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来安抚那些不安的年轻人——肖锋
用什么来安抚那些不安的年轻人——肖锋 (第1/3页)
谁能告诉我怎么活？
1980年，《中国青年》刊登了青年读者“潘晓”的来信：“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
2005年，“开复学生网”收到了它的第1000个问题：“开复老师：就要毕业了，回头看大学生活，我想哭，不是因为离别，而是因为什么都没学到……要说收获的话，就是对什么都没有的忍耐和适应。”
2010年，有年轻人在任志强发表“买不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的言论后，在微博反问：“您说的是有道理，但是我们不想就那么认命！我们向往大都市才会奋斗拼搏，您如果是我，您也会选择大城市吧？！”
青年的心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温度计，也是一个国家最脆弱的神经。那些属于青春期的迷惘、热望与忧郁，与时代的前进、变革与激荡息息相关——每一代人的青春期困惑，构成一个国家的青春期病史；每一代人的青年导师形象之变，构成一个社会的精神进化史。
青年导师形象之变
中国青年从来不乏指导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以笔作枪、60年代人手一本红宝书、80年代李泽厚启蒙美学、90年代余秋雨开启“文化苦旅”……他们在一个中国人年轻时成为青春期记忆，然后又迅速在中年时剩下极淡的身影——正如我们的文明逐渐只指物质文明、时代**裸地被称为**时代、中国变成急之国，也不过30年。
青年导师在解答人生问题，也在解答青春中国的社会问题。经历过青年导师与政治偶像重合的年代，经历过青年导师几近空白的年代之后，到了2010 年，中国的青年导师基本形成了三大派系，其实也是我们社会的三个缩影——一是基于“成功动机过剩”而生的成功学老师，一是解决情感缺失问题的情感老师，一是来自交流即时、互动的网络“@老师”。
这是成功学导师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为着复制成功而来，但时代的成功却不可复制——无论是上一代人白手兴家还是一夜成名的经验，对下一代人来说都属于“时不再来”的偶遇。俞敏洪发明新东方精神，把英语变成成功学，把留学变为人生拐点，但海归回国遭遇的却是低薪与失业；李阳告诉你疯狂与自信是改变人生的力量，但朝他作出下跪姿势的年轻人，身上又何尝没有橡皮人的基因；刘墉教你如何靠平常心成功，但你在**社会，最找不着的就是平常心。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