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诺贝尔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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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鲍林再次向有关方面申领护照，为自己在冬季周游世界进行准备。这一次，他要求对方用书面形式准确地列出拒发护照的种种理由，因为他希望有足够的时间申诉。他收到了希普利的答复，其中罗列了她从联邦调查局关于鲍林的档案中抄来的24条指控材料。鲍林和自己的律师认真准备了一份新的证词，逐一批驳了这些指控。他在给护照处的回复中随附了一封信，其中提到：“这些指控……大多数不值一驳。”鲍林认为，只有一条需要认真对待，那就是说他是隐藏着的**员。“我实在难以相信，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务院竟然会捏造出这样一个罪名，”他写道。“对于这样一条指控，只需认真地作一点起码的调查……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表明其中没有任何真实的内容。”其实，希普利早就清楚这一点。她查阅了联邦调查局几份最近写出的有关鲍林的报告，其中提到，经过两年的彻底调查，没有发现确凿证据可以用来证实布登兹告发鲍林是**员的指控。
10月1日，希普利在审查了鲍林的证词后，写了回信：“国务院……根据手头的证据得出结论：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年里的活动，充分表明，长期来你始终如一地奉行**的路线。”鲍林也许不是**员，但与**员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因此，他的护照再次遭到拒发。希普利在信中还附上了一张用于上诉的表格。
鲍林井不希望上诉，他不想在由一群陌生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为自己的案子辩护，不想再次像他以前在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面前那样遭人诽谤，接受令人屈辱的审判。几天之后，他致函国务院称：“考虑到去年我在与国务院打交道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经历，我别无他法，只得放弃这次出国的打算。”他在引述上一次申领护照时自己花去的费用和令人心酸的窘境时，这样写道：“我感到，我再也经受不起这么一次经历了。”他就这样撤回了自己的申请。
此时，他心里已有了另一种打算。
通向斯德哥尔摩之路
朗缪尔说过，鲍林“将会赢得诺贝尔奖”，此时，23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鲍林的同事和学生一直在议论，他到底在何时能得到这一科学上最高的荣誉。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学者相继成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其中包括埃德温·麦克米伦，他曾在加州理工学院作为鲍林的学生进行过研究工作——鲍林却开始认为，自己永远不能问鼎这一奖项了。这是一件令人失望和心痛的事。许多人将鲍林视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化学家之一；他已年满53岁，他的许多科学成就似乎早就应当被人承认了。鲍林在心里安慰着自己，自己之所以未被斯德哥尔摩的评奖委员会看中，原因在于诺贝尔的遗嘱中说得很具体，这种奖不适用于批量性的科研成果，只奖给前一年里作出的单项重大的发现。鲍林的成就就属于批量性成果，他做的工作称得上是结构化学的宏伟大业，它是由许多方方面面的成果构成的。“的确是麻烦，”鲍林说。“哪一项成果算是我的单项重大发现呢？”
生物学家森特—哲尔吉①，曾对维生素Ｃ作研究而得到了他本人的诺贝尔奖。1952年底，他致函鲍林说，他打算提名鲍林为1953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候选人。“据我所见，您在很久以前就应当得到这一荣誉了，不过，迟得总比不得好。”唯一的问题在于“提名时到底确定哪一个单项发现最合适？”鲍林回信道：“我本人的最主要成果是在1928年到1932年间获得的，其中涉及到对化学键本质和分子结构基本原理的揭示。”为了促成此事，鲍林还寄去了自己生平的简短介绍，附上了新近拟就的一份长达8页的科研工作的总结。在这份总结中，他强调了他对键轨杂交的发现，有向键价的理论以及结构与磁性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有助于他对血红蛋白、抗生素和蛋白质结构的研究。
①森特—哲吉尔（AlbertSzent-Gyorgyi，1893—），美国生物化学家，生于匈牙利，发现并分离出维生素C（1928），研究维生素C等有机化合物在细胞氧化过程中的作用，获1937年诺贝尔医学奖。
但是，1953年11月，在宣布那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时，化学奖得主却是赫尔曼·斯托廷格。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德国化学家，他对聚合物的研究曾经影响过鲍林本人关于长链结构的看法。鲍林尽管有失望之感，但很快就将此置之脑后了。但是，此时又风言四起。第二年夏天，一位来访的化学家，瑞典科学院院士，告诉鲍林说，斯托廷格之所以被看中，只是因为他比鲍林要大20岁，评奖委员会感到他再也活不到一年了。接着，这位院士向鲍林透露，再过几个月时间就可望听到喜讯。瑞典的一个电视采访组访问加州理工学院时——据他们说，他们打算对著名科学家作跟踪采访——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鲍林身上。因此，鲍林将要得奖的传言就日甚一日了。10月，也就在鲍林撤回护照申请的那几天，加州理工学院收发室交给鲍林一大堆信件，其中都是有关鲍林可望获奖的消息。
