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

    中国传统政治 (第2/3页)

是帝王家奴,是封建头脑呢?

    但中国帝皇新统,由东汉以下,不论禅让也好,革命也好,永远落在权相或军人的手里,很少能由社会下层平地拔起而登皇帝宝位的。有之,以前只是汉高祖,以后只是明太祖。近儒梁任公曾说,中国历史缺乏真正的革命,此亦有种种外在客观条件可为说明。第一是中国传统政治比较富于合理性,毛病多出在人事上,与整个制度无关。来一个坏宰相,可以希望换一个好的。出一个坏皇帝,可以希望有好宰相弥缝,也可希望后面来一个好皇帝。人事变动,留与人以许多希望,何必把整个制度彻底推翻呢?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容许全国知识分子按年考试选举,不断参加。对政治有抱负的,总想一旦加入政府亲自来改革,遂不想站在政府外面来革命。社会上由此失却革命的领导。而且中国传统政治职权分配特别的细密,各部门各单位都寓有一种独立性与衡平性,一面互相牵制,一面互相补救,政府全局,很难普遍**。因此留给人以在政治内部自身扭转之希望。

    中国又是一个大农国,各地农村收获,丰歉不等,这一地区活不下,别一地区还能安居乐业。天时转变,很少长期荒歉,继续三五年以上的。农民稍可生活,宁愿和平忍耐,并无兴趣来进行全国性的大破坏。因此种种条件,中国历史上极难引起全国普遍性的长期革命。这正与在中国历史上不易发展出一种民众选举制度,同样有它本身客观条件之限制,不能凭空说是**压力所造成。社会在下面不易起革命,政府在上面也同样地不易有**。若说这是中国政治的缺点,则这一缺点,毛病是在中国国家规模太大。但我们究竟不能责备中国古人为何建立起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国家呀!

    汉高祖何以能以平民身份一跃而为天子呢?第一是当时东方民众普遍反对秦政权,第二是战国以来,社会大变动,贵族阶级崩溃,平民势力崛起,汉高祖正凭此两大潮流之会合而成功。明太祖又何以能以一平民身份而跃登天子大位呢?这因元朝末年,全国普遍反对蒙古人,而蒙古政府里又极少汉人势力,因此汉人的新政权,自然只有从社会下层跃起了。其余的王朝改易,大体全在政府内部,凭借社会叛乱自生变化。而这些叛乱,则多半为权奸与大军人造机会,否则引进了外来势力。黄巾引出了董卓与曹操,五胡乱华由此栽根。黄巢引出了朱全忠与李克用,五代十国长期黑暗由此开始。李闯、张献忠引进了满洲二百四十年的部族**。洪、杨以天国为号召,以耶稣为天兄,洪秀全为天弟,所至焚烧孔庙,扰攘十多年,割据半个中国,而终于失败了。

    孙中山先生开始依民族传统精神对满清政府革命,其所提倡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之深义,国人极少明白了解,仍以与西方民主革命同等相视。一面是排满,另一面是推翻中国二千年传统的**黑暗政治。前一事成功了,后一事却扑了一个空。自己的传统,不易彻底打倒,别人的新花样,不易彻底学得,于是中山先生乃不得不自己说革命尚未成功了。

    先之有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继之有****于抗日胜利后得势。今天的**还在继续革命,还是刻意要把中国传统社会传统历史痛快斩绝,彻底推翻。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理想之完成,其前途尚属渺茫。

    正因对整个社会整个文化不妥协,自然要感到自己力量微弱,于是转对外来势力与内在黑暗势力妥协了。这可证明,一个国家不了解自己国情,不从历史传统源头认识,专门一意模仿外国,总得有危险。即使一意模仿别人家建设工作,也可有危险存在,更何况是专在一意模仿别人家的破坏工作呢?

    四

    上面粗略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里,政府组织与职权分配的利弊得失之大纲,下面将提出一更重要节目,即中国传统政治里的选举考试制度,来再加以一番简约的叙述。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与政治理论,自始即偏重在政府之职分与责任,而不注重在政府之权利上。这一层已在上文提揭。惟其要求政府之尽职胜任,选贤与能的理论,自然连带而起。战国时代,游士得势,贵族政权和平移转。秦代统一政府出现,宰相以下多是平民。汉高祖初得天下,即下令招贤。直到汉武帝,这一趋势达到正式的法制化,全国优秀青年,受国家大学教育,凭其成绩,补郎补吏,加入政府。不到一百年,西汉政府早已完全是一个士人政府了。

