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维生素Ｃ-2
23 维生素Ｃ-2 (第1/3页)
研究所
在1960年左右，阿特·鲁滨逊还是加州理工学院一名年轻有为的一年级新生，学的是普通化学。那时，该班的上课教师是尤格·华塞，但鲁滨逊有时也看到鲍林应邀来为学生讲课。大家对鲍林的一些事情都略知一二，知道他名声很大，一直与美国政府作斗争。此时此刻，鲍林大步走进教室，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腰杆，一副堂吉诃德式化学家的模样，后面跟着他的潘沙①——华塞，上气不接下气地扛着沉重的支架和模型。在学生们的心目中，鲍林成了一个传奇式人物。一天，他们知道鲍林来讲课，有人就在讲台后的黑板上非常潦草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鲍林是上帝，华塞是他派到尘世的先知。”
①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着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潘沙则是他腑首贴耳、唯命是从的忠实侍从。
鲁滨逊记得，鲍林看到了这句话，停顿了一会，就把“华塞是他派到尘世的先知”这几个字擦去了，然后又继续讲他的课。
在场每一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鲁滨逊得到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两年以后，他找到机会在鲍林手下从事麻醉这一课题的研究时，他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位年轻人虽然还只是一个研究生，但他已经显示出在实验方面有非凡的才能。他帮助鲍林进行了一次革新，用海水丰年虫代替金鱼来测定麻醉的作用。为此，他得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得到鲍林的青睐。
鲁滨逊后来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物理学家马丁·卡门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在卡门的记忆中，鲁滨逊是他带过的最聪明的研究生——正因为这一点，他在研究生院毕业时立即就被学校聘任为助理教授。也就是在这里，他和鲍林又再次相逢，此时正值60年代末，鲍林来到圣地亚哥作短暂停留。在圣地亚哥分校，两人谈论起分子矫正医学的精神分裂症问题，谈论起跑林先前为寻找精神病的生化机理而对血液和尿样进行筛选最终却遭到失败的原因。两人构成了奇怪的组合：一个是年迈的理论家，另一个是年轻的实验师。两人的政治观点正好是两个极端。鲁滨逊出生在保守的得克萨斯休斯敦，自我标榜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但是，科学超越了任何观点的分歧。鲁滨逊认为，在鲍林的精神分裂症课题中，自己懂得怎样把问题的头绪理清楚。可以采用一些非常灵敏的方法，辅之以色谱分析，对人尿那样的生物学复杂混合物中各种化学成分进行分离和测定，并利用计算机贮存和比较从成百上千人身上测得的大量数据。鲁滨逊很高兴有机会与鲍林在一起工作，并且有志于进行有关的实验，因此，他将自己研究的重点进行了调整，以适应鲍林研究的需要。两个人在圣地亚哥分校的交往密切起来了。不久，鲁滨逊将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改进测定各种疾病造成的生化改变的方法。鲍林和鲁滨逊从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得到了资助，专门用于精神分裂症尿样分析的研究课题。鲁滨逊的父母就在这段时间里相继故世，因此，他将鲍林夫妇看作为自己父母的替身，后来成了鲍林夫妇在大苏尔牧场的常客，甚至圣诞节也是与他们在一起度过的。
当鲍林转到斯坦福大学时，鲁滨逊竟然也跟着他同行，帮助他安装日益复杂的用于尿样分析的设备。他向圣地亚哥分校请了假，着实使他的导师们感到很惊讶。1972年初，鲍林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维生素Ｃ和癌症，鲁滨逊感到鲍林交给他的建立在帕罗·阿尔托的小型临时实验室太小了——此时，已有16台气体色谱分析仪，还有各种各样的计算机设备——因此，他和鲍林要求斯坦福大学提供更大的场地。
校方不大想满足他们的要求。再说，鲍林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教师。尽管1972年联邦调查局最终认定鲍林对国家安全不再是威胁——结束了这个机构对这位科学家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调查，将搜集到的材料整理成多达2500页的档案，得出结论说，最终未找到过硬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曾是**员——但鲍林继续进行政治方面的活动。他攻击尼克松总统所做的每一件事，从轰炸柬埔寨到他在巴基斯坦执行的政策，他接着还对记者说，尼克松应当服用维生素Ｃ；他用尖锐的言辞批评了斯坦福大学校方解雇了一名员工，这位员工曾发表演说，要求学校停止在军事研究方面的投入；他还再三敦促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起来反对越南的战争。
