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茗事典故-1
第十章 茗事典故-1 (第2/3页)
服登山，请山上寺院的和尚主持开园仪式，在焚香拜山后，在“皇茶园”中采茶叶三百六十片合夏历全年之天数，炒制成茶，存入两个银瓶，贡送京都，供帝王祭祖之用；同时，在蒙山上清峰、甘露峰、玉女峰、井泉峰、菱角峰摘“凡种”茶叶，揉成茶团名“颗子茶”，贮于十八只银瓶内，陪贡入京，称作“陪茶”。此种礼仪从唐一直延续到清末。
唐代诗歌作品中有不少描绘采制贡茶的情景，如白居易、杜牧、李郢、卢仝、袁高等，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对当时采制贡茶的情景及给贡茶产地茶农造成的沉重负担，从不同侧面作了生动描绘和深刻的揭露。因为一些诗人当时就是奉诏修茶的地方长官，他们的作品是由衷而发，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如白居易于唐敬宗宝历二年８２６在苏州刺史任内所作《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因寄此诗》有云：“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且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此诗从侧面描绘了在太湖之滨西岸的顾渚山与唐贡山采制春季贡茶的情景。据载，顾渚紫笋从唐代宗广德二年至永泰元年７６３—７６４列入贡品，与唐贡山成为地界毗连的两大贡茶区。
分属于湖州与常州。在每年清明之前至谷雨之间，湖、常二州的地方长官奉诏进山修茶时，还要带上眷属、侍从、乐工、歌伎等人众，到茶山举行盛大的“茶山境会”。同时还要邀请临近州县的地方长官、乡宦名绅为宾客前来茶山助兴。在“境会”上要品茗斗茶，饮酒赋诗，且歌且舞，鼓乐喧天，以至在太湖之东因病中的苏州刺史白居易似乎都闻到了这茶山欢宴上的悠扬的乐曲之声。以己身不适未能应邀赴会而引为憾事呢。
杜牧在唐宣宗大中四年８５０在湖州刺史任内奉诏修茶时，曾作《茶山》诗，有句云：“舞袖岚侵润，歌声谷答回。
好是全家到，兼为奉诏来。”这四句诗说明不仅同样带着大批人众，歌伎乐工，而且携带夫人公子、小姐登山游乐。但谁又知在歌舞欢宴的背后，茶民们为采制贡茶要付出多少艰辛和血汗呢？
唐代诗人卢仝在其着名的《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中说，他的好友孟简在常州刺史任内奉命修茶，一次就派兵士给他送来三百片珍贵的阳羡贡茶，卢仝在诗中生动地写了品饮“七碗”之后，以辛辣的笔触写道：“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从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这些诗句，正切中唐代贡茶的时弊，表现了诗人对身悬“巅崖受辛苦”的广大茶工的深切同情，对唐皇室和高高在上只知贡茶鲜美而不了解民间疾苦的达官显贵，作了辛辣的讽喻。
时任湖州刺史幕府给事的李郢在《茶山贡焙歌》中写道：
“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旗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茶来。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茶成拜表奏天子，万人争噉春山摧。驿骑鞭声砉流电，夜半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李郢这首《茶山贡焙歌》全诗及注释详见本书第七章《今古茶诗上》二十《唐李郢二首》注较详尽地记述了他陪同湖州刺史进茶山督办贡茶时的所见所闻。诗人对采制贡茶付出辛勤劳动和血汗的广大茶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诗人希望身居九重的天子和锦衣玉食的皇亲国戚们，在品饮珍贵的贡茶时能体量茶民的艰辛与贫苦，减轻他们的负担。诗人还以浓重的笔触写了一位十分同情黎民疾苦的清廉的湖州刺史。无论是美酒歌舞，金丝玉馔，或是浓郁芳香的珍贵香茗，都不能激起他的情绪，一进贡焙，便完全浸沉在体恤民情的忧思之中。
