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琴南何时翻译《茶花女》？
林琴南何时翻译《茶花女》？ (第2/2页)
国后，任天津洋务局翻译、湖北交涉使、汉阳兵工厂总办，他工诗能文。钱基博认为林纾当时“丧其妇，牢愁寡欢”，王子仁就对林说：“吾请与子译一书，事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遂与同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遗事》行世。（《现代中国文学史》）似乎《茶花女》的译述，出于王子仁的提议。以上两说均以译述出于纯粹偶然的原因，林琴南并无任何思想准备。然根据《译林叙》所述，《茶花女》翻译的动机很明确：“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火，而星火就爝，吾不得不然之。”救国图存的思想跃然纸上。据高梦旦《书〈闽中新乐府〉后》讲，林纾当时“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己”。在早年的《闽中新乐府》中，他愤念国仇，优悯时俗，倡导新政的思想溢于言表：“国仇国仇在何方？英德法俄偕东洋。”
他的友人陈熙绩在《歇洛克奇案开场》叙中讲，林纾“夙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励人心之雅志。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可以推知林琴南当时有一种想通过某种方式来拯救祖国的愿望，而魏瀚或王子仁的倡议正与他的愿望相吻合，《茶花女》也许就在“买舟作鼓山方广游”“议论中外事”的“亘数日夜”中提出译述的，但魏、王二人究竟谁为倡议者，尚难以确定。
本来可就此搁笔了，手头有一本最近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郑逸梅的《书报话旧》，讲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林纾在马江客居丧偶，王子仁从法国归来，与林谈及大仲马父子的作品脍炙人口，“《茶花女马克格巴尔遗事》更为小仲马极笔，劝林纾同译。”但同篇文章的下半部又讲《茶花女遗事》是译在1898年夏秋之间。同一篇文章也会产生争议，看来要结束这场争议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邹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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