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属于艺术史的艺术
读书笔记 属于艺术史的艺术 (第2/3页)
及艺术同最高理念的关系，等等等等。读这样的纯艺术必须懂得一点心灵的魔术，才能同作者一道在上下两界之间作那种惊险的飞跃，相反，按常识得出的结论全是站不住脚的。作者在文中叙述的是美本身，而不是美丽的事物；是时间本身，而不是事物中的时间特点。不明白这一点，不将立足点全部转过来，就会只看见社会批判学意义上的表面的东西，那种印象往往导致对作品的全盘误解。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将卡夫卡的作品看作对官僚体制的控诉，对小人物的同情；将博尔赫斯的小说看作土著民族的魔幻神话，高超的智力游戏，这种观点妨碍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的阅读成了僵死的、狭窄的阅读，不但不能进入作品的核心，反而一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徒劳地努力，得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站不住脚的结论，甚至用僵化的思想观念来代替艺术的感觉。
两位艺术家在追求纯美的境界时都受到那种双重的折磨，一方面他们要抛弃这个毫无价值的折磨他们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他们所追求的终极境界里又有他们最最害怕的东西——它是卡夫卡《地洞》中那头不露面的怪兽，它是博尔赫斯的《永生》中地狱里那些令人发疯的物件，它是最后的美。终极之美究竟是什么呢？它就是每时每刻向人逼近的、生命终结时的意象，一个无声无形，而又无处不在、永永远远不消失的"死"。为了达到这个自己最怕的意境，艺术家耗费了一生的心血，将生命一层层剥掉，在最最痛苦的冲动下朝那个方向突进。艺术家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呢？当然不是发疯或变态，而是自身的生命力使然，或者说他们是为了奏出生命的凯歌。他们进行那种尖端体验时，毫无价值的现实世界就获得了永恒的价值，因为对于"死"的感觉，只能是，也永远是属于生命的。当人企图达到生命体验的极致之时，他就同死亡接轨了（参看《德意志安魂曲》中犹太诗人耶路撒冷的段落）。但这种"纯"感觉又是多么的折磨人啊！当Ｋ凝视永恒的城堡，当博尔赫斯的主角呆在永生的城楼上时，他们的痛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在现实中遭受的痛苦。两位艺术家都向我们证明了：没有人所承担不了的痛，人不但能承担，还主动追求痛，痛是人达到永生的惟一途径。于是Ｋ故意寻衅来让自己受挫，让自己离头上的庞然大物越来越近；永生人则呆在离死亡废墟最近的火坑里，让躯体变得像洞穴动物一样粗糙，倾听着废墟上传来的神圣召唤。这种可怕的、受虐狂似的追求，它所达到的紧张感和恐怖感，在其他作家中是很少见的。作家就像在自己为自己设陷阱，以便一头栽进黑乎乎的深渊，去体验那无依无傍的、恐怖的自由感，并且还要回过头来清算这种感觉。双眼全瞎了的博尔赫斯和终于与世俗生活隔离的卡夫卡，他们最后的意境是越来越美、越来越空灵的意境，即便如此，他们对于那纠缠了他们几十年的人世间，依然是怀着情人般的、折磨心灵的爱。
浓烈的诗的氛围是两位艺术家作品的一大特点，这些小说毫无例外地可以称之为诗。文中的诗性精神同我们熟悉的那种类型完全不同，甚至相反。它不是圆融、消解，在模模糊糊中统一，从入世到淡泊放弃的出世，而是终于在消灭**的前提之下升华到大自然里头去，成为具有山野之美的草木的同类。这里的诗性精神如同《哈姆雷特》中那个大写的"人"——先王的幽灵，它的出现预告着灵魂内的战争，没完没了的扭斗与杀戮，永无出头之日的挣扎，而诗的境界就在那当中产生。什么是诗性精神？说穿了不就是人对死亡的态度吗？两位艺术家那诗一般的小说使读者深深地感到，他们远比我们活得痛苦、真实、有深度。在死亡之门的前面，博尔赫斯以其坚韧的冥思，冷峻而沉痛的挺进姿态铸成了人的无畏的身影；而卡夫卡则以热血的情怀，激烈而野性的撞击向世界高唱生命之歌。这样的诗意不是那种消除肉欲的解脱，淡漠的飘逸，返回童年的退化似的还原；这是成年人的诗意，是自我折磨，敢作敢当，面对吓人的真实毫不退却，反而要深入进去弄个水落石出的那种诗性精神，这样的诗性精神不是随便就可以承担得了的，所以艺术家在这方面有点像耶稣。想想卡夫卡的三部曲吧，那漫长恐怖的、炼狱般的精神生活，那连头颅都要被打扁的剧痛的体验，那每走一步都被抽去落脚点的悬置处境，绝对是超出了一般人的神经的承受力的。再想想博尔赫斯那些自愿被囚禁在深深的地牢中的囚徒吧，他们"像动物一样只顾目前"，《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191页。视**的剧痛为无，死死执著于自己的冥想，每一瞬间都不放弃永生的体验，还有什么比他们更像诗呢？在日益现代化的社会里，如果还有诗人或诗的读者出现的话，他就必然会是这两位先行者的同类。
