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三螺旋结构-1
17 三螺旋结构-1 (第1/3页)
鲍林点
令人惊奇的是，鲍林似乎有本领应付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同时又不明显地影响到他的科学研究。单是在1951年和1952年，他就正式发表了43篇文章，包括研究论文、科普小品、随笔注记、学术评论。其中有关于蛋白质结构的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也有涉及到以下一些基础性课题的文章：基本磷键结构和有氧酸结构，过渡元素的硼化物和铅合金，氢分子的共振和金属化合物的本质，等等。他还表明，水分子可以在一个气体原子的周围聚合成漂亮的晶格，从而将水合物化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对钼的结构化学进行了评述，同时又开始研究一种新的铁磁性理论。在加州理工学院，他曾对博士生考试进行过改革，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也在报刊上得到了发表。此外，他开始编写一部新的教材，也就是经过大力修改的《普通化学》第二版。他在通俗刊物《科学文摘》上向读者说明了为什么“熟悉科学是合算的”。
奖励和荣誉纷至沓来。他被选为大名鼎鼎的美国哲学学会的副理事长，这一学会已经成为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发起组织的一家知识分子的俱乐部，他成了由美国化学学会伯克利分会颁发的路易斯奖章的第一位得主。他被指定参加一个总统委员会的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是研究国民健康的需要。他的画像被《通俗力学》杂志收入“半个世纪名人厅”。除此之外还有一长串各种各样的名誉和头衔。他甚至还在无意之中成了一位电影明星，他在弗朗克·卡普拉为加州理工学院招生服务的一部影片中粉墨登场，经受了导演的严格考验。
回到家里，一切也令人愉快，至少在鲍林的眼里是这样的情况。他家这所名为梅德尔山的宅院，往往是化学系庆祝新学年开始聚会的场所。鲍林就在自己家门前的草坪上主持这种聚会。食物比较简单，饮料则很充足。有人回忆说，有一次还上了潘趣酒，是用一支火箭的头锥作为盛器的。鲍林和爱娃款待成群结队的晚会来客，这些人多数是鲍林的同事或访问学者。有时，爱娃就在家里为员工的夫人们举行茶会。她与其中大多数人相处得并不和谐——在她看来，这些人衣衫不整，俗不可耐；客人们则认为她语言尖刻，政治上固执自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爱娃更感兴趣的是每月举行一次的民间舞蹈晚会。在她和鲍林出访英国归来后的几年里，这些舞蹈演员经常应邀来她家作客。爱娃向来就爱好音乐。将家具移到墙边，开上录音机，她就可以和这些朋友以及孩子们翩翩起舞，一连几个小时跳个不停——有一次，她情绪高涨，不慎摔了一跤，造成了手腕骨折。
民间艺术成了她的一种业务爱好。她为丈夫挑选全部衣着，因此，鲍林的服装打扮也开始显露出他特有的风格。50年代初期，鲍林的那些剪裁得体的西服和领带往往让位于休闲服装和运动衫裤，甚至在办公室里穿的衬衫也十分艳丽，上面印着奔放粗扩的种种图案。此时的鲍林，头上顶着渐见稀疏的灰白长发，一缕缕头发盘旋在脑袋周围，看上去很有点像爱因斯坦。上了年纪以后，他的个人风格又增添了新的内容：眼睛上是一副只有一半镶边的富兰克林式眼镜，与人谈话时，眼镜被上推至额头，窥视桌面上的材料以便说明某一论点时，又将眼镜下拉到鼻尖。有些时候，他戴了一顶贝雷帽。在流行灰色西服的50年代，这一切给他平添了几分自由叛逆者形象的色彩。鲍林对自己非常随便，毫不在意别人怎样看待自己，因此，他对自己的装束打扮感到非常自在。
至于他的几个孩子，看来也事业兴旺。第一个孩子小莱纳斯在檀香山一家医院的精神病科当住院医生，他决定带妻子到夏威夷定居，一个原因是当地有着天堂般的宜人气候，另一个原因是他希望不要离父母太近。此时，鲍林已有了第三代，长孙莱纳斯三世在1948年出生。由于相距太远，鲍林和爱娃很少去看望这宗线上的儿孙。
彼得弥补了哥哥远离父母的缺陷。他模仿父亲，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专业是物理和化学。这一点使鲍林颇感自豪，但是彼得的兄弟姐妹却很担心他有没有能力步父亲的后尘。彼得似乎一切都顺利，学习成绩达到了及格线。另一方面，他也像典型的大学生一样，养成了对啤酒和聚会的偏好。他与鲍林的一些研究生和博士后交上了朋友。1950年左右，在鲍林住处开始出现一种小型的社交场景。暖洋洋的下午，五六名年轻的未来科学家结伴同行爬上小山坡，到鲍林家喝啤酒，跳进游泳池泡上一会儿，与彼得开开玩笑。同时，这也是向身材修长的金发少女琳达·鲍林挑逗取乐的好机会。
