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生命科学
8 生命科学 (第1/3页)
一大笔钱
约翰·洛克菲勒碰到了麻烦。他巨大的俄亥俄莱马油田产出的原油含有大量的硫，闻起来就像臭鸡蛋。大家称之为臭鼬汁，没有人购买。他的炼油厂不能去除这一种臭味，因此，面对成万桶毫无价值的原油，洛克菲勒束手无策。
一群在他印第安纳工厂的化学工程师请他出资以便寻找一种去除异味的方法，洛克菲勒拒绝了，因为他不想再将钱扔到水里去。但是，有几个工程师继续在业余时间钻研这一问题，并在1913年成功地找到了一种“裂化”石油的方法。这一新工艺不但去除了恶臭，而且使汽油的产量翻了一番。目睹这一成果，洛克菲勒茅塞顿开，几乎在一夜之间，他成了科学的坚决支持者。
这位工业大亨在晚年常常思考该如何来支配多年积聚起来的巨大财富。在他的亲自过问下，他建立的数额庞大的慈善基金有很大一部分投向了科学的目标和方法。洛克菲勒是一个基督徒，然而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并不希望把自己的钱施舍给那些有困难的人；他希望找到问题的根源，并消灭这些根源。他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够改善人类的生活，而科学无疑是当代最有效的途径。
20年代，在由哲学教授转变为科学倡导者的威克立夫·罗兹的管理下，洛克菲勒慈善基金开始对纯科学进行大规模的资助。罗兹最大的一笔赞助是投给加州理工学院海耳的帕洛马山天文台的望远镜，而这不过是2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投给这所学校许多笔巨款之一。罗兹喜欢一下子投一大笔钱，而他之所以偏爱加州理工学院是因为他相信——与多数科学家的观点相同——最好的研究成果是由少数几个精英院校的顶尖科学家完成的，而且科学家本人比基金管理者更清楚该如何来开销这笔钱。罗兹的方法是确定基础研究最有价值的中心，提供一大笔附加条件极少的资金，并允许科学家自己去决定该如何处置这笔钱。需要分发的钱很多。到1932年，光是洛克菲勒慈善基金为美国科学研究提供的资金就达到本世纪初对科学的所有捐助额的六倍。科学史专家丹尼尔·凯弗里斯形容说，罗兹成了“科学界的中央银行”，而且他最爱说的一句话“让山巅更高些”也成了基金会非正式的座右铭。
在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的慷慨资助以及私人捐款的推动下，私立科学中心，如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20年代迅速壮大——更不用说洛克菲勒一手扶植起来的学校，如芝加哥大学以及纽约市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不仅新建了大批基础设施、教学楼和实验室，学科的力量和影响也大大提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企业和科学界三者之间结成的联盟——表现为海耳和密立根的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在2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形成了一个由学术权威和社会名流组成的科学“集团”：大学教授，商人，政府官员，慈善基金管理人和有钱的理事会，以及国家科学院院长和美国科学发展协会会长。他们在学术会议上互相交流，在彼此的俱乐部**进晚餐，向对方提出建议，彼此提供资金，互相提名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并共同规划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科学进程。
这一体制对加州理工学院非常有利。例如，海耳、诺伊斯和密立根都是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组织者，同时也是国家科学院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当卡内基基金会——该会基金资助了海耳的威尔逊天文台——在1919年寻找新的主席时，海耳和诺伊斯确保他们共同的朋友和前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约翰·C·麦利安能获得提名。正如诺伊斯向海耳指出的那样，“这样安排的话，你。我、他三个人就可以基本上左右卡内基基金会的政策。”在麦利安当选后，诺伊斯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卡内基基金的赞助：在20年代用于各种化学研究项目的20万美金——占到化学系一年总开销的三分之一。其中一部分钱资助了鲍林的早期科学研究。
毫不奇怪，当时担任《科学》杂志编辑的詹姆斯·卡泰尔尖刻地把这种错综复杂的联系比喻成天文学中计算涉及几个天体时的行星运动所碰到的难题。“科学研究委员会属于国家科学院，或者是国家科学院属于科学研究委员会，或者两者都是帕萨迪纳的卫星，这是一个涉及三个天体的复杂问题。……卡内基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则是另一个涉及三个天体的问题。”
