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演变
中国社会演变 (第2/3页)
因，但中国传统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也足裁抑资本主义之演进，此层绝不该忽略。
最近又有人认汉代为奴隶社会的，此层更无理据。汉代固有大量奴隶之存在，但汉代全国人口，据历史记载，总在两千万之上。奴隶数最多不超过两三百万。每十人中拥有一奴隶，这不能便说是奴隶社会了。而且汉代所谓奴隶，只是他们的法律身份与一般公民不同。论其社会地位以及生活境况，往往转有在普通自由平民之上的。
汉代奴隶之来源，一因汉代有人口税，及义务劳役，若纳不起人口税或逃避劳役的，政府可以没收他为官奴隶，于是社会上遂多自卖为奴来逃避这一种惩罚的。二因汉代商业与后世不同，生产制造运输推销，各项经营，尚多混合不分，由同一个私家企业来执行。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一个平民自卖为奴，有时是参加了一个大的企业组织，正如近代一农民走进大公司当职员，他的生活境况自然会提高。政府只是加倍增收他的人口税，或限制他的政治出路，却不能低压他的生活享受。而拥有大群奴隶的，纵是加倍缴纳了人口税，依然还有利。当知汉代奴隶，并不专是农奴或苦役，奴隶市场上出卖的奴蟀，多数是投进奢侈圈中，不是走近劳役阵线的。汉代的大地主，只在田租上剥削，并没有使用大量田奴。凡此所说，只须细看当时历史记载便可知，哪可说汉代还是一个奴隶社会呢？
历史研究贵于能根据客观记载，再加上一种综合的阐明。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再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此乃西方史学界中之某一派，根据西方历史而归纳为如此说法的。这种说法，也并未为西方史学界所公认。说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转入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尚可说是较近实情。若把希腊、罗马乃至埃及、巴比伦遥长时期的西方古代社会，统统包括在一奴隶社会之概念下，却不能扼要阐明那时种种的史实。因此这一观点，在西方史学界中便己很少应用了。
中国史与西洋史是否走的同一路程，这应该根据双方史实，详加分析研究，先寻出其间的异同，再加以更高的综合，始合所谓科学方法的客观精神。若硬把西方某一派的观点套上中国史，牵强附会，哪能免武断歪曲，笼统演绎种种的毛病。
现在就中国史本身来说中国史，来分析中国史上的社会形态，我想先提出两概念。大概有几个时期，社会形态比较凝固，比较有定型可指。有几个时期，社会形态却比较变动，比较难指出其某种的定型性。这两种社会显然不同。所谓较有定型者，乃指那时社会上有某一种或某几种势力，获得较长期的特殊地位，而把历史演进比较地凝固而停滞了。有时则旧的特殊势力趋于崩溃，新的特殊势力尚未形成，那是变动的，无定型的时期。这些时期，可能是黑暗混乱不安定，但亦可能是活泼动进，有一种百花怒放万流竞进的姿态。我们可以把下一时期的情形，来衡量上一时期对历史价值之贡献。若下一时期黑暗而混乱，则因上一安定时期把历史生命力消蚀了，摧残了。若下一时期活泼而前进，则因上一时期把历史生命培植了，护养了。
我们不妨说西周及春秋是封建社会，惟此所谓封建社会，仅就中国固有名词来讲中国史，并不是说那时的社会形态即相似于西方的中古时期。在那时期，上层由某几个家族之取得政治上世袭特权而形成为贵族阶级，下层有被一种均产精神的制约经济所管束而形成的平民阶级。贵族与平民两阶级之长期对立，使那时期的社会，形成一较凝固的定型。但一到战国，世袭特权推翻，制约经济解放，凝固的定型消失了，许多新的力量都在潜滋暗长，都在迈步向前。战国如此，西汉也还如此。我们不如说这两个时期的社会是在无定型的动进状态中，比较稳妥。
在这时期，有两种新兴势力最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自由经济，一是平民学术。自由经济走向下层，平民学术却走向上层。战国时期是此两种新兴势力平流齐进的时期，因此战国社会更活泼、更前进。下一时期，即西汉时期，平民学者在政治上把握到较稳定的地位，来设法抑制下层的自由经济之继续进展，因此西汉社会比较战国，是一段在活泼动进中又回头转向凝固安定的时期。