贯穿于他们作品中的还有那种彻底的虚无感，以及对于这虚无感的勇敢的承担，在这一点上两位艺术家都达到了人所能达到的极限。虚无感产生于对"死"的凝视，凝视是一种可怕的酷刑，没有人能够坚持很长的时间，人只能像凝视城堡那样，看一看，随即便移开了目光。有一种特殊的凝视，这种凝视自始至终目不转睛，并且还伴以花样百出的表演来强调、突出这种凝视。这便是艺术家用杰出的分身术在作品中做到的凝视，那种化解一切生命，给人以迎头痛击似的凝视。被城堡"愣愣地"盯视，被地下室里的"阿莱夫"穿透了灵魂的人，领略了虚无感那压倒一切的强大之后，如果他还没有被征服，那他就拥有了一件秘密的武器，这种武器让他战无不胜，能够写出像《城堡》、《永生》这样的史诗，能够通过写作一次又一次地死而复生。外乡人Ｋ在城堡中的全部历程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抽空生存的立足点，成为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异类的过程，他的表演证明了人可以在"什么也不是"的状况中仍然积极地生存；人不但生存，还要给这毫无意义的生存赋予全新的意义。而住在城堡的人的身份全都是基于某种虚构（即生以死为前提），每个人都只有拼命挣扎，进行殊死的斗争才能维持或获取自己的身份，否则那身份即刻就消失。即使有了某种身份，那身份正是最靠不住的东西，一个永久折磨他的对象。为此村长在窒息人的真空中奋力求生，无怨无悔地累得病倒在床上；奥尔伽成天沉醉于那种"无中生有"的发明，不但变魔术似的将她弟弟变成了城堡的信使，还为全家与城堡建立曲折的联系不懈地努力；失去了身份的老板娘则用纯粹的想像来维系自己的尊严，在自己凭空营造的氛围里英勇地抵抗着虚无的进攻；弗丽达更是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克拉姆的情妇）不惜陷在生活的痛苦纠缠之内，弄得身心憔悴不堪。可以说，城堡的每个人都在对虚无的作战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而前提又是对于虚无的无条件的体认。这种奇异的风景虽可以在古典作品（例如《哈姆雷特》）中看到，但如此大规模的、结构巧妙的展开，以如此密不透风的方式排除了现实的入侵，这还是第一次。在博尔赫斯的《阿莱夫》和《永生》中，虚无感引起持续不断地咬啮人、窒息人的痛，人要承担自己肢体被无情撕裂的恐怖和剧痛。《阿莱夫》的境界把一切"有"变成"无"，把美女变成恶魔，人如果没有钢丝一般的神经是绝对受不了的。诗人经受了这一切，这一切就成了他的秘密武器，使他能掩饰弱点，赢得运气，产生出伟大的诗篇。文中天翻地覆般的情感起伏正是作者在生死之间的飞跃。《永生》中则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将灵魂的衣衫一件一件脱下，直至将无限宝贵的皮囊全部委弃于地，只剩下一个**裸的"魂"，一个连一股气都算不上的透明的、无比痛苦的存在。人就是为了要在这种彻底的虚无中生活，抛弃了人世间的一切，搬到那可怕的城楼的边缘，住在炎热的洞穴中靠吃生蛇为生，以便可以日日呼吸到高处飘来的虚无的空气。人同那永生的城楼既相辅相成，又永不妥协地对峙着，最恨的与最爱的是同一个东西。