到了20年代末，从私人慈善基金那里获得的资助成了加州理工学院一项至关重要的收入——占总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洛克菲勒基金。
诺伊斯从卡内基基金获得了很多钱来资助他的物理化学项目，现在他把目光转向洛克菲勒基金，希望通过它来扩充有机化学系。有机化学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弱项。诺伊斯在系里唯一的有机化学家是特洛普时代的一个遗老，名叫霍华德·卢卡斯，诺伊斯认为他不够杰出。在诺伊斯看来，有机化学——对碳化物这种生命分子的研究——是一块基石，由此可以通向他心仪已久的其他领域：生物化学和医学研究。诺伊斯相信，这将是他这个科学分支的重大进步，在这一交叉学科中，化学可以促成生物学的革命，就像在他的帮助下，物理曾经促成了化学的革命一样。早在1922年，他就批准了一个在加州理工学院试制胰岛素的项目，并在随后的几年中，用卡内基提供的资金扩大了这一项目；他甚至想在理工学院内创建一个以研究为导向的医学院。
不过，第一步必须是有机化学。他需要寻找一个新人，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科学新星，这样才可能以他为核心建立一支研究队伍。他开始寻找资助来实现这一计划。在90年代中期，诺伊斯说服洛克菲勒基金提供了一大笔赞助，包括雇佣一个新的有机化学家的费用，但是他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有机化学是欧洲，特别是德国的专长，在美国很难找到一流的学者，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是美国有机化学领域的第一人，但是1927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考察了两个月后，接受了哈佛大学的提议。接着诺伊斯的健康开始恶化，分散了精力。1930年，这一职位仍旧空缺，而洛克菲勒基金又给了加州理工学院一大笔赞助：20万美金，并保证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包括为盖茨实验室再盖一个新的有机化学楼。
诺伊斯把目光投向了鲍林。在鲍林将共振思想运用到苯分子结构的时候，诺伊斯就问过他能否考虑把自己的头衔变成有机化学教授。对诺伊斯而言，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的新楼里可以有一位大家公认的天才，一位具有建立一个新系所需凝聚力的科学家。但是鲍林很快就拒绝了。鲍林喜欢思考生物学问题——诺伊斯鼓励系里的教师参加生物系的研讨会，鲍林和遗传学家摩尔根小组中的年轻人混得很熟，甚至还翻译了一篇德文的遗传学论文，并且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不过，鲍林主要的兴趣仍然围绕着晶体结构和化学键。他相信自己的量子化学的结构法是所有化学的基础，包括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被提升为正教授时，鲍林坚持把自己的正式头衔从物理化学教授变成了更为通用的化学教授。变回到有机化学将是一个退步。他不希望被归到某一类。
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鲍林实际做了些什么。诺伊斯认为鲍林在化学键上的工作是化学学科上最重大的进步，有机化学也不例外。只有鲍林有能力来推动一个科研项目。不管怎样，鲍林的小组将占据新大楼的中心位置。不过如果他的研究能够稍稍偏向生物学课题的话，将很有好处。
鲍林是个聪明人，他能够看准风向。1932年2月，鲍林同时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提出了申请，要求在五年时间里，每年得到一万五千美元的经费支持“对无机物和有机物结构的系列研究，包括理论和实验工作”。他要求资助的许多工作涉及到Ｘ射线晶体学和电子衍射的课题，但是他同时也描述了自己对有机分子日益增长的兴趣——出于对苯分子结构研究的成功。“我可望解决简单的有机晶体和分子的波函数，”他写道，并运用半经验的方式来“确立一整套原子半径和结构的原则，以便有把握地对原子排列，包括原子间的距离、任何分子的一般电子状态和其相对于其他分子的稳定性，作出预测。这些知识对生物化学也将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进而确定蛋白质的结构，确定血红蛋白和其他复杂的有机物的结构。”
韦弗
鲍林的提议——特别是关于蛋白质的论述——5；起了沃伦·韦弗的注意。刚好在两个月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雇佣了韦弗来分发其对自然科学的赞助款。
作为科学家，韦弗是二流的角色，但是他结交朋友的本领是一流的。他有一个好友是马克思·梅森，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的电气力学教授，后来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另一位就是密立根。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物理时，密立根对韦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以至当他去加州理工学院上任时，提出给韦弗一个教职。韦弗作为资历较浅的教授在帕萨迪纳度过了三年愉快的光阴，然后在1920年梅森又请他回威斯康星大学教书；韦弗走的时候，密立根拒绝接受他的辞呈，说他应该永远将自己当作一个加州理工学院的教师。