琳达受到这帮年轻人的注目，心里很高兴。除了通常的一些原因之外，这也是达到心理平衡的一个机会，近来她愈来愈感到家里人不把她放在心上了。琳达对父亲向来是十分爱戴的，总想方设法引起他对自己的关注。她曾想做父亲的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女儿，顺从恭敬，彬彬有礼，文静可爱。但是，除了头上被父亲机械地抚摸一下之外，她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鲍林的注意力，按其重要性的次序来说，完全集中在科学研究、爱娃·海伦和政治上，琳达充其量只能排到第四位。为了取得父亲的欢心，她曾在预科学校里努力培养自己对科学的爱好；18岁那年暑假，她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室打工，用Ｘ射线测试合金；她还对家里人说，她希望进大学化学系深造。很好，鲍林说。琳达看到爱娃·海伦经常有机会与鲍林一道出外旅行，还看到父亲希望母亲同意或征求母亲意见时那一副神态，她甚至滋生出嫉妒之心了。琳达永远也不会忘记，有一天下午，她跳着华尔兹舞步盘旋着进入鲍林的书斋，向父亲展示自认为特别漂亮的一套服装。鲍林用眼角很快地瞟了她一眼，说，“你清楚，这套衣棠要是穿在你妈妈身上，那该多美呀，”说完话，他又转过身去继续进行他的计算了。
但是，琳达如今开始从父亲的学生们那里受到了热情洋溢的关注，为此她打心眼里感到很高兴。当鲍林和爱娃不在家里的时候，彼得和琳达就会与游泳池畔的同伴们开起正式的联欢会，有些时候规模比较小，有时候则会出现喧闹欢乐的场面。
即使鲍林也在场，这些年轻的客人，有些是他的学生，有些是博士后研究者，对这类聚会的爱好，几乎是不受影响的。他们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少数几个有权进入这家私人寓所的莘莘学子。当然，在游泳池畔自然另有一番乐处，并且还可以找到机会，与鲍林一起在他的八角形书斋中谈论科学研究。有时，鲍林在理论研究之余，需要舒展一下身子，他就会徒步穿过草地，拣一块地方坐下，脸上浮起他那种商标式的微笑，开始与这帮年轻人神聊，讨论科学、政治和他们的前程。游泳池畔的短暂谈话也许就完全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道路。麦特·梅塞尔逊就是其中的一个。1952年的一个夏天，他上山游泳。他是彼得的朋友，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以前曾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后来在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度过一年时间，现在考虑转学到芝加哥大学。这一天，鲍林身着西装领带，走进炎热的院子，俯身爬在游泳池边，一面用手拨水，一面直视这位青年，问道：“喂，麦特，下一学年你有什么打算？”梅塞尔逊说他要到芝加哥去。“但是，麦特，”鲍林说道，“这可是言不由衷吧。为什么不到理工学院来做我的研究生呢？”在游泳池边，这位世界著名科学家的目光凝视着他，实在可敬可亲。梅塞尔逊仰头看着鲍林，说：“好，我非常愿意。”就这样，他在鲍林的指导下结束了学业，后来又到哈佛大学继续研究分子生物学，获得了出类拔萃的成就。就像这样，一位伟人露脸不大一会儿功夫，迸发出星星点点智慧的火花，随后，他又钻进自己的住所，留下这群年轻人继续嘻笑和玩耍。这是用南加州游泳池聚会形式包装起来的活动：一群年轻人，豪情满怀，才华横溢，大家聚集在一起，说古论今，海阔天空，谈论科学，无拘无束，言辞是那么慷慨激烈，场景是那么令人激动，实在让人难以想象。有人回忆说，鲍林的住所经常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地方”。