与虚无感同时到来的，是那种新型的幽默精神。我们可以从果戈理和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中找到这种幽默的根源，然而也可以看出，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幽默较之古典的幽默已大大地发展了，幽默已经从外部彻底转向了内部，身临其境者自己同自己过不去，轻松的戏谑完全消失，代之以自虐的快感，将"痛"和"快"的张力都发挥到极致，给人一种魔鬼似的异质的印象。就好像人非要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嘲弄自身，践踏自身，才有可能触动灵魂似的；就好像人的精神发展到这一步，一定要在分裂中自相残杀，达成那种怪异的牵制，来将不可解的矛盾推动向前似的。进入两位艺术家的境界的读者都会深深地体会到，在那样的氛围之中，人要活下去是多么的不可能。艺术家为了将这一点表达出来，为了将自己对自己活着这件事感到的深深的羞愧通过表演再现，自我幽默是最好的方式。这种幽默以其特殊的爆发力让读者战栗，让读者从心灵深处生出无比痛快的共鸣，同时也让读者坚信：人毕竟还是有活下去的理由的。在一种始终不变、逐步深化、逐步激烈的幽默中，卡夫卡的主人公由懵懂急躁的反抗(《美国》)，到理性占上风的、冷静的反抗(《审判》)，最后演化为随遇而安的、甚至如鱼得水的反抗(《城堡》)，从而登上了那种最高的境界，清晰地看到了生命本身那幽默的本质。人不向死亡屈服，偏要一边幽默一边活，这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活的理由。博尔赫斯的幽默则以其打破世俗界限的超然上演着关于精神普遍性的好戏。在他的世界里，一切外界的传说和事件都被他用来作为宣泄灵魂痛苦的工具，作为嘲弄自身"弱点"的意象，其巧妙的寓意令人叫绝。博尔赫斯的绝望的幽默不是让人放弃希望沉沦下去，而是以那种消灭了善恶界限的最彻底的姿态为人做出活的榜样。两位艺术家的幽默的内核都非常一致，都有自虐的特点，都有发自最深处的快感，以及那种近乎妖孽的策划陷阱的嗜好。就是这种嗜好促使作者想出那种怪诞的情节，将戏剧性的表演推向**的。这种嗜好来自孤独中的自由冥想，绝望中的奋力迸发，它是源源不断的灵感的生发点，是不服输的棋手的特殊品质之体现。领略了两位作家魔鬼似的幽默的读者，经常会联想到作家本人的气质和他对生活的认识。的确，只有那些对生活过分的严肃，过分地坚持理想主义，一心一意要做一个"好人"，从而搞得自己处处碰壁、无路可走的人，才有可能发现这条曲折的宣泄通道。这是过来人的深邃体验，这种体验境界同正人君子绝缘，专门向猥琐的小人物展开，让那些黑暗中的游魂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在同质的幽默的发挥上头两位作家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卡夫卡的幽默是艺术狂人和不动声色的哲学家二者的配合表演（想想克拉姆和Ｋ之间的关系吧），**迭出，妄想联翩，充满了魔鬼附体似的激情；博尔赫斯的幽默虽然也异想天开，相对来说比较沉静，那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晶，长期辛酸苦闷的积淀。也许可以把卡夫卡的幽默称之为进攻型的，将博尔赫斯的幽默称之为防守型的；前者奔放、充盈、丰富、情趣万千；后者巧妙精致。二者在幽默的深度上却非常一致。
读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小说，你还会处处感到作者那种要自己来充当上帝的气魄。他们不是要制造出这个世界里的东西，而是要造出从未有过的东西；他们不是要讲巧妙的故事，而是要讲不可能出现的奇迹。他们的作品里有一条界限，那就是凡是已有的，全不是他们感兴趣的，他们的兴趣仅仅只在那种混沌的、孕育着"有"的"无"当中。处在有与无之间的迷雾后面的城堡和可以将他们的新世界邪恶地增殖的镜子，就是这种创造物——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这是一种斩断了记忆的创造，艺术家要获取的，是仅仅属于他自己的纯粹的时间，这种时间同外界无关，只能从生命本体的最深处以自力更生的方式生发出来，其过程也许很神秘，其形式却是可以把握的。下面的一段话很形象地描绘了这种创造：
他知道，模造杂乱无章的梦是一个男子汉所能从事的最最艰难的工作，即使悟透了超级谜和低级谜也一样。因为它远比用沙子搓绳或者用无形的风铸钱困难……为了使工作得以重新开始，他等待着满月的到来。到来之后，他利用下午的时间去河里沐浴净身，还礼拜了天上的神灵，念过了一个强大无比的名字的标准音节，然后睡觉。他几乎立刻做起梦来，伴随而至的是一颗心脏的跳动……终于，他有了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不能站立、不会说话、双目紧闭的小伙子……他苍白地感到了宇宙的声音和形态。他离去的孩子便是靠心灵的这些细微感觉哺育成长的……魔法师自然也担心那孩子的前途。因为他是自己在一千零一个秘密夜晚里，一点一滴、一丝一毫地想出来的。同上，第101~104页。