但是韦弗不精于实验室工作。他说：“我缺乏一个杰出的科研人员所需的那种奇妙的创造力火花，我从未曾有过一流的独创的思想。”因此，就像许多在实验台前失意的科学家那样，他转向教学和行政工作。他与形形色色的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不久就扶摇直上，成了威斯康星大学数学系主任。
他安定了下来，似乎将在威斯康星度过漫长的岁月。突然，1932年初，梅森打电话给他，这次是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办公室。梅森解释说，威克立夫·罗兹走了，他的慷慨的资助方式也结束了；大萧条使情况发生了改变，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那些理事们希望在捐出大笔金钱之前先清楚地了解一下这笔钱的具体用途。现在的趋势是，将数额较小的赞助分拨给由某一位科学家领导的具体的研究项目。理事们希望看到成果。当然这意味着基金管理人更严格地对项目进行监督，并能够眼光准确地从众多参与角逐的科学家之中挑出胜利者来。梅森相信韦弗的判断力。他对韦弗解释说，这就是他希望韦弗掌管自然科学部的原因。
韦弗吃惊得说不出一句话。这一工作的前景让他感到目眩和神往。在38岁时，这位脾气好，长着一张聪明面孔的实验失败者和中层学术经理人被请来执掌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赞助机构。他将拥有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的权力，成全或毁灭一个人的学术生涯，分配数百万美元的经费，甚至改变科学历史的进程。
他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份工作。
韦弗本人的独创思想可能很少，但是他善于发现别人的思想。他特别热衷于一种新的生物学。尽管他本人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但是他相信那里正孕育着一场科学革命，将诞生一种能够大大改善人类生活的新方法。和诺伊斯一样，他相信更为“成功”的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和化学——其方法如果能应用到生物学上，将促成这一学科的一场革命。他把这称为“物理科学对生物科学的友好入侵”。
在谈及自己30年代早期的思想时，他甚至不用“生物学”这个词，先是称之为“生命的过程”，然后在1936年发明了一个恰当的名称：分子生物学。他对洛克菲勒基金的理事们说，这将改变我们对生命世界的看法。旧生物学关注的是整个有机体，而分子生物学关注的是单个细胞中的未知世界、新陈代谢的过程与单个蛋白质的结构。定量的测量将支持定性的观察。运用从化学和物理学中得到的普遍的自然规律，生物学将从野外走进实验室。在此，新一代科学家将运用令人匪夷所思的强大的实验设备，如Ｘ射线晶体学仪器、超高速离心器和日益强大的显微镜，来发现生命的本源。
韦弗并不是唯一抱有这种热情的人。20年代末，H·G·威尔斯和胡里安·赫胥黎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生命科学》，通俗地概述了这一领域的科学，代表了一小批抱有同样观点的英国和美国科学家的思潮。不久，他们写道，“以超越我们想象能力的理论和实践知识武装起来的生物科学”，将可能“最终左右人类的发展”。科学家将“直接对遗传物质动手术，使未来的优生学成为可能的现实”。那时，人类将改良任何一个物种，包括人自身，就像改良小麦和玉米的品种一样。
韦弗将这一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对洛克菲勒基金的理事们说，基于实验室的对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将揭示导致暴力、郁闷、失常和性问题的分子结构，从而帮助“人们使自己的行为理性化”。他说，从现在开始，洛克菲勒基金应致力于使用最有力的新兴科学技能来揭开人类身体和大脑的神秘面纱。理事们大多是保守派，他们被能发现社会动荡的根本因素这一思想打动了。他们全权委托韦弗执行他的这一名为“人的科学”的计划。从那以后，洛克菲勒基金不再赞助那些与生命科学没有直接联系的数学、物理和化学。
韦弗深知，新计划的成功取决于找到那些能够把各自的技能应用到新领域中去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鲍林在化学上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近来又开始对生物化学问题发生了兴趣，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作为洛克菲勒基金自然科学部主任，韦弗上任后的第一批事情之一就是拨给鲍林两年各两万美金——足够鲍林支付五个博士后和一个专职助手的薪水，还有些余钱可以用来购买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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