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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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第1/3页)

    罗达嫁给海军军官这么多年,却始终不习惯于整理行装和搬家。她干起来倒很在行,开列长长的名单,记起各种琐事,半夜里醒来匆匆记下笔记,不过她也会一下子变成泼妇,从黎明到深夜,屋里到处可以听到她忿怒的声音。帕格整天呆在海军情报部里,拚命研究德国,连饭都在陆海军俱乐部里吃。然而,尽管日子紧迫,罗达却办得头头是道:贮藏好家具,锁上屋子准备出租,付清欠账,收拾好她自己的衣服和帕格那只装便服和军服的沉重大衣箱,还把梅德琳送到自己妹妹家里。

    大邮船弯弯的黑色船尾高矗在河边石子路上,船尾上横写着“不来梅”几个金色大字。金字上面,迎着赫德森河上吹来的凉爽而带有鱼腥臭的微风,一面极大的红旗在飘扬,露出中央白圈里一个黑色大A字。

    “老天爷,这一切都实有其事。”梅德琳从出租汽车出来的时候跟华伦说。

    “什么实有其事?”华伦问。

    “哦,关于希特勒的一切。纳粹、‘元首万岁’、焚书——在报上读到这一切,总觉得那么可笑、那么疯狂,简直难以相信是真的。可是瞧,A字就在那里呢。”

    维克多·亨利抬头瞟了一眼纳粹国旗,整个脸儿都皱蹙成一团。罗达在兴致勃勃地吩咐脚夫搬运行李。“装运这只桶还必须得到特别许可。希望我们的德语没有白学。你们跟我们一起上船去看看吧。”

    他们坐在镶有阴暗的雕花护墙板的头等舱房里,在一大堆手提箱和衣箱中间凄凄凉凉地说着闲话,后来坐立不安的罗达忽然跳起身来,拉着华伦一起到邮船的甲板上散步去了。梅德琳趁机告诉她父亲说她不想继续念大学了。跟她呆板的姨母和更呆板的姨父以及两个孪生表弟一起生活两年,她说,是她怎么也受不了的。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念了两年大学,老有好几门课不及格,”维克多·亨利说。“你总不能整天躺着看《时装》杂志一直到出嫁吧。”

    “我要找个职业。我可以工作。我对学校腻烦透了。我讨厌读书。我一向对读书不感兴趣。我不象您,也不象华伦。我揣摩我倒更象拜伦。我拿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我也一向不喜欢读书,”亨利回答说。“谁也不喜欢读书。你只是做你应该做的工作,而且应该把它做好。”

    女儿笔直地坐在大圈椅的边沿上,露出最讨人喜欢的微笑。“求求您!先让我休学一年吧,我保证我干得了。纽约的无线电中心有不少工作给年轻姑娘做。我要是干不了,就一定老老实实回大学去念书——”

    “什么!纽约?才十九岁,就独自个儿到纽约去?你疯啦?”

    “就光今年夏天,让我试试吧。”

    “不成。你得跟奥古斯塔姨母一起到新港去,照已经安排好的那样。你不是一向很喜欢新港吗?”

    “去一个星期,当然很好。住一个夏天,那就叫人腻烦死了。”

    “你还是去吧。从秋天开始,我要你按时写信给我,报告你大学里的学业成绩。”

    梅德琳往圈椅上一靠,从基普·托莱佛送来的满满一篮新鲜水果里挑了只苹果,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她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偶尔恨恨地瞪了她父亲一眼,一声不响地啃着苹果,一直到她母亲和哥哥回来。帕格拿了本谈德国炼钢业的书看着,尽量不去理会她的眼色。他并不喜欢在这样情况下跟他女儿分别,不过她提出的要求他简直无法想象。

    “不来梅号”中午开船。华伦和梅德琳刚离开码头,乐队就奏起一支欢乐的德国圆舞曲。他们坐出租汽车进城,一路上彼此很少说话。亨利的沉默寡言给全家树立了榜样;孩子们只是在小时候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成年以后就各走各的生活道路,很少彼此谈论如何生活。华伦送梅德琳到无线电城下车,并不问她在那儿打算干什么。他们约好一起吃晚饭,看一场戏,然后乘午夜的火车回华盛顿。

