们能够改正这个错误——因为有时这是个错误。当一个人除掉了自己,他便做了世上最值得尊敬的事情,他因此差不多不枉活了这一生……社会(我说什么呀!)、生命本身由此获得的利益要比靠随便哪种听天由命、贫血或其它德行的“生活”所获得的更多,因为他使别人摆脱了他的景象,他使生命摆脱了一种异议……纯粹的、严格的悲观主义只有通过悲观主义者先生们的自我反驳才得到证明:一个人必须把他的逻辑推进一步,不是像叔本华那样仅仅用“意志和表象”否定生命,——他必须否定叔本华……顺便说说,尽管悲观主义如此富于传染性,毕竟没有增加整个时代、整个世代的疾病,它只是这种疾病的表现。一个人屈服于它,正如屈服于霍乱一样,他业已病弱得不能不屈服了。悲观主义本身没有增添一个颓废者;我想起了统计结果:在霍乱流行的年份,死亡总数与别的年份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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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正如所预料的,道德愚化的全部残忍性(众所周知,这在德国被视为道德本身)拼命起来反对我的《善恶的彼岸》的观点了,我要谈谈这方面的有教养的历史。人们要我深思我们时代在道德判断方面的“无可否认的优越性”,我们在这方面实际作出的进步:和我们相比,一位Ce-sareBorgia①确乎不能看作一个“更高尚的人”,一种我所说的“超人”……一个瑞士人,《联盟》的——



    ①十五世纪一红衣主教。



    编辑,走得如此之远,在对从事如此冒险的勇气略表敬意之后,竟“理解”我的著作的意义在于,我要用它来废除一切正派的情感。十分感谢!——作为答复,请允许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全世界都相信这一点,本身即已令人对之发生异议……我们现代人,极其脆弱,假其敏感,互相关怀备至,千思百虑,便在事实上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所体现的这种脆弱的人性,在爱护、帮助、互相信任方面所达成的这种齐心协力,似乎是一种积极的进步了,藉此我们似乎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然而,每个时代都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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