若论那辈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凭借中国北方大陆之农隙余暇，在半耕半读的醇朴生活中孕育茁长。因此在那时期的平民学术，先天性地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裁抑自由经济贫富不平等发展之继涨增高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依然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旧路子。这里面也可以说明另一契机，何以使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之后，不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上去。
三
我们若把握住中国历史从春秋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常由一辈中层阶级的知识分子，即由上层官僚家庭及下层农村优秀子弟中交流更迭而来的平民学者，出来掌握政权，作成社会中心指导力量的一事实，我们不妨称战国为游士社会，西汉为郎吏社会。
武帝定制，凡进入国立太学的青年，其成绩优异者补郎，为服务宫廷一庞大侍卫集团。成绩较次者，各归地方政府为吏，为隶属于各行政首长下之各项公务人员。在地方为吏经过一段时期，由其私人道德及服务成绩，仍得经其所隶首长之考察选举，而进入中央为郎。政府内外一切官长，大体由郎的阶段中转出。因此战国的游士参政是无制度的，更较活动的。西汉之经由太学生补郎补吏的法定资历而参政，则是较凝固较有轨辙的。然在政治上虽有一套固定的制度，在社会上则并无一个固定的阶级，因此西汉社会依然是动进无定型的。
但不幸到东汉，而终于慢慢产生出一个固定的阶级来。一则当时教育不普及，二则书籍流通不易。在政府法律下，虽无特许某个家庭以政治上世袭的特殊权益，但此家庭只要把学业世袭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权益，也就变相地世袭了。于是有东汉以下的世家大族所谓门第的出现。
门第势力，已在东汉中叶逐渐生长，此后又经黄巾之乱，三国鼎立的一段长时期纷扰，中央政府不存在，平民失却法律上之保护，各各依附到世家大族既成势力下求庇荫，经过相互间的私契约，一般平民从国家公民身份转变成门第的私户。那些世家大族，把私户武装起来，成为一自卫团体，一面筑坞，即犹堡垒，凭以自守，一面屯垦自给。依随他们的私户，则成为部曲或家兵。不像样不稳固的新政权，因要获得他们之归附，在事实困难上，只得承认他们相互间的私契约。于是政府与社会中间，隔着一道鸿沟，政府并不建筑在公民的拥护上，而只依存于世家。世家挟带私户，来与政府讲条件。直到西晋，昙花一现的中央政府不幸短命，五胡割据，东晋南渡，大批平民跟随大门第渡过长江。留在北方的，亦赖借大门第所主持的集体势力，而避免胡族政权之蹂躏。如是而社会上门第势力，无论南北，都更见壮大。
这一情形，却极像西洋史上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倾覆后的一段。而且那时印度佛教东来，宗教势力兴起，寺庙僧侣也掌握到社会上绝大一部分力量，为一辈平民所依附。因此近代研究中国史的，又有人说，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不在西周与春秋，而在魏、晋、南北朝。在此点上，遂引诱他们提起把西汉当作奴隶社会的兴趣了。
但我们进一步仔细推寻，则自见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门第社会，和西洋中古时代的封建社会，依然有它极大的相异处。最要的还在政治上。秦、汉大一统政府种种法理制度的传统精神，早在中国史上种下根深抵固的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中央政府，虽则规模不如秦、汉，但在政治观念上，依然还是沿袭秦、汉政府之传统。当时的大门第，虽则因缘时会，获得许多私权益。但在国家制度上，并未公开予以正式的承认。他们虽是大地主，但并不是封建贵族，因他们并没有政府正式颁赐的采邑。他们虽世代簪缨，但这是凭借一时的人事机缘，像九品中正制之类，却并不是政府特许的爵位世袭。而且在政府方面，还屡屡想把他们的私权益据理调整。当时政府本身，即是一个门第势力所支撑而形成的政府，而时时想裁抑门第，此即证明是秦、汉以来历史传统的潜存势力在发挥其作用。
