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曹锟贿选
二○七、曹锟贿选 (第2/3页)
故造之空气耳。”
“票价问题，以多方之磋商，析为分团分省或个人直接三种，经甘石桥长安饭店等分头接洽，均已谈有眉目。前日晚间，即在甘石桥签发，闻到甘石桥领取支票者，截至昨晚有四百余人，其拨款之银行为大有银行、盐业银行等三家，签字为‘洁记’两字，支款数目及签名骑缝三处均盖有青色长圆木戳，内系‘三立斋’三字，有月份而无付款日期。闻普通者为五千元，其有特别关系者或一万元或七八千不等。今昨两日即已有人持此支票往大有、盐业等银行照票，以定真伪。持有此票之议员，莫不欣欣有喜色，而主持贿选的王承斌，连日亦密令直隶财政厅长金某解款来京，分储各行，以坚议员之信用。而一般脑筋灵敏之议员，以为前此提议原有储诸外国银行之要约，今皆改在本国银行，能否靠得住，此时尚未能作数。兼以前此直派密议，本有选举过后抹脸不认账，牺牲一二银行之传说。此种实行贿赂之支票，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将来能否作用，恐非至选举过后，不能明白也。”
贿选形势，在12年10月4日急转直下，这一天流会了44次的宪法会议开成，到会议员550余人，是自6月13日政变以后从来未有的盛会。由于宪法会议开成，4日下午吴景濂遂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发出通告：
“启者，兹定于十月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时开总统选举会，依法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通告。总统选举会启，十月四日。”
550余人，与法定选举总统的人数尚差30人左右，不过大选派认为另外还有五六十人已接洽好，这些人只出席大选会而不出席宪政会议。
关于幕后的票价问题，由于王承斌等不分昼夜在安排，据说已在甘石桥俱乐部亲领或代领支票的，至4日中午，已有576名，尚有十四五人不肯领钱，这些人均为蒙古王公豪富，他们都不重金钱，而要官职。据说另有多人住在天津，因为反直色彩太浓，却对于5000元有兴趣；他们和大选派接头，准于开会当天到北京，投票后即领款，领款后即返天津，同时提出条件，不许将其姓名宣布。大选派乐观地估计，投票选举总统时，曹锟可得近600张票，预计超出583票之法定票数。
众议院为了选举总统会，大加整理，4日下午秘书处加班布置，象坊桥一带，军警和保安队加岗布置，警察且挨户通知悬旗，庆祝选举总统。秘书处并准备在选举会这一天准备1000份午餐茶点，以免选举人受饥渴之苦。至于安全方面，准备入场加以检查，不但旁听人员须接受检查，即议员中有问题的，也不客气，需要搜身。这当然是怕这个“堂而皇之”化了巨款投票的选举会发生炸弹案。
10月1日起，贿选的总部已经分别填送支票，有浙江籍的众议员邵瑞彭取得支票后，就把它印成正反两面，于10月3日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请依法侦办起诉，并通电各省，揭露贿选经过，有贿赂的支票为证。北京的地方检察厅在直系势力范围内当然无所作为，可是这一个行动也足以打击大选，使之扫兴。
很多省份都对该省籍议员接受贿选支票的予以声讨，否认其代表身份，有的还宣布开除其省籍。
不过卖身的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由我。
民国12年10月5日上午10时北京总统选举会召开成功。开会时间原定10时，可是议员们阑阑珊珊，到齐时已经11点52分。吴景濂宣布开会，报告签到人数计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出席人数585人，已足法定人数。于是推定检票员16人，吴景濂并报告投票方法。下午2时正式投票，至4时完毕，当众点票，结果投票总数为590张，曹锟得票480张，获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其余得票人有：孙文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八票，段祺瑞七票，吴佩孚五票，王家襄二票，陈炯明二票，陆荣廷二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得一票。还有废票12张，中有孙美瑶（临城劫车案的匪首，受招安后为旅长）一票，“五千元”一票，“三立斋”三票。
关于这一幕丑剧，北方报纸曾有详细记载，特抄录如下，以存真实：