鲍林是深受学生喜爱的一位教授。大多数人将他视为精神领袖，他在山中修行思考，接受神的启示，然后再将神授真理传达给芸芸大众。他给一年级新生讲课，已经开始带上了一种传奇的色彩。他会不时地穿插一些使人惊诧不已的花样——他可以用一支5英寸长的计算尺算到小数点后第六位，同时要求一些心存疑虑的一年级学生用手摇计算机验证他得到的结果（他每一次都是正确的）——对于这位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化学大师，学生们似乎从心底里开始喜欢从他头脑里不断流淌出来的睿智才思。听鲍林讲课，“就像身处一场优美的音乐会一样，”一位听众回忆时说道。
这些学生开始将鲍林视为自己的楷模。要成为另一个鲍林，一大秘诀在于能识别人们所说的“鲍林点”，“就是指事情已经到达可以求得正确答案的某种火候——此时，若再向前走出一步，或更深入一步，那么情况反而会变得更加复杂，甚至答案也变得更难捉摸，”马丁·卡普拉斯作了这样的解释。卡普拉斯是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当时也是坐在鲍林家游泳池边那些年轻人中的一个。“鲍林点的实质就是审时度势地寻求正确的答案。”这一重要的技巧只有高明的大师才能真正掌握，这是一种胸怀全局的能力，在关键的时刻不在琐碎的小事面前唉声叹气，攻克一个难题时，未必一定要将每一个死角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潇洒而又不失时机地研究科学的方法。大多数人发现，这几乎是无法可以模仿的事。
对待学生和博士后研究者，鲍林从来都不会采取护着他们走路的方法。他不主张为他们规定好每一步，甚至也不会给他们指出具体的方向——“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一个人要么沉入水底，要么就自己独立地游向彼岸，”有一位学生回忆着说——不过，随着鲍林的名声日渐增大，他和学生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也渐渐染上了佛学大师传统布道的色彩。亚历山大·里奇新近取得了硕士的学位，他到鲍林的实验室里工作，希望尝试着做一点科学研究，但迟迟定不下具体的项目：他起先是作镰状细胞的研究，后来又一下子跳到碳键连接这一个理论课题上。怎么也激发不了他的想象力。他心里很焦急，吃不准到底做什么事为好。1950年的一个晚上，他走进鲍林的书斋，两个人谈论起一般科学的问题，并没有触及具体的内容。此时，鲍林顺手取出一本有人刚刚寄给他的一本书。那是英国皇家学会关于量子化学的一次会议发表的论文集，其中除了里奇一直在埋头进行的理论计算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容。鲍林将这本书翻了一下，随手就将它丢下了。“毫无价值，”他说道，“一堆垃圾。”里奇问是什么原因，他答道：“唉，我在30年代就曾苦苦追求，希望能找到精确的解，把这些方程解出，从而得到答案。我解不出来。从那时起，人们开始使用各种各样的近似方法，尝试着求解一个又一个问题。近似方法层出不穷，这与用鞭子抽打死马没有什么两样。”那天，里奇一直到开车下山之后，才意识到鲍林是在谈论他的未来。“既然莱纳斯也无法求解这些问题，”他对自己说道，“为什么我认为自己比他能做得更好呢？”就是这次旁敲侧击的谈论，促使里奇决定钻研Ｘ射线晶体学。也正是专业方向的这一改变，为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这一方面的卓越成就创造了条件。
梅塞尔逊将鲍林的风格与苏格拉底的名言相提并论：德性无法言传，但是可以身教。“我认为这就是莱纳斯对人施加影响的风格。”
50年代初期，在鲍林周围受到特别赏识的年轻人中，不少人后来在科学上显露头角。这些人聚集在鲍林身边，深受鲍林的影响。从30年代初鲍林带第一批学生算起，这些人与鲍林的关系最为密切。
生命的奥秘（续）
能为年轻有为的科学工作者充当父亲般的角色，鲍林感到非常高兴。不过，他生活的最大乐趣永远在于搞科学研究。1951年以后，鲍林开始将自己在蛋白质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其他长链生物分子的结构，其中就有淀粉和核酸。就人体功能而言，这些成分当然没有蛋白质那样重要，然而，它们的结构似乎更加简单，因而相对来说，借助于他的建模方法，也许更容易解决问题。
