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为什么美国少有“知识分子”？
萧功秦：为什么美国少有“知识分子”？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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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有一个问题时时引起我的思考：美国人日常话语中，很少出现“知识分子”这一用语。美国人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比例很高，但美国人中很少有人自称为知识 分子，也很少有人以知识分子的责任、义务、使命感之类的豪言壮语，来表示贡献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以上我在荷尔顿所看到的，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社会公益事业 与政治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们心目中，理念与理论并不重要。
这里指的知识分子，不完全是一个与“劳心者”的内涵相当的职业概念。更具体地说，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这样一种人，这些人受 过高深的教育，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由于所受教育较高，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信息来源，因而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这种知识与 敏感相结合，使他们自愿地承担起关注社会、改造社会、改良社会为已的道德使命。这些人可以看作是社会精英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有别于平民百姓，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往往与个人所属集团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而与他们所自觉承担的道德使命感有关，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确认的信仰、价值与理念，献身于社会改造与 改良的行动，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为理念而献身的行动倾向性，是十八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即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人类历史，不同于以往历史的一大特色。从此，知识 分子为人类历史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知识分子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也往往带来灾难。往往导致理想主义型的知识分子，或称理念型知识人，以某种自己认为合理 的、全面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社会工程的蓝图，来改造社会。这种好心人式的知识分子，严复在1906年给他的学生熊纯如的一封信中，在批判梁启超等人以不切 实际的书生式的“纸的学问”来从事政治时，说了一句极其深刻的话：“须知吾人之深受苦痛，其由于恶人者浅，而成于好人者深”（严复年谱481页）。再也没 有比这句话更深刻地提示了乌托邦型的知识分子造成的好心人的灾难了。
在欧洲、俄国与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是那些视理念为生命的知识分子来作为核心的。我在 国内时，曾经问过一位来我家做客的美国博物学者，为什么在美国没有欧洲人使用的那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也一时回答不上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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