    梅德琳走进美国RCA无线电公司大厦,在极大的休息室里东张西望,呆呆地看着绘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的迪亚戈·里维拉①壁画。后来她又溜达到一排全国广播公司艺术人员和职工的专用电梯附近。她发现进进出出的人大多不向那个穿制服的看门人出示证件,只是冲他微笑着,挥挥手,或者匆匆穿过用绳子拦成的入口。她也急匆匆地溜了进去,努力装出一副象是二十五岁而且是内部职工的样子。看门人斜盯了她一眼,伸出一只手想拦住她。她却一个箭步蹿进了一座挤满了人的电梯。

    ①迪亚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著名壁画家。

    她在广播公司内室里闲逛了一个钟头,欣赏着厚厚的咖啡色地毯、高大的黑色圆柱、一车车从她身边经过的灯光和广播设备、广播室外面耀眼的红灯、从各个门口匆忙地进进出出的美丽姑娘和漂亮青年。她走到人事处门口站了很久,从两扇敞开的大门外面往里窥探,就象一个小孩子在看一个摆满糖果的柜台似的。她终于离开了,把一天的时间消磨在百货商店里。

    再说华伦,出租汽车把他送到市中心,在仑柏曼耶饭店和一个三十左右的美貌女人相会。她长着两只忧郁的大眼睛,一头淡黄色秀发,讲起小说、绘画、音乐来绘声绘色,热情洋溢,但华伦对这类题目并不太感兴趣。他在学校里的主修课是历史和科学。他们很早吃完午饭,就在旅馆房间里消磨时光,他对这倒是比较感兴趣。

    他跟他妹妹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梅德琳从他放在桌上的烟盒里取了支香烟,点了火,不太在行地抽起来。她那种倔强的、自满的、有点惹人爱怜的神气引得华伦哈哈笑起来。

    “猫不在了,嘿!”他说。

    “哦,我抽烟抽了好几年啦,”梅德琳说。

    邮船拉了三声汽笛,码头上的桥架从舱口抽走,乐队在下面奏起美国国歌。罗达一下子冲动起来,马上转向她丈夫,露出甜蜜的笑容——这样的笑容他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在她脸上看到了——用两臂搂住他脖子、微张着嘴热烈地吻着他。

    “唷!咱们动身啦,帕格,是不是?到德国去。简直是咱们的第二个蜜月!嗯!”

    一直忙于收拾行装、憋着一肚子气的妻子竟主动向他献起殷勤来,使用情专一的帕格象收到生日礼物似的,喜出望外。这是个好兆头,看来不仅在船上那几天,而且可能在侨居柏林的整个时期,他们都能过得幸福。他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嘿!”罗达挣脱了,吵嗄地一笑,两眼放出光采。“别这么猴急,小伙子。我想喝一杯,光是想喝一杯,我也不管太阳过了帆桁梢没有。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香槟鸡尾酒,也许两杯,也许三杯。”

    “没问题。咱们就在这儿喝吧。我去要一瓶来。”

    “不成,帕格。这次横渡大西洋将是一次愉快的长途航行。咱们到酒吧间喝去吧。”

    邮船正离开船坞,呜呜地连声拉着汽笛的拖轮把船转向南方,脚底下的甲板开始震动。一群面带倦容的快乐的旅客已经挤满酒吧间,发出乱哄哄的闹声。

    “我还以为大家都患了战争恐惧病呢,”罗达说,“这儿好象没有一个人担忧。”

    他们在柜台旁边找到两只空凳。罗达举起一杯香槟鸡尾酒,问道:“嗯,祝谁健康?”

    “孩子们,”帕格说。

    “好的。咱们被弃的雏鸟。好吧,祝孩子们健康,”罗达一边喝香槟,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不来梅号”上讲究的设备。她说,在目前这种日子乘德国轮船旅行,使她觉得自己很富于冒险精神。“帕格,你看这个酒吧间里真会有纳粹分子吗?”她天真地问。

    坐在罗达旁边那个红脸的胖子瞟了罗达一眼。他戴了一顶饰着羽毛的绿帽子,拿了把啤酒壶喝酒。

    “咱们到甲板上散会儿步吧,”帕格说,“瞧瞧自由女神像去。”

    “不,先生。我还要喝一杯。我早就瞧过自由女神像啦。”

    帕格果断地微微摆动一下拇指,罗达就离开了凳子。只要一接触到他的海军工作,帕格就能把她当作甲板水手看待。他替她开了门,一阵风扑面吹来,他们迎着风走到船尾,看见海鸥在上空盘旋鸣叫,旅客们麇集在栏杆边,观看曼哈顿岛上的建筑物在棕色的雾气中掠过。

    帕格靠在一处左右无人的栏杆上,悄悄地说:“瞧,除非象现在这样在露天,你可以断定咱们在旅途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酒吧间,在饭桌上,或者甚至在我们的舱房里。你可曾想到这一点吗?”

