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社会演变
再论中国社会演变 (第2/3页)
治形势大变。其时学者，即传统之所谓士，相率杜门不仕，而隐于民间，以讲学为务。书院之盛，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来之书院林立，惟元最盛，莫与伦比。故元代之学术，经史文学，纵不能继步两宋，然较之明代，则未见远逊。元代初期如黄东发、王厚斋、胡身之、马端临，皆不愧为旷世巨儒。中国历史上亡国时代，惟元初学术最盛。明代开国，如刘基、宋濂之徒，亦皆培养于元代。论其规模，亦未逊汉、唐、宋诸代之开国，而抑若犹有过之。明代科举之制，亦承袭于元。所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为科举标准者，亦自元抄袭。故在元代，政治大变于上，社会固未随之大变于下。学术文化传统依然如旧。其时己无门第，而白衣之士阶层，仍不失其为社会之领导中心。士阶层凭何力量而得如此，此当从胡瑗、范仲淹以下，在学术之潜在精神中，求其深源。而濂、洛、关、闽理学之贡献，亦自可见。
满清入关，明遗民志节之高抗，学术之深邃，一时人物蔚起，声光炳焕，尤过于元初。历代政权更迭之际，殆无其匹。政府亡于上，顾亭林谓之是亡国。而社会士群，则仍能存天下于下。中国历史文化依然保存其大传统。清廷异族政权虽控御中国逾两百四十年之久，然中国社会则依然凝固，精神犹昔，文物递盛，直接间接，莫非明遗民所赐。清末辛亥以前，国人倡导革命，即以明遗民为号召。尤著者，乃见于当时群相诵读之《国粹学报》。风声所播，人心奋昂，影响深厚，远较宣传西方美、法革命为尤过。下层社会之影响上层政洽，自本自根之文化传统，较之外在影响之鼓舞散动，其为力之宏大，收效之迅速，即此可见。
如上所述，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此非深明于中国所特有的四民社会之组织与其运用，则甚难明白其所以然。
近人每谓中国尚停滞在农村社会的阶段，不知中国城市兴起，亦已历两千数百年，其为历代首都所在地，如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乃及燕京，与夫其递盛递衰，如战国齐之临淄、赵之邯郸及陶，又如宋代特起之四大镇等且不计。如春秋末之吴，秦代统一后之广州，汉兴以下之广陵即扬州，以及如四川之成都，此等大城市，皆绵亘两千年以上。唐人诗，“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黄巢之乱，广州大食商人被难死者达十万人。金兀术渡江南下，苏州一城死者五十万人。即略读马可波罗游记，亦可见其时中国各地城市遍布之盛况。钞票始行于南宋，至元而大盛。银号汇兑制度，亦在清初成立于山西。至如商品远出国外，如汉丝、唐茶、宋瓷，人人所知，不烦详举。故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即为一农、工、商并盛之社会。
至于全民兵役制，则确立于汉代。三国以下有屯田兵，唐有府兵，明有卫所兵，虽非全农皆兵，亦必求其全兵皆农。兵农合一，永为中国历史上一传统制度。对外武力，如汉代对匈奴，唐代对突厥，其征战辉煌之绩，亦彪炳莫盛。凭其富，不产生资本主义。凭其强，不产生帝国主义。历史上不断有此机会，而永不迈进此境界，永保此和平安定四民社会之体制。于农、工、商、兵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会与政治之领导中心。
以较西方社会，希腊、罗马有农奴，而中国无之。中古时期有封建贵族、武装堡垒与夫教堂大地主，而中国无之。文艺复兴城市兴起以后，其海外殖民以至于资本主义大企业之兴起，而中国亦无之。中国社会有士之一阶层，掌握政治教育之领导中心者，西方亦无之。果能平心从历史演进中尊重具体实例，一一加以比较，则中西方之社会相异，显然可见。
社会体制既不同，建立于其上之政治，自亦不同。如西方古希腊之市民政权，只建立在每一小城市中，尚不能扩充成为一国家。罗马帝国之军人政权，以及中古以后，现代国家兴起，有所谓神权、君权、民权之演进，在中国史上，皆无其例。秦、汉以下，全国大一统之中央政府，非神权，亦非民权，但亦不得目之为君权。
西方现代国家，疆土仅如中国一省区，尚可凭君权统治。中国自秦以下，传统政治，论位则君最高，论职则百官分治，论权则各有所掌，各自斟酌。如汉代之选举，唐代以下之考试，皆有职司，其权不操于君。朝廷用人，则一依选举考试之所得。故中国自秦以下之传统政府，仅可称之曰：“士人政府”，或可称为“官僚政府”，官僚即由士人为之。而决非贵族军人或商人政府。
