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狐是不是“直笔良史”？
董狐是不是“直笔良史”？ (第2/2页)
到了“正卿”的职责，“亡不越竟”，只能说明赵盾受到了晋灵公的残酷迫害而不得不为之的做法，说明他在患难时还不愿逃离本国，关心着自己国家的命运，怎么能作为他弑君的事实根据呢？“反不讨贼”对于国人皆曰可杀的晋灵公来说，赵穿不弑他，也有其他人会来杀他。当时晋国的百姓都很明白，认为“晋侯自取其祸，非相国之过也”。董狐的做法是有悖干事实的。
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必须按照当时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看待，晋灵公虽然不行君道，但从奴隶主阶级等级森严的制度来看，以下弑上仍然是一种无道行为，赵穿弑晋灵公，赵盾是否事先知道，这不得而知。但他作为赵穿的叔父，赵穿弑了晋灵公后，他不加以谴责，反而接受赵穿的迎接，重新登上相位，这在当时看来，仍然是违反为臣之道的行为。赵盾复相位后，大权在握，而且因为赵穿弑了晋灵公，朝廷大臣都为之战栗，太史董狐在这个时候，敢于在史籍上直言“赵盾弑其君”，这是何等的勇气，因而对董狐的苛求是不公道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反对以上观点的人承认董狐具有一定的勇气，但是他们认为问题在于董狐关于“赵盾弑其君”的记载是错误的。他把“合理想象”当成历史事实，不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写历史，这是一错；不直书晋灵公的荒淫暴戾，自取其祸，却将罪名株连无辜的受害者，丧失了史家应有的正义立场，这是二错；不顾公论，只许暴君害民，不许国人反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是三错。一个史官，坚持这样的错误记录而不改，无论表现出多大的勇气，也只是“固执己见”，谈不上是什么“直笔良史”。他的做法更不值得后人称颂效仿。（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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