在唐代的诗人中，敢于义正词严地批评唐皇室贡茶制度的，莫过于湖州刺史袁高了。他在奉命进顾渚茶山修茶之后，写了一首着名的《茶山》诗全诗与注释详见本书第七章《今古茶诗上》七《唐袁高一首》注，针对唐代大兴贡茶制度的弊端，慷慨陈词，直言上谏；并对那些借修贡茶意在邀功求赏的奸佞之辈，作了有力的鞭笞。如诗云：“禹贡通远俗，所图在安人。后王失其本，职吏不敢陈，亦有奸佞者，因兹欲求伸。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选纳无昼夜，捣声晨继昏。众工何枯栌，俯视弥伤神。皇帝尚巡狩，东郊路多堙。周回绕天涯，所献愈艰勤。茫茫沧海间，丹愤何由伸？”
袁高，是唐朝立国后一百六十多年间，历任湖州刺史中第一位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贡茶的地方长官。而在那“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发芽”，视贡茶制度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的时代，则更表明了袁刺史敢写《茶山》诗气度非凡，难能可贵。并在贡茶修讫之时，刻石立碑于顾渚茶山。时为唐德宗兴元元年７８４春三月十日。
３．宋代的贡茶宋代的贡茶、税赋繁重，给茶民造成了沉重负担。据史料载，仅在太祖乾德元年９６３泉州陈洪进贡茶上万斤。荆南府进贡片、散茶八千七百多斤。唐代的贡茶推崇义兴今江苏宜兴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和四川蒙顶茶，而到了宋代则以建安为贡茶之上品。
宋赵汝砺撰《北苑别录》对宋代自太宗太平兴国９７６—９８４至仁宗庆历皇佑１０４５—１０５３年间，在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县凤凰山北苑建立御茶园，从采摘时间，制茶工艺，贡茶品目、数量等等都作了极为翔实的记载，为今人了解、研究宋代这一时期的贡茶情况，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本篇将有关部分作扼要介评。
北苑御茶园：建安之东三十里凤凰山麓北苑及其周围地区均列为御茶园。计有：九窠、十二陇、麦窠、壤园、游龙窠、小苦竹、苦竹里、凤凰山、带园、官平、和尚园、罗汉山等共四十六所，方圆三十多里。自官平以上为内园，官坑以下为外园。其中“九窠、十二陇、小苦竹、张坑、西际又为禁园之先也”。其地所产之茶，均属上品。在太平兴国年间初定为御焙。每岁焙制珍品龙团凤饼，以献宫廷。至仁宗庆历年间，执掌茶事的转运使，更加重视贡茶，品目日益增多，工艺越益精湛。北苑所产之茶，“独冠天下，非人间所可得也”。
贡茶之采摘：惊蛰前开园采茶，“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观”。古时采茶要求于今不同，现在要求不能采带露茶，而宋时采贡茶必须在清晨，强调“不可见日，侵晨则夜露未稀，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茶之膏腴内耗，受水按指制茶前再以水洗而不鲜明”。“故每日以五更挝鼓，集群夫于凤凰山。山有打鼓亭。监采官人，给一牌入山。至晨刻则复鸣锣以聚之，恐其逾时贪多务得也。”
入园采茶的人，要求选招当地熟知茶事的人。采茶要求以“甲而不以指，以指则多温；以甲则速断，而不柔。”宋徽宗所着《大观茶论》曰：采茶“以黎明见日则止，用爪断芽，不以脂柔，虑气汗熏渍，茶不鲜洁。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随，得芽则投诸水”。徽宗皇帝这一要求则更高更严，要求每个采茶工随身自带新汲清水，将每得一片茶芽随时投入水中，以保持其鲜洁。
贡茶之焙制：焙制贡茶，共分：拣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等多道工序。在拣茶时，茶工要精心剔除影响茶味和茶色的紫芽、白合和乌带。然后再从中分出水芽、小芽和中芽。如初造龙团胜雪白茶，以其芽先蒸熟，置之水盆中，剔取其精英，仅如针小，谓之水芽，是芽之最精者也。最消耗工时的则是研制珍品贡茶。以蒸熟之茶芽，置于盆中，分团酌水研磨，按不同品目，水次均有定数。如研制“胜雪白茶”为十六水；拣芽为六水；小龙凤为四水；其余贡茶品目皆为十二水。自十二水以上者，身强力壮的研工每日只能研一团；自六水以下者，每日研三至七团。要求每水“必至于水干茶熟而后已。水不干，则不熟，茶不熟则首面不匀，煎试易沉。故研夫贵于强而有力者也。”而研茶所用之水，是取自凤凰山凤凰泉一名龙焙泉、又名御泉，其泉水清且甜，昼夜酌之不竭。