    “嗯,想倒是想过,可是——甚至在我们的舱房里!真的吗?”帕格点点头。

    罗达沉吟不语,接着嗤的一笑。“你是说——你不是说日日夜夜吧,帕格?从不间断?”

    “这是工作要求。他们要是不这样做,未免太马虎了。而德国人办事是从来不马虎的。”她觉得好笑,微微把嘴一噘。“那么好,先生,在这船上,你就离我远远的吧,我能说的就是这么句话了。”

    “在柏林,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咱们难道不能有自己的住宅?”他耸了耸肩。“基普说过,你要习以为常,别老搁在心上。我是说从此咱们不再有秘密可言。你就象一条放在玻璃瓶里的鱼,一点不错。话说回来,自己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怎么能不搁在心上呢!”

    “说真的!”她脸上露出一种奇特的表情,半带懊恼半带兴奋。“我真不知道自己事先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嗯!他们说,爱情自有办法,不过——哦,去它的吧!真的它不见得就那么重要,对不对?现在我可以再去喝一杯吗?”

    晚饭前不久,从舱房的下面门缝里塞进一张雕版印的请帖,邀请他们同船长共进晚餐。他们就帕格穿不穿军装的问题讨论了一番,最后决定不穿。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桌上,有一个跟维克多·亨利一样矮、一样沉默的德国潜艇军官,也穿一套棕色便服。船长是个呆板的人,穿一套镶着金钮扣的蓝制服,挺着个大肚子,用讲得慢慢的英语或者很清晰的德语笨拙地跟女客们开玩笑,他的两只蓝眼睛在那久经风霜的胖脸上闪闪发光。他不时轻轻弹一下指头,就有个穿得很齐整的管事一步蹿到他身边。船长简短地吩咐他几句话,那管事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匆匆离开,向侍者们做着手势,他的长礼服的下摆不住地扇动着。食物非常丰富,味道也极好;花瓶里白色和紫色的兰花也非常悦目。酒的品种之多引起帕格的忧虑,因为罗达一兴奋,就会喝醉。可是她吃得津津有味,喝酒很有节制,用流利的德国话跟船长说说笑笑,引得他十分开心。

    潜艇军官的妻子坐在亨利左边,她是一个金发女人,穿一身领口开得很低的绿色薄纱衣裳,露出相当一部分奶油色**房,帕格问她是不是拍过电影,她先是吃一惊,随即温柔地笑起来。他右边坐着一个矮小的英国姑娘,穿一身灰色苏格兰呢衣服,她是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女儿。塔茨伯利是桌上唯一真正有名的人物,他是英国的电台广播员和通讯员,身高六英尺二,大肚子,金鱼眼,粗眉毛,有一个露出青筋的大鼻子,戴一副厚眼镜,说话声音宏亮,吃东西胃口极大。他哈哈笑着来到饭桌上,谁跟他说什么他所了都哈哈大笑,他自己不管说了什么也哈哈大笑。他长得非常丑,他的衣著一点也没减轻他的丑容:一身铁锈色的细毛衣服,一件花格子衬衫,一个绿色大蝴蝶领结。他只抽香烟,香烟夹在他的香肠似的胖指头中间显得非常小;象他这样的人应该抽烟斗或者黑色长雪茄,但他手里总是夹着一支香烟,除非是他忙着使刀叉的时候。

    大家尽管勉强地说说笑笑,这顿饭依旧吃得很别扭。没有一个人提到政治、战争或者纳粹。连书籍和戏剧都是危险的话题。在很长的沉默中,只听得逐波前进的邮船发出轧轧的呻唤。维克多·亨利和那个潜艇军官彼此打量了几眼,却没有交谈。帕格有一两次想逗引坐在他右边的塔茨伯利的女儿说话,只引起她一个腼腆的微笑。吃甜食的时候,他从金发女人那里扭过头去——那个德国女人不住地夸他蹩脚的德国话说得好——向那英国姑娘作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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