十月六行《北京报》云：北京之总统选举会，经王承斌、吴景濂等极力拉拢之结果，昨日（五日）居然开成。曹锟以四百八十票之大多数（投票总数五百九十），于金钱支配下，裒然当选。以视民元之袁世凯，民五之冯国璋，均经决选，始能产出，尤为生色。金钱之魔力，诚可畏也。四日之夜，甘石桥之大选筹备机关，通宵达旦，活动不休，夜分门前犹有汽车六百余辆。该俱乐部中原有五大客厅，卒以来者过多，几无立锥之地，喧闹终宵。支票计发出六百零数张，而大选派对于人数一层，始略为放心。五日晨内外城各大街商铺，即由警察挨户勒令悬旗庆祝。顺治门内外，十步一兵，五步一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国会街一带，警备尤严。众议院门前有营帐数座，是为军警休息之地，制服军警约有五六百人之多，私服暗探数亦如之。众议院围墙以外，配置军警侦探之数，亦不亚于门前。军警当局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均亲自莅场，指挥监督，足见特别郑重。旁听席中，亦有侦探数十人，往来监视。而女旁听席中，亦有女侦探，殊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戒备之周到也。
吴景濂为大选元勋，又为选举会主席，昨晨八时半左右，即驱车疾驰到院。沿途军警举手为礼，吴微点头致意，其得意之色，虽车如闪电疾驰而过，犹令路人一望而知之。车旁附有警卫，自不至发生意外。吴到院，首命秘书厅查点今日有无请假议员，有者即以专函派人往迓，不来则又以同乡或同党热心大选之议员，专诚奉邀。吴之苦心，亦足以报曹锟特达之知矣。
昨日旁听者之限制及搜查特严，入门者必得介绍议员对面，始准进入。男女来宾共约一百余人，议场东首操场搭盖席棚四间，为旁听者休息之所，唯人多地狭，鹄立院中者不少。旁听者既入门便不能再出，故过午餐者，由院供给面包，以备充饥。按照规则在开票以前绝对不许旁听，其早晨到者直至下午三时始获入旁听席，未免太无聊矣。……
昨日签到人数五百九十三人，实超过前日在京人数，其原因实由前晚（四日）由沪赶来者四人（本有十八人到天津，被截十四人）；昨午由津乘汽车赶到者，又有十五人，闻此十五人先至“大中”公寓与直系要人接洽后，即到院出席。依前数日形势观之，出席人数似不至如此之多，嗣经调查结果，始知此次拆台最力之政学会议员竟有暗中北上投票者，而主张先宪后选之宪法研究会议员亦多临机应变，弃宪言选，故出席者得超过法定人数十一人；又在京议员确实未出席者有五人，王家襄、刘以芬、黄元操，其余赣籍二人，邱珍、符九铭。又有周大烈者虽辞未准，亦未出席。王家襄因外间攻击甚烈，故特缺席，以示避嫌。黄元操则以“心痛”二字请假，语颇隽妙。刘以芬之请假书原文如次：“敬启者，先宪后选，为弟夙所主张，曾经布达，谅蒙垂察。迩者宪法会议已开成，地方制度，经过二读，果能更尽一二日之力，至少亦可将重要部分，完全告成，然后再行定期大选，岂不两全其美。乃偏急其可缓，致使垂成宪典，不免稽延，万一他日又生波折，谁尸其咎？弟以根本主张不符，本日选会，未便出席，特此陈明，敬祈鉴及。此上主席大鉴。刘以芬谨启。”
吴景濂于选出曹锟为总统后，当晚即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咨达高凌霨等，其咨文云：“总统选举会咨，十月五日，本会依大总统选举法开选举会，举行大总统之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曹锟得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相应咨请摄政国务院查照可也，此咨摄政国务院。”
同时又致电曹锟报告，原电云：“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本月五日上午十时，依大总统选举法开总统选举会，举行大总统之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公得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除即日由本会赍送当选证书外，先此电告，总统选举会歌印。”
一面并以个人名义，偕同张伯烈驰电致贺，以示殷勤。其电文如下：“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谨掬诚申贺，顺颂钧安。吴景濂、张伯烈叩。歌。）
五日选出曹锟为总统后，高凌霨等即于下午六时在国务院开紧急会议，议决三事：（一）以国务院名义，将新总统当选票数，通电各省区知照。（二）推袁乃宽代表全体阁员，赴保定欢迎新总统。（三）责成内务部筹备新总统就职典礼。又公府指挥处、侍从武官处及礼官处官兵人等，计共一百余名，昨晚已会同外交部，预先选定娴熟各国言语文学之参事司长，乘专车赴保，欢迎曹锟入京就职，并招待贺客，吴景濂亦定日内亲赴保定，致送当选证书，并向曹锟表功云。
同日《北京报》又云：昨日总统选举居然成会矣，曹锟居然当选矣。预制之证书以蜜色绫为边，古锦为套，以桐木为匣，居然于今日上午从两院秘厅选一好书手，敬写曹名，定于晚间送保矣（一说吴亲往，一说张伯烈往，现尚未决）。大选筹备人已邀约各代表，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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