那位魔法师就是艺术家本人的化身。他要造出他的世界里的第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影子，同时又是最真实的存在，魔法师在虚与实的两难中打磨着自己那痛苦的精神，奇迹终于发生了。
再看看卡夫卡是如何描述的：
Ｋ这一阵一直在睡觉，虽然并不是真正睡着，而是迷迷糊糊半醒半睡，也许在这种状态下他听比尔格说话比起先前在那种困得要命却硬挺着不睡的状态下听起来更清楚，比尔格的话一字一字地撞击着他的耳鼓，但厌恶感减弱了，他感到自由自在，现在已经不是比尔格揪住他不放，现在只是他在时不时地向比尔格的方向伸手摸索，惟恐失去这种享受，Ｋ还没有深深沉入酣睡的大海，但已经泡进睡神为他预备的一池清水当中了。谁也不许再来抢走他的这点小小的清福！这时他依稀觉着自己似乎取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城堡》，29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卡夫卡要让他的主人公成为上帝，把命运抓在手中，为此主人公只能运用那惟一的武器——幻想，来同现实、同已有的陈旧的记忆对抗。他在灵魂最清晰的状况中（身体半睡半醒），在理性丧失了防御能力之时，勇猛地直抵核心之处，在那里演出了颠覆的好戏。
工程仿佛是难以设想的，其难度正如卡夫卡要将万里长城修建成通天塔。可两位艺术狂人就是要成就难以设想的事，他们的理想不在这个世界里，而那个世界，要靠他们自己从空虚中创造出来，这种创造又是建立在对已有的世界的否定之上的。就这样，他们自己成了情绪阴郁的人，因为要彻底否定，因为要抽空存在的根基，也因为自己的创造得不到证实。每进行一次创造，伴随喜悦而来的，总是那同一不变的失落感，作者找不到参照来说明他的作品，只能用再次的创造来使自己确信，而那再次的创造带来的又是更大的失落，如此恶性循环，没完没了。这种情况是由这种新型创造的本质所决定的，艺术家因而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不论从整体还是从单篇来看，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小说都是一种达到了新的高峰的现代寓言。在一种绝对理念的支配下，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日常生活变成了寓言，因而让阅读者在寓言中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如此彻底的颠覆和纯净的升华在以往的文学中是很少看到的，从中读者也可以窥见艺术家们对精神那种偏执的关注，那种不顾一切的沉迷。他们永远不说庸俗的话，他们写下的任何一个句子都与世俗无关，如果读者带着世俗的问题到作品中去找共鸣，那绝对是找错了门。这样的作品是灵魂的寓言，人先要解决灵魂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俗的问题，当然所谓"解决"也不过是挑起矛盾，启动自审的机制，在寓言的意义上重新认识自身的一切。特殊种类的文学要用特殊的方式来阅读。新型的现代寓言第一次集中地提出了精神的无限性或时间的永恒性的问题，它使读者相信，真的有一个与我们大家公认的世界并存的独立王国。作者已经在寓言中将他追求这个王国的全过程记录在案，当中既描述了王国对他发生作用的情况，也描述了他的生命冲动如何反过来改变王国的形式的情况，所有这些都历历在目，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这样的文本往往给初次接触它的人一种意在言外的陌生感，只有那些在灵魂旅途上经历了沧桑的人才比较容易抓住核心。
当时我便恍然大悟，这不是指西班牙人居住的那条大街深处的圆屋顶大楼，而是指某种更神秘、更重要的事物。当人们谈起世界代表大会时，一些人讲得隐讳莫测；另一些人则放低声音；还有一些人则显露出警觉或好奇的神态……对我来说，有着某种梦幻感觉的世界代表大会，仿佛要使它的代表不慌不忙地去发现它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了解他们的同僚们的名和姓。《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4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