    所谓士人政府者,即整个政府由全国各地之知识分子即读书人所组成。东汉时此一制度,更加严密,按全国各个行政地域单位,凭其户口统计,每二十万人按年得选举一人入政府。又防选举不实,有权门请托及徇私舞弊诸现象,再由政府在各地选举后加一番考试。这样由教育与行政服务之实地观察,与选举与考试四项手续,而始获正式进入政府。像这样的一种法律规定,其用意不能不说是在开放政权与选拔人才。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乃因当时地方骚乱,交通阻梗,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能力有限,全国选举难于推行,乃由中央指定各地域服务中央政府官吏中之性行中正者,采访同乡舆论,开列各地区人才,造成表册,送政府作为录用之根据。其用意仍似汉代之地方察举,特因实际困难,不得不演变出这一种新规定,新制度。但此一制度,在当时即不断遭受反对,一到隋、唐统一政府重建,公开考试制度即代之而兴。唐代定制,学校生徒是一出身,礼部(相当于今之教育部)考试,又是一出身。获得此两途出身者,再须经吏部(相当于今之内政部)考试,始获正式入仕,但礼部考试乃一种公开竞选,较之学校按年资出身者更为社会所重视,于是被认为政治上之正轨出路,终于逐渐集中到科举制度之一项目。这一制度,虽在考试技术上不断有种种之改变,但在法制大体上,则一直沿用到晚清。

    这实在是中国传统政治里最值得注意的一制度。远从两汉以下,即一向以地方察举及公开考试,定为人民参加政治惟一的正途。因于有此制度,而使政府与社会紧密联系,融成一体。政府即由民众所组成,用不着另有代表民意机关来监督政府之行为。近代西方政府民众对立,由民众代表来监督政府,此只可说是一种间接民权。若由民间代表自组政府,使政府与民众融成一体,乃始可称为是一种直接民权。而此种民间代表,又并不来自社会中某一特殊身份或特殊阶级,像古代的贵族政权与军人政权,像近代的富人政权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权,与穷人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实系一种中性的政权,即全国各地,包括贵族军人富人穷人一切在内,而只以德性与学问为标准的士人政权。此一政权很早即产生在中国,何以故?因西方政治观念注重在主权上,故其政治重心,始终脱离不了强力与财富。而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则注重在政治之职能上,因此也始终脱离不了知识与学养。

    这一制度之惟一可疵议者,则为察举与考试权之操于政府,而不操于社会。但若认定政府即是社会中一机构,而并非超出于社会外之另一敌对体,则此层实亦并无大可疵议之理据。而且掌握察举与考试实权者,并不是皇帝,亦不是宰相,而系地方长官及礼部即今教育部,与吏部即今内政部。而且亦并不是礼部与吏部之长官,而系由此两部中的较低级的官员所主管。普通是由相当于近代之部次长及司长身份者,来司理其职。所以在唐代即有韦贯之说:“礼部侍郎重于宰相。”因宰相即由礼部侍郎所职掌的考试中拣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此一制度,为中国传统政治一至要的特点。

    其与察举及考试制度连带相关者,则为铨叙制度。初入仕途,必经由察举与考试,而进入仕途后之升迁降黜,则全凭其实际服务成绩而铨叙之。此项铨叙权亦不操于皇帝,不操于宰相,而操之于吏部。亦不操于吏部之长官,而操之于其属员。这一种考功课绩的法规,也远从汉代始,而发展到唐代,则最臻精善。在历史上的一般评论,对唐代选举考试制,仍还有非议,而对唐代考功制度,则无不称誉。唐代官位分九品,四品以下,全由考功郎中相当于今司长以下官校定。三品以上,始由政府临时派特任官知考使任考核。但亦有由一个考功郎中李渤而居然来考核宰相御史大夫的成绩等第的。此虽逾越了法制规定,但在当时却传为佳话,不认之为犯法。直到明代,政府全部文武官的升黜任用,还是操在吏、兵两部。而吏部掌握文官的任用权,因此当时说吏部权重逾宰相。张居正在内阁,首先要把铨叙权即选官权由吏部手里夺来,但不久此权仍归吏部。可见照中国传统法制,即宰相也不该总揽大权于一身,又何论是皇帝。

    五

    依照上述,中国传统政治,注重在政府之职能。故设一官,必有一官之职,而有一职,即有一种称职与不称职之责。然则,管理和监察此种责任者又是谁?在中国传统政治里,特设有御史和谏官。御史本是代替皇帝和宰相来负责监察政府下面官员之称职胜任与否,而谏官则是负责来监察皇帝的。依照历史演变讲,宰相在封建时代,论其名义,只是一个管家,故称宰;或副官,故称相。但一到秦汉以后郡县时代,大一统政府产生,皇帝化家为国,于是管家的变成管理全国行政,封建家庭中的私职变成了大一统政府里的公职。宰相原先只是一个皇帝的总管家,亦可说是皇帝的代理人,但又可说是一个副皇帝。宰相在汉代也称丞相,丞字同样是一种副官之称。副皇帝代表皇帝来管理国事,同时也代表皇帝来负其不称职的责任。