贡茶在焙制过程中，要求也极为严格。按照不同品目，将已研好、制成不同等级的茶膏盛于薄厚、规格不同的“銙内，在适当的火温下进行烘焙。明代陈继儒在《茶董补》卷上言及焙笼法式时说：“茶焙编竹为之，裹以蒻叶，盖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纳火其下，去茶尺许，常温温然，所以养茶色香味也。”北苑贡茶烘焙时间之长短，是按照不同品目来确定的，有的经过六宿火至八宿火，最长者有十至十五宿火。也即是说，烘焙时间最长的贡茶，要经过十五个昼夜。
火候既足，出焙后即过汤上初色按：宋时所制贡茶龙团、凤饼等均在茶面上涂以色油〔读去声〕，谓之“上初色”。初色之后，置于密室，以扇扇之，则其色自然光莹矣。至此，便算完成了精美绝伦的贡茶制造过程。
各类贡茶品目及其数量：据《北苑别录》所载，仅北苑一地之茶，每岁贡分三等十二纲共四万八千余銙按：銙分两类：第一类是以竹、木制成，盛粗色茶品，其容积较大；第二类是以金属锡、铜、银质制成，盛超级细品贡茶。因銙之规格大小不一，所以对每銙之重量，亦难作出准确计算。现将粗细各色贡茶品目及数量摘录数纲，可见一斑：
细色第一纲：
龙焙贡新水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贡三十銙、创添二十銙。
细色第三纲：
龙团胜雪水芽，十六水，十二宿火，正贡三十銙；创贡六十銙；白茶水芽，十六水，七宿火，正贡三十銙、续添十五銙原文中夹批：一说为五十銙创添八十銙；御苑玉芽小芽，十二水，八宿火，正贡一百片；万寿龙芽小芽十二水，八宿火，正贡一百片。
细色第五纲：
太平嘉瑞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贡三百片；龙苑报春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贡六百片、创添六十片；南山应瑞小芽，十二水，十五宿火，正贡六十銙、创添六十銙。
粗色第一纲：
正贡：不入脑子上品拣芽小龙一千二百片，六水，十六宿火；入脑子小龙七百片，四水，十五宿火；增添不入脑子上品拣芽小龙一千二百片；入脑子小龙七百片；建宁府附发小龙茶八百四十片。
粗色第三纲：
正贡：不入脑子上品拣芽小龙六百四十片；入脑子小凤六百七十二片；入脑子大龙一千八百片；入脑子大凤一千八百片；增添：不入脑子上品拣芽小龙一千二百片；入脑子小龙七百片；建宁府附发大龙茶四百片；大凤茶四百片。
宋代贡茶中的超级绝品：
据《北苑别录》载，周密所记在南宋孝宗乾道、淳熙１１６５—１１８９年间仲春上旬，福建漕司进第一纲北苑试新，方寸小銙，进御只百銙。最里层护以细软黄罗；第二层以柔软的蒲草包裹；第三层再以双层黄罗包封，封口处盖有漕司的朱红印记；然后再装入朱漆小匣，并加有镀金小锁；最外一层是以细竹编织的精巧小竹笼加以保护。贡茶包装达六层之多，可谓精美绝伦。内装乃雀舌冰芽所造之“龙焙试新水芽”，一方寸小盒，仅可以供数瓯啜饮之珍茗，其价值达四十万钱。此特级珍品，专供皇室御用。偶有一、二赏赐宠臣，获者视其如珍宝，分片以针线穿连，再转赠至交同僚，亦均沾圣恩，以为奇玩，珍藏不舍。
《北苑别录》成书于孝宗淳熙丙午孟夏，亦即是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四月。作者当时在福建转运司主管帐司任内，因掌管茶事，遂有机会得以研究从北宋太平兴国到南宋淳熙年间的宋代七十多年北苑贡茶的史实。
宋高宗体恤民情减贡茶：
有研究宋代历史的学者认为，宋代之所以亡国，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赋税、喜宴乐是重要原因，其中嗜茶成风亦是宋代朝政的一大弊端。当半壁江山沦陷之后，南宋政权偏安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依然歌舞升平，大享“盛世”之乐。如有人在南宋绍兴、淳熙年间１１３１—１１８９在杭州旅邸即旅馆壁上题诗讽曰：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但南宋第一代帝君赵构，总还有一点体恤民情之心。据《宋会要辑稿补编》食货四十七记载，南宋高宗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六月十八日诏：“福建路转运司并建州：每年合起大龙团凤饼并京挺茶，并自来年为始减半起发。先是上言：福建岁有工供龙凤团茶数目甚多，今赐赉既少，无所用之，枉费民力，故有是诏。”