我们还得一述当时农民的地位。春秋战国时的田租，大体是十分而税一。汉代更宽大，折半减收，法定的租额是十五税一。但实际征收又减一半，只是三十税一。而有些豪门的私租额，最高到十税五。因此政府的宽政，有些处达不到民间，而转增了豪门的剥削，这是秦汉沿袭战国，改采自由经济的流弊。王莽针对此弊，要把田亩全收归国有，重新分配，恢复井田制，即是恢复制约经济，恢复均产精神。但他失败了。一到三国、两晋时代，全部农民，几乎都转入豪门，受其荫庇。据历史记载，当时的田租额，提高到百分之六十，最高有到百分之八十的。薄弱的中央政府，很少直辖公民，财费无着。因此政府田租也依照豪门租额征收，虽想与豪门争夺民众，终鲜实效。直到北魏均田制出现，农民地位，始见改善。这一新制，依然是由北方门第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据历史传统所提供。最要的是把租额锐减，还复汉制，如是则农民们与其为豪门私户，宁愿为政府公民。于是户口田亩的实际数字，很快地由农村直接呈报到各处地方政府来，大门第荫庇下的私户，轻轻一转手间，又成为政府之公民。中国政府凭借广土众民之支持，本来不需横征暴敛，政费是不愁不足的。这又是历史上一番大革命，但也没有经过下层民众的暴动流血，强力争取，只由政府自动地在法律制度上改进一番，而和平地完成了。
其次要说到农民对国家之服役，这与纳租，成为农民对国家之两大义务。在西汉，推行全民义务兵役制，每一个农民都需要服兵役，但分派时期不久，很易负担。汉末大乱，农民转到私家门第下当部曲，国家公民少了，尽量抽丁，那时则农民全成为军队。粮食不给，再由军队抽空屯田。在法理上，是兵队耕着政府的田，正与私家部曲耕种大门第的田一般。因此田亩收入，尽归国有，农民即屯田兵所得，只是最低限度之生活费。上文所说百分之六十的税收，便由当时屯田制演成。五胡以下，在北方是胡人的部族兵，中国民众则在抽丁制下临时加入军役。在东晋，则因门第势力之阻梗，连抽兵也难顺遂推行，于是逐渐改成募兵制，借此勉保疆土。直到北朝末期的北周，再根据历史传统来创立府兵制。在汉是全农皆兵，在北周则成为全兵皆农。农民不需全服兵役，而服兵役的，政府一一给以一份定额的耕地。在政府不再有军晌之支出，在兵队却各有家庭，各有一份优厚生活的保障。田租与兵役制度改进了，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情况也改进了。于是整个时代，也因而转运了。所以我说要研究社会状况，不应该忽略了政治制度。因政府控制着社会的。社会常随着政府之法制而转形。北朝因有均田与府兵两项新制度，遂造成了此下隋、唐两代之复兴盛运。而此两项新制度，则全由当时北方门第中知识分子，从研究古代经史而建立。
当时南方学者讲庄老新思想，北方却守旧，仍着重传统经史之学。尤其是一部《周礼》，成为当时国际间共同看重研讨的对象。创造府兵制的苏绰，便是研究《周礼》的专家。此后北周军队打进北齐都城，北齐的《周礼》权威学者熊安生，告诉他家人说，北周皇帝一定会先到他家来拜访，嘱先打扫门庭。结果北周皇帝果然不出所料，随着大军进城，首先下令到熊先生家去。
以前王莽早已根据《周礼》来变法，以后北宋的王安石，又复根据《周礼》来变法。《周礼》是战国时代一个不知名的学者，假托周公封建来伪造的一部订有精详的具体制度的“东方之理想国”。虽是一部伪书，但也保存有许多周代封建时期的实际史料，又有许多在封建崩溃之后，一种理想的封建制度之再计划。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封建社会与封建思想，这一部书至少该参考。
至于说到那时的商业，比两汉，只见更活泼，更繁荣。就南朝论，当时说，广州刺史只经城门一过，便可得三千万。就北朝论，魏孝文迁都洛阳，其新都建筑规模，尚有《洛阳伽蓝记》可证。我们一读此书，便可想像当时北方商业繁华之一斑。若我们一定要把西洋社会来比拟中国的，则试问，全国各地，散布着繁盛的商业都市，散布着自由的中产阶级，那样的社会，是否便即是封建？于是有人又要说，那时的中国，便已是前期资本主义的社会了。总之，说通了这些处，又说不通那些处。说近了这边，又说远了那边。勉强比附，终无是处。
下面讲到隋、唐。
四
隋、唐的府兵制，沿袭了北周成规，而唐代的租庸调制，则由北魏均田制所蜕变。汉代租额三十税一，唐代更轻，只四十税一了。汉代农民服役，每年一月，唐代减到二十天。更重要的，是唐代沿袭北周，接受了古代井田制度为民制产的精神，每一农民都由政府授以耕地，使在轻摇薄赋的传统精神下，人人有一份最低限度的生活凭借。但唐代对工商业却转采自由政策，一切免税。我们把汉、唐两代的经济制度作一对比，汉代只注意裁抑工商资本之过度发展，而没有注意到下层农民最低生活之保障。唐代颇注意农民生活之保护，而放任工商业之自由发展。汉代立法，像是不许有过富的，却可能有很穷的。唐代立法，像是许可有过富的，却不许有过穷的。因此唐代社会经济较之汉代更活跃，更繁荣。
最要的是隋、唐公开考试制度，即所谓科举制度之确立。任何一公民，皆可自动请求参加考试，以获得进入政府的一种最有保障的资格。这一制度推行了，以前门第那一种变相的贵族，便逐步衰退而终于消失了。这又是中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形态一番极大的革命过程，但仍非由下层民众掀起流血狂潮经斗争而获得，仍是由上层政府在制度之改革上和平达到。