1954年11月初，鲍林动身前往康奈尔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讲学。他尽力设法不去想得奖的事，但心里却一直抱着希望。宣布诺贝尔奖得主的时间向来就在11月初，他不久即可知道实际的结果。
11月3日下午，就在鲍林即将开始在康奈尔大学作学术报告前几分钟，一位记者通过电话追问到了他的下落。“您对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有什么感想？”这位记者问。鲍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反过来问这位记者：自己获得的是什么奖？“化学奖，”记者回答说。“不，奖励书是怎么说的？”鲍林想知道，到底是哪项发现使自己获得了这份荣誉。记者读了手中的电文：“……鉴于他对化学键本质的研究……及其在阐述复杂物质特性时的应用。”鲍林尽情地笑了起来，他告诉这位记者，他为自己能获得这项桂冠感到非常自豪，然后就放下了手中的电话。
他兴奋极了。给他颁发这一奖励，就是承认他从1928年开始研究化学键一直到阿尔法螺旋的发现所得到的每一项成果。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官员们破了一项先例，给了他一项终身成就奖。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们纷纷拍着他的后背，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但是鲍林兴奋到了极点，几乎就没有察觉。心里充满了喜悦，他茫然向教室走去，希望按预定的安排讲课——“我兴奋得不能自己，连教室的门也看不清楚了，”他后来回忆说——等在教室里的学生和教授们向他祝贺，爆发了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记者和各方面友好人士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消息后，纷纷来电表示祝贺。鲍林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非常珍惜这一荣誉，同时“也非常感谢我的那些非常能干的合作者所作出的贡献。我能作为理工学院的一名员工，已有32年时间了，我感到非常幸运，在此进行科学研究，条件极为优越。”作为诺贝尔奖的一名得主，他利用新近得到的这一绝妙讲坛，猛烈抨击政府在奥本海默案中实行的政策。他还给露丝·希普利发去了一条几乎未加任何掩饰的信息。有人问起，他去斯德哥尔摩出席颁奖典礼，会不会在护照问题上碰到麻烦，他告诉记者说：“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困难。纳粹德国曾一度为诺贝尔奖得主制造过麻烦，但估计美国不会去步其后尘。”
他的声音又再次响亮起来了。他又再次沉浸在欢乐之中了。尽管受到记者的追踪，他仍能按预定的计划行事。他长途跋涉，到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瓦努克塞姆讲座，讲解分子结构和生物学特性。在此期间，他还最后一次拜访了爱因斯坦。其时，这位年迈的物理学家身体衰弱，容易疲劳。不过，与鲍林会见，他的心情非常愉快。看到这位比他年轻的朋友能够利用新近得到的名声在奥本海默案中仗义执言，使他更加高兴。他们在一起讨论了新式超级炸弹的问题。对于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的解散，两个人都呼嘘不已；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现状也深表困惑。爱因斯坦对鲍林说：“我一生中犯了一个大错，就是签署了致罗斯福总统建议制造原子弹的那封信。”他说，他可以解释的唯一原因在于，他当时认为德国人也在做这件事。接下来，两个人都沉默不语。随后，爱因斯坦又向鲍林叙说了乌克森谢纳①一件轶事。此人是门世纪瑞典的一位首相。“乌克森谢纳对他的儿子讲，”爱因斯坦说，“你一定会感到惊讶，只需略施小技就可以治理这个世界。”鲍林高兴地看到，他们两人仍然在用同样的方式思考着这个世界。
①乌克森谢纳（CourtOxenstierna，1583—1654），曾任瑞典首相，国王古斯塔夫斯二世的密友和顾问。多次受命进行重要的外交谈判，后为未成年的女王克里斯蒂娜的摄政，成为瑞典的实际统治者。
5个月以后，爱因斯坦与世长辞。
在宣布鲍林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天，鲍林以前的一位冒冒失失的学生科耶尔，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写了封祝贺信，征求大家的签名。他高兴地看到，全系的人都在信上签了宇。“我不相信许多诺贝尔奖得主都能得到科学工作者如此热烈的欢迎，”科耶尔写道。“我征求了86个人的意见，86个人都毫不迟疑地签了名，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很高兴，诺贝尔奖给国务院将了一军。”麻省理工学院的这封信只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封函电之一。鲍林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以后，给每一封函电都写了回信。
在这个地方，鲍林也发现，几乎到处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从杜布里奇到各系的门房警卫，人人都向他祝贺。爱娃·海伦邀请鲍林手下的员工和他的亲密朋友到他们的山坡宅院聚会庆祝。来宾们举腹痛饮。卡尔·尼曼的夫人当众朗诵一首诗歌献给鲍林。“每一个人都兴高采烈，”一位来宾后来回忆道。12月3日又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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