1951年夏天，鲍林开始深入钻研有关脱氧核糖核酸的材料，并且常常找人讨论。现在，大家都将这种成分称作DNA，它是染色体中核酸最常见的形式。阿斯特贝里在30年代就曾做过一些涂片的Ｘ光研究，表明DNA是具有重复结构的长链分子。这也可能是一种螺旋，但它只含有4个次级单元。这种次级单元称为核昔酸。这些核昔酸似乎在所有动物的DNA中都可以找到，而且各种核苷酸的数量都近乎相等，这与蛋白质的20种左右氨基酸不一样，它们在各种分子中的含量是很不相同的，每种核苷酸都是由核糖、磷酸和不同的碱基构成的。碱基是碳氮环结构，一共有4种：腺嘌呤，鸟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鲍林在30年代初进行共振研究时，就有一个课题是在理论上总结鸟嘌呤的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平板的形状，其他三种碱基的形状似乎也一样。研究DNA的关键在于弄清楚每种碱基是怎样与核糖和磷酸连接起来构成核昔酸的，然后这些核苷酸又是怎样连成长链的。鲍林认为，与蛋白质的结构相比，弄清楚这一点不会很难。
不管是哪种情况，这算不上是一个最为紧迫的问题。DNA在重量上是染色体的一种重要成分，但蛋白质也是一样。大多数学者认为，蛋白质部分最有可能包含着遗传的信息。蛋白质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功能，其次级结构也品种繁多，因而在其复杂性背后就可能隐藏着遗传特性。相对而言，DNA似乎就比较简单，它很可能只是一种结构性的成分，只是用来帮助染色体折叠和打开。比德尔这样想，鲍林也这样想。在1952年初，几乎所有重要的遗传学学者都持这一种观点。
关于与此相反的观点，唯一的证据来自1944年发表的一篇很不起眼的论文，作者是洛克菲勒研究院学者奥斯瓦尔德·阿佛列。阿佛列发现，DNA本身就能明显地在肺炎球菌之间传递新的遗传特性。然而，多少年来，谁都没有留意阿佛列的工作。鲍林知道这一结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肺炎球菌抗原的人造抗菌素时，就与阿佛列有过接触——但认为这一点并不重要。“我以前就知道DNA是一种遗传物质的论点，”鲍林说道，“然而我没有接受这一论点。你们知道，那时我正热衷于蛋白质的研究，我认为蛋白质最有可能是遗传物质，不可能是核酸——当然，核酸也有作用。在我著述的有关核酸的文字材料中，我总会提到核蛋白的概念。当时，我考虑得更多的是蛋白质，而不是核酸。”
吉拉尔特·奥斯特来自布洛克林·波莱，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客座教授。1951年夏，鲍林与他谈论他的研究工作，那时，DNA的结构还只是建模技术的一个有趣课题。奥斯特曾就所含水分对DNA的影响作过一些研究，在他回到美国东部以后，就向鲍林寄去了他在研究中得到的一些数据。在其中一封信的末尾，他突然想到一点意见。“我希望您写信给伦敦斯特朗德·金斯学院的J·T·朗德尔教授，”他这样写道。“他的朋友威尔金斯博士曾经对我说过，他有关于核酸的几幅非常清晰的纤维图形。”
DNA的清晰图形是很难获得的。随便取一根头发，就能用Ｘ射线拍摄到角蛋白的清晰图形，但DNA则需要从细胞核中分离出来，并旦要将它与粘附在一起的蛋白质分开，这一过程是非常困难的。那时，分离DNA的技术一般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分子，最终产品将是DAN的钠盐，全名为脱氧核糖核酸钠。但是，分离过程中分子结构是怎样改变的？仍然有人表示不解，即使是经过纯化的脱氧核糖酸钠用于Ｘ光衍射也是非常困难的。那时阿斯特贝里在30年代获得的最初几幅Ｘ光图形，还有他在1947年为了说明自己对DNA结构的新见解而公开的一张新照片，就是正式发表的文献中可以使用的全部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并无多大的价值。从球蛋白中得到的Ｘ光图形提供的数据很杂乱，难以用于成功的分析，而阿斯特贝里的DNA照片提供的数据又太少。对于这些图形中循环段的尺寸和量级，鲍林可以得到一些粗糙的看法，但是这些图形尚不够清晰，从中无法归纳出更多的信息。
鲍林需要更加清晰的Ｘ光照片，因此，他打算给威尔金斯写信。一位学者，积极参与某个项目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原始的数据，还未用某种形式发表，就将其拱手让人，这种情况应当说是少见的。但是，奥斯特力图让鲍林相信，威尔金斯无意用他所掌握的照片做许多事情，何况奥斯特还认为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于是，1951年夏末的一天，鲍林利用机会致函朗德尔的实验室，问他能不能看一看威尔金斯保存的资料。
威尔金斯在读了鲍林的来信后，拿不定主意自己到底应当怎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