４．元代的贡茶国有兴亡之运，而贡茶产地亦有盛衰之时。宋代推崇建安之御焙贡茶，而到了元代，宫廷贡茶的主要产地又转移到福建的岩茶产地——武夷山区。
元代官府为督办贡茶，于大德六年１３０２在福建崇安县城南１５公里的武夷山四曲建立“御茶园”，又称“焙局”。
创建之初，建有仁风门、拜发殿、神清堂及思敬、焙芳、宜菽、燕宾、浮光等诸亭，附近还设有更衣台等建筑。
元代宫廷，为什么又选择这里作为贡茶的主要生产基地呢？这里是中国武夷岩茶的着名产地。武夷山区平均海拔６５０米，九曲溪水迂回其间，有红色砂岩风化的土壤，土质疏松，腐殖质含量高，酸度适宜，雨量充沛，山间云雾迷漫，气候温和，冬暖夏凉，岩泉终年滴流不绝。茶树即生长在山凹岩壑间，由于雾大，日照短，漫射光多，茶树叶质鲜嫩，含有较多的叶绿素。这使武夷岩茶独得天地之厚爱，形成了它独有的特色和风韵。这武夷岩茶，早在宋代就闻名于世了。苏轼在咏茶诗里就有：“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佳。”是说宋代的两位福建路转运使丁谓、蔡襄早就对武夷岩茶赞许宠爱有加了。所以元代宫廷放弃了自宗代起已开发三百多年的建安北苑御焙，而把皇室的御茶园建在武夷山四曲卧龙潭溪水南岸。不惜茶民血汗和工本，大力开发武夷岩茶，作为宫廷贡茶的主要来源之一。
元代在建立御茶园之初，贡茶从每岁进献数十斤，逐渐增至数百斤，而要求数量越来越大，以至高达每岁焙制数千饼龙团茶。明朝建立后，继续以此为御茶园，焙制贡茶，至明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在当地茶民再也不堪承受劳役之苦，纷纷四散逃亡的情况下，这个历经元、明两代二百五十余年的“御茶园”终于罢贡废园了。现仅有呼来泉又名通井等遗址，似在向游人陈诉往昔茶民的无言凄楚。
５．明代的贡茶明太祖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年间，全国贡茶额的分配是：
南直隶五百斤；浙江五百五十二斤；江西四百零五斤；湖广二百斤；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
其中福建所产贡茶不仅数量最大，而且质量也越来越好。
如探春、先春、次春、紫简及荐新等名茶，都被视为珍品。明太祖还规定，生产贡茶的茶户，可以免除其他课役。
明代的贡茶是，立国之初纳贡地区范围较小，数量亦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贡茶地区范围不断扩大，数额亦屡增不已。如洪武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年间，建宁贡茶共一千六百余斤，至隆庆１５６７—１５７２时增至二千三百多斤；宜兴贡茶原一百斤，宣德１４２６—１４３５增至二千九百斤。茶民除贡额外，还要献给镇守的宦官大数额的上品茶。如安徽的六安茶，称为“天下第一夺”，镇守太监对茶民常常征以高出定额数倍的贡茶。
到了明朝中后期，朝廷的贡役之重，已使民众苦不堪言了。万历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２０，有一位尚能体察民情的地方官吏——佥事协理州府政务、掌管文牍韩邦奇写过一首《茶歌》揭露官府残酷勒索贡物的情形，《茶歌》云：
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奇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鱼何不生别县？茶何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乃无。呜呼！山难摧，江难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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