唐代在大一统政府下，全国民众，受着举国一致合理而宽大的法律保护。旧的特权势力，在逐步解体。有希望的新兴势力，在逐步培植。那时的社会，也如西汉般，在无定形的动进中，我们断难称它又是一个封建社会。然而历史演进是永远有波折的。唐代到中、晚期，租庸调制、府兵制都破坏了。另一种变相的封建势力又产生，此安史之乱以后所谓的藩镇。这是一种军阀割据，因唐代长期向外开疆拓土，边防将领除带兵外，又逐渐掌握地方行政财务之实权，外重内轻，尾大不掉，而引起安史之乱。政府对叛乱势力不能彻底肃清，姑息妥协，于是遂有藩镇。他们拥兵自强，又互相勾结。政府虽没有准许军权世袭的明文规定，但他们用种种方法强迫政府，期求变相的世袭。
若说魏、晋、南北朝的门第，是文官家庭之变相世袭，则唐中叶以后之藩镇，是武将家庭之变相世袭。门第造成社会不平等，藩镇造成政治不统一。若使我们把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统一，认为那作梗的都是些封建势力，则门第和藩镇可谓各得其半。若我们要权衡两者间之病害轻重，则又似各有得失，颇难遽下定论。门第势力造成政府之弱势，但传统文化，还赖它在乱离中保住。藩镇割据，把中国当时的对外国防，幸算勉强撑持。但在军阀统治下，普遍地文化窒息，而且几乎连根铲灭了。历史告诉我们，南北朝之后，紧接着隋、唐盛运之来临。而唐中叶以后，终至演成五代十国之黑暗，以及北宋统一后之长期衰弱。因此我们知道，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
北宋初年，在文化上经济上已经赤地一片，都需要重新建立。首先是没收军阀兵权，加强中央政府之统一。其次是竭力提倡文化与教育，要社会一般风气看读书比当兵为高贵。为近人所诟病的，中国人之尚文轻武的风气，正是北宋初年用尽全力扭成的。若在五代十国，公民想求出路，只有去当兵，否则出家做和尚，读书人则早快绝迹了。经过宋代将近一百年的培植养护，政府又变成像样的读书人的政府，那时遂又有王安石变法和新政运动。首先是要训练民兵来替代职业兵。于是有保甲制，期于农隙中来武装农村。其次注意到减轻社会富农对国家劳役之过重负担，那些全是中唐以下，直到五代十**阀统治所积累增加的，于是有免役制。把普遍摊款来代替偏差任役。其次又想清丈田地，整顿税收，来逐步走上中国读书人一向想念的古代封建社会下的那种制约经济与均产精神，于是有方田制，即丈量田亩。又想裁抑商人资本，其实那时的商业资本早已有限，只因政府穷困，政费无着，不在农民身上打算，便转到商人身上起念，于是有均输与市易制，由政府来转运物资及平衡物价。又想把农民的困乏，在地主与富人的剥削下解放，于是有青苗制，由政府来贷款，收回轻微的利息。这些仍是中国传统政治下一套传统的经济理论。他们依然是根据《周礼》来做新政的理论上之护符。
那些新政，终于因多数反对而失败。当时反对新政的也有他们的理由。宋代最大症结，还在它养着一百几十万不生产的职业兵，把整个经济拖垮了。王安石要在这上下困乏的环境下推行新政，增加税收，那是利不胜害的。
自从唐代租庸调制破坏，改行杨炎两税制，自由经济又抬头。农田兼并，再度造成小农与大农。直到宋代，南方长江流域，是当时中国经济的新兴区，比较多自耕农。而北方黄河流域，因唐代门第与军阀势力的遗毒，比较多佃农，在宋代称为客户。据当时政府户口统计，北方客户比较多，南方客户比较少，南北经济情况不同，因此王安石的新政，在南北两方利害亦不等。如青苗免役诸法，南方比较多赞成，北方比较多反对。民兵组训即保甲制，亦先在北方推行，因此北方人更多反对。由中央政府制定一种统一的法令来推行全国，北宋以后，是比较困难了。
五
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之更消融。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资本难于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我们若把分裂性及阶级性，认为封建社会之两种主要特征，则宋代社会可说是距离封建形态更远了。然而正为此故，遂使宋代社会，在中国史上，显为最贫弱，最无力。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地摆在偌大一个广阔而平铺的社会上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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