这已经是够糟糕的了。但是，到了1966年，鲍林在维生素Ｃ问题上的执着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和鲁滨逊对一些精神病患者进行维生素配方的试验，给他们服用大剂量维生素Ｃ，然后观察他们尿液中维生素Ｃ的含量（其用意是，体内缺乏抗坏血酸，将会导致摄入量增加，因而排泄物中的含量就降低）。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鲍林不断要求医学院的人帮助他测试维生素Ｃ在病人身上产生的作用。医学界对鲍林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抨击，使斯坦福大学的校方开始感到很尴尬。
鲍林要求将实验室搬到一个更大的场所，遭到了校方的拒绝。他又提议为他和鲁滨逊的研究工作新建一所中等规模的建筑，学校拨出一部分资金，他本人再筹集一部分钱款。此时，校方开始认真起来了，他们提醒鲍林说，他已过了斯坦福大学为教授规定的退休年龄。最后，1972年年底，他们正式通知，建造新大楼是不可能的。
鲁滨逊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和鲍林已经筹集到一笔资金。出资人名叫基恩·迪米克是一家制造气体色谱分析仪的公司已经退休的老板，同时也是热心支持鲍林维生素思想的信徒。这笔资金一共是5万美元，原本可以充当在斯坦福大学拟议建造的大楼自筹资金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告诉斯坦福大学，事情到此为止了，迪米克的资金将在校外租一个地方用作实验室？鲁滨逊和鲍林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从根本上摆脱校方的干预，建立他们自己的研究所。
两个人和迪米克一起商谈这件事。1973年5月15日，他们正式宣布，从此以后，他们将在门罗公园的一个新的研究机构里进行他们的工作。这个地方离斯坦福大学有好几英里远，他们将其称为“分子矫正医学研究所”。
鲍林现在已经72岁了，但他还像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地用全部身心投入了新近开始的事业。过了几个月，他就辞去了斯坦福大学的职位。鲁滨逊也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割断了最后的联系。两个人又开始向各方面寻求研究的资助。鲍林首先劝说他的朋友和同行参加研究所理事会——这是一种象征性职位，这些头面人物的名字将出现在信头上，有利于提高研究所的身价，更便于筹集资金的工作——一共有30个人接受了这一名誉，其中包括克里克、威尔金斯和另外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
迪米克的捐款已足够支付研究所新大楼的租金，除此之外，鲍林和鲁滨逊只有原来那一笔国家医学研究所提供的用于尿样分析的资金，因此，两人不得不用自己的钱来支付工作人员的薪金和某些购买设备的费用。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两个：一个是鲁滨逊的尿样分析的课题，另一个就是鲍林新近提议进行研究的维生素Ｃ。在鲁滨逊方面，取得更多资助并没有碰到多大的麻烦，但鲍林筹资的活动就不那么成功了。
1973年3月，鲍林拜访了国家癌症研究所，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鲍林和爱娃带着卡梅隆在苏格兰最早给予治疗的40名癌症患者的病历，抵达贝塞斯达，并将其交给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十几名官员查看。鲍林提议说，也许现在美国就应当进行一些对照试验了。但是，这些官员在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后，声称必须首先在动物身上作试验，如果表明这种治疗方法是安全有效的，然后才能采取下一步行动。鲍林心里想，这些医学专家同样是把维生素Ｃ当作一种药物而不是当作一种营养品来看待的，尽管是这样，他还是愿意照他们的要求作分阶段试验。他迅速提出了申请，要求资助10万美元在他新开的研究所里对动物作试验。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评估人员对这一建议投了票，结果赞成票很少，资助一事未得到通过。鲍林后来根据评估人员指出的缺点进行了更改，并在1叨4年再次提出了申请，申请书照样被退回。1975年和1976年又两度申请，每一次都没有结果。
1973年稍后，卡梅隆本人到美国旅行，顺道和鲍林一起走访了国家癌症研究所。这也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然而，两个人在一起所作的努力，仍然是一无所获。国家癌症研究所学者们的态度与其他医生们的态度如出一辙：在一家苏格兰小医院里偶然出现的几个病例，还不足以证明可以得到大规模研究的资助。卡梅隆在给鲍林的信中读到了他从国家癌症研究所那里得到的印象。他写道，在贝塞斯达，医生们使用着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和外科手术等手段，他考察了这些“的确使人失望”的办法，“我真不清楚他们到底得到了怎样的结果，这些方法毫无疑问会造成许多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