    这一转变,意义却甚深甚大,但在中国史上,此种大变化,也只是一种潜移默运,和缓地变了,并没有急剧明显的革命斗争为之判然划分。这最是中国史之难读处,同时又是对中国史之必先了解处。

    御史大夫在汉代是一个副宰相。副宰相又有两个副官,一是负责代宰相管理监察政府,不论中央与地方的下属官吏。另一副官则代宰相负责管理监察皇帝及皇室。一个叫御史丞,一个叫御史中丞,中丞是处内廷的。换言之,御史丞监察外朝,即政府。御史中丞监察内朝,即皇室。由此观之,皇帝也该受监察,监察皇帝的也该是宰相。但宰相不便直接监察皇帝,而且宰相总揽全国行政大权于一身,已是不胜其重,才把监察之职分给副宰相,即御史大夫。而御史大夫要监察全国上下,仍嫌职责太重,才把监察之职再分给两丞。一负监察中央及地方政府之责,一负监察皇帝并及皇帝之家及宫廷之责。若把皇帝作为第一级官,宰相是第二级,御史大夫是第三级,则御史中丞最高已属第四级。但第四级官有权监察第一级,这一点又是中国传统政治里一种最寓精义的编配。

    当知大职负大任,小职负小任。皇帝的大任,专在任用宰相,能用得到好宰相,皇帝责任已尽。宰相权任太重,发号施令,决定万机,这是更重大的,才把监察之责交与副宰相御史大夫。副宰相只综握监察大权,至于专责监察皇帝与皇室,那又比较职小而任轻,易于担当了,才把此职责交与御史中丞。我们若明白这一层意义,则由第四级官来监察第一级官,自是毫不足怪。同样的道理,在汉代六百石俸的州刺史,可以监察二千石俸的郡太守。因郡太守负责一郡行政,自属职高任重,州刺史只负责察看郡太守做差了事没有,自属职小任轻,这些全该从中国传统政治偏重职能的理论来观察。你若只说中国传统政治只是君权**,只是高压黑暗,你虽可欺骗现代不读书的中国人,但若使古人复起,他到底要喊冤枉。

    上述制度逐步演变,到唐代遂有台谏分职。台官指的是御史台,专负纠察百官之责。谏官则专对天子谏净过失而设。论其职位,谏官还是宰相之属官,而御史台则成一独立机关,不再是宰相的直辖部属了。任用宰相,权在皇帝。任用谏官,则权在宰相。谏官之职在谏皇帝,不谏宰相,也不得弹劾朝廷百官。弹劾朝廷百官是御史台的职分。照唐代习惯,宰相见皇帝讨论政事,常随带谏官同去。遇皇帝有不是处,谏官即可直言规正。如此则宰相与皇帝双方有一缓冲,可免直接冲突。而谏官职分,本来又是要他来谏诤的,所以他尽直言也不会得罪。即使得罪了,宰相可以把他免职降黜,一面顾全了皇帝面子,一面不致牵动到宰相之自身。至于那谏官呢?他也不怕罢免,横竖一小官,罢免值不得什么,而他可博得直言敢谏之誉,对他将来政治地位,反而有益。这些全是中国传统政治里面运用技术的苦心处。惜乎现代人只把旧传统一口骂尽,再也无心来体味。

    宋代这方面,又远不如唐代。那时规定台官谏官均不得由宰相推荐,于是谏官也不属于宰相,他们的职分,变成不是与皇帝为难,而转移锋芒来和宰相为难了。于是宰相无法纠绳皇帝,除非是和皇帝直接冲突。而宰相身旁,却多了一个掣肘的机关。因御史只限于弹劾违法和不尽职,而谏官则职在评论是非,两职显有分别。在唐代是谏官帮助宰相,在皇帝前面评论皇帝之是非。在宋代是谏官在宰相旁边,来评论宰相的是非了。照理,政府各部分职务上的是非得失,各部分负责人都有发言权,谏官则专用来对皇帝谏诤的,那是宰相的一分职。本来用意,该是用相权来限制君权的,而现在则转成君权用来限制相权了。这一制度之转变,显见是出于皇帝之私心。而且谏官职分本来在评论是非,评论错了也不算违职,也不算犯法,如是则政府中横生了一部分一专持异见不负实责的分子,形成了谏官与政府之对立,即谏官与宰相之对立。但相权究竟即是君权之化身,后来宋神宗信用了宰相王安石,竭力想推行新法,而一辈谏官,横起反对,连神宗也无奈之何。这是皇帝自食其果了。再到后来,因谏官习气太横,太多是非,激起政治上反动,大家不理会他们的胡闹,终于台宫谏官,在政府里全不发生作用了,这又是谏宫之自食其果。可见一种政治,果是太不合理,它自己会失败,行不通。若说中国自秦以来传统政治,老是**黑暗,居然得维持了两千年,那显然是不通人类历史公例的一种无知妄说了。