又且皇帝与政府亦有别，不能即认皇室为政府。百官分职，皆有规定，不由君权，又乌得目此政府为君权**之政府。君位在政府中为最高，自君以下，卿相百官皆出于士。在四民社会之上，而有士人政府之建立，使政府社会融成一体。而且选举考试，录取名额全国皆定量分配。户口众，赋税重，则选举考试之录取名额亦随而增。故政府官僚，率平均分配及于全国之各地区。惟在铨叙制度之升降黜陟中，偏远地区，文化较低，人才稍次，较难得卿相高位。君位虽世袭，然储君必与士人受同样教育。正位为君，亦时择群臣中学问才德胜者进讲授业，则君亦士也。君臣上下之能沆瀣一气，其端在此。故中西社会不同，政府亦不同。暂不论其高下得失，而双方相异，则历史具在，可以覆按。近人好据西方历史来解释中国，则宜其不相当。
近百年来，中国备受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欺凌压迫，思欲一变传统，以效法乎彼。于是社会剧变，历两三千年来为社会领导中心之士阶层，亦日趋没落。至于最近，几失存在。往日之士精神，已渺不复见。而工商企业之资本家，则尚未成熟，未能确然负起领导社会之责任。于是整个社会乃真如一盘散沙，不得不待政府之排布。而政府又高呼民主，民实无主，何能主政？抑且西方近代资本社会与其民主政府，亦经长时期之禅递推进而有今日。其所成就，何可一蹴即几。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干年来，深埋厚筑，急切犹难挖掘净尽。此下之中国社会，将成何态，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之士，难窥其仿佛。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洵堪为今日之中国社会咏矣。
抑犹有进者。互观中西双方历史，而论其政府与社会之比重，可谓中国政府乃以社会为基础，西方政府则仅以社会为凭借。故中国政府自秦以下，实皆由社会士人组成，王室虽在政府体制中占高位，受尊崇，然决不得谓皇室即政府。外戚宦官预政，政府随即崩溃，但社会传统则赓续如旧。所以顾亭林有亡国亡天下之辨。自宋以下，蒙古、满清两度以异族入主，而中国社会传统，则迄未有变。朝代兴替，政府更迭，自秦以下屡有之。惟元、清两代为大变，然仍必以中国社会为基础。故依宋、明两代言为亡国，而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精神之建本于社会基层者，则固前后一贯，大本未摇，故可谓仍是中国传统之天下。
以较西方历史，希腊未有国，罗马有国，然其国由政府建立，而非建立于社会。故罗马帝国非即罗马人之天下，帝国亡，仍若与罗马人无关。欧洲现代国家兴起，最先亦建立于政府。若果以社会建国，则至少葡、西不必分建两国，比、荷、瑞典、挪威均然。而奥、匈则不得成一国。而且中古时期以下，全部西欧，同操拉丁语，同信耶稣教，亦尽可成立为一国。欧西社会，乃在同一天下中，而始终成为多国。
故中国历史实可谓有社会有国家，其言盛衰兴亡，盛衰乃指社会言，而兴亡则指国家言。但亡后复有兴，衰后复有盛。以观西洋史，则实当可谓有社会无国家，故西洋史各地有盛衰而无兴亡。如希腊至今仍是一希腊，罗马至今仍是一罗马，而其每一地则衰后不复盛。当前之现代国家，如葡、西、荷、比，以至英、法等，葡、西、荷、比已一衰不复盛，英、法恐亦将皆然。此乃西洋史与中国历史相异一大要端，诚不可不知。
惟其如此，故近代西欧人，好言自由，力争民主，而屡起革命。此乃对社会言，非可对国家言。而中国历史则诚如近儒梁任公言，乃无革命。实可称西方革命，乃限于社会性，非可谓是国家革命。至如中国古代史，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中国传统之所谓革命，实属国际性，而非社会性。依西方史言，则不啻一国对另一国之征伐，又何可言革命。
今再深一层言之，亦可谓西方文化，实仅停止在社会财货生活一阶段上，并未能进入更高层，如中国人所谓治国、平天下，大群集体人生中之政治道义阶段上去。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仅尚社会一时多数人意见，而并无超社会以上更高一层之规矩道义可言。以此较之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治平大道，其相互间之距离，实甚相远，未可并论。
再自中国史言之，秦代一统，固可说由秦消灭了六国。深一层言之，乃是当时中国社会新兴之士阶层代替了古代之封建贵族阶层。故秦始皇帝时代之政府，早已具一士人政府之雏形。汉高祖以平民为天子，至汉武帝则士人政府乃确然正式成立。中国之士阶层，乃由社会产生，不由政府产生。故中国史上自封建而改为郡县，实可谓乃中国政治史上一大革命，一大进步。下至三国，魏之曹氏，晋之司马氏，自此以下，除五胡北朝为外族政权外，南方诸政府，何尝不由社会中士阶层来建立。即五胡北朝，亦必与中国社会中之士阶层合作，而始能成立其政府。甚至下迄元、清两代，亦莫不然。
近代西方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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