    到明代,又索性把谏官废了,只留给事中,而给事中的职权也独立了。它的职权还是在审核皇帝诏旨,若给事中认为不合,可以把皇帝诏旨退还。在唐代,给事中本是宰相属员,不过帮助宰相把所拟诏旨,再加一番审核,审核有不是处,那道诏旨可以重拟。拟诏是宰相之权,审核依然是宰相之权,把一个权分两番手续来行使,这是审慎,不是冲突。但在明代则不然,一切政令从六部尚书发下,都须经给事中审核。给事中是分科的,吏部有吏部的给事中,兵部有兵部的给事中,户部有户部的给事中,这都是专门分职的。在职位上,他们是下级官,在名义上,他们只是参加意见。给事中的驳议,在当时名叫科参,是分类参加意见之义。但因他们是独立机关,只负发表意见之责,不负实际上行政利害成败之责。于是实际负责的长官,反而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意见。万一不听科参意见,而闯出乱子,岂不是更长科参气焰,更增自己罪戾吗?于是不负责任的下级官,反而阴握了暗中的决定权,那不能不说是明代政制一失败。但明太祖废了宰相,也幸得有此一职,遂使皇帝和内阁大学士的诏令,也有行不下的阻碍,还是得失参半。

    到清代,连给事中的职权也废止了,于是真成为皇帝**,皇帝的命令,真可无阻碍地一直行下。在清代叫做台谏合一。在这时,政府里只有弹劾百官违法与不尽职的,再没有对政事发表意见,评论是非得失的,那岂不是政制上一大大的失败吗?就便利皇帝**言,那也可算是胜利,非失败,但到头则落得一个大失败。满清一代的皇帝**,终于是完全失败了。

    六

    现在把中国传统政治,扼要再加以一番综括的叙述。

    (一)中国传统政治,论其主要用意,可说全从政治的职分上着眼,因此第一注重的是选贤与能,第二注重的是设官分职。

    (二)因中国是一个大国,求便于统一,故不得不保留一举国共戴的政治领袖即皇帝。又因无法运用民意来公选,因此皇位不得不世袭。

    (三)要避免世袭皇帝之弊害,最好是采用虚君制,由一个副皇帝即宰相来代替皇帝负实际的职务及责任。明清两代则由皇帝来亲任宰相之职,只不负不称职之责。

    (四)政府与皇室划分,此直至清代皆然。

    (五)政府与社会融合,即由社会选拔贤才来组织政府。

    (六)宰相负一切政治上最高而综合的职任。

    (七)选拔人才的责任,自汉至唐之辟举,交付与各级行政首长自行择用其属员。考试权交付与礼部与吏部,宋代以后则专在礼部。

    (八)考课成绩升黜官吏权则交与吏部。

    (九)监察弹劾权交付与特设的独立机关。唐代有御史台,下至明代有都察院。

    (十)对于皇帝之谏诤责任及最高命令之覆审与驳正权,交付与给事中与谏官。此两官职,唐代隶属于宰相,宋以后至明渐成独立机关,清代则废止不复设。

    (十一)职权既定,分层负责,下级官各有独立地位,几乎政府中许多重要职权都分配在下级,而由上级官综其成,宰相则总百官之成。

    现在再值得一提的,则为汉代九卿到唐代尚书六部之演变。近代中国学者,常认自秦以后的中国传统政治,总是**黑暗,好像老没有什么变动似的。实则人类历史,绝不能有经历数百年千年不变的事情,政治制度也不能例外。中国传统政治,纵使尽合理,尽进步,也不能保持千年而不变。现在只顾痛骂中国传统政治两千年守旧不变,其实转像是过奖了。汉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帝以下有三公,宰相御史大夫与太尉,太尉是全国武官长。三公以下有九卿。九卿全属宰相,有时亦分属三公。照理应该都是政府的政务官,但顾名思义,实际上只能说汉代九卿只是皇帝的家务官。太常是管宗庙的,常是尝字声借,指祭祀言。光禄勋是大门房,勋把阍字声借,管门户与侍卫的。卫尉是武装侍卫。太仆是车夫头,管舆马与出行的。廷尉是司法官,但在这一行列中,只能说是皇家之私法庭。大鸿胪是管交际宾客的。宗正是管皇帝家族和亲戚的。大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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