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乌日策
第十七章 乌日策 (第3/3页)
其他一些同志都走了。奉命守卫乌日策以南阵地的部队也开走了。
几乎是在最后关头，当德军已经接近乌日策的时候，我才离开这个城市，登上一辆汽车，开往兹拉蒂博尔。跟我一起来坐这辆车的有赫德森、乌日策支队政委米科林·库希奇、报务员韦利科·德拉吉切维奇和我的警卫员博什科、乔利奇。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前停了车，下车后遇到一些游击队战士。我突然转向赫德森，并对他说：
“你听着，你说说，现在是谁在同德国人斗争？是我们还是‘切特尼克’？”我没有得到答复。他看上去很平静、漠不关心的样子，显得四周发生的一切与他毫无关系。
我们沿着一个山脊走，看到我们脚下的公路上，德国步兵下了卡车，立即排成射击队形，从公路两侧往山上爬。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而更糟糕的是，飞得很低的飞机无情地扫射这片地区，常常迫使我们躲起来。
我心想，飞机已经发现我们，不断地用机枪扫射我们所在的这条乡间小道。
突然，德拉吉切维奇发现德军士兵扛着机枪正向我们走来。他们很近，距离我们100 米左右。德拉吉切维奇惊恐地提醒我们，同时开始穿过矮树丛逃跑。我们三个也跟着跑起来。赫德森跑得很快，我也跑得不慢，尽管我穿了很重的皮上衣，挂着望远镜，还佩着一技大毛瑟枪和别着一枚反坦克手榴弹。为了跑起来轻松些、快些，德拉吉切维奇甚至把斗篷和手枪都扔了。
我们的出现或许德国人感到意外，他们没有立即开火。我们跑了一段之后，才听到身后响起了枪声。我拼命地跑，子弹在四周开花。我心里想：完了，这下完了！我们走运的是，晚秋时间白日短，夜幕和晚间的雾气大大减弱了能见度。突然，我一边跑着，发现身后响起了一发闪光弹。最初，我想德国人是为了照亮这片地区以便能更准确地向我们开火，但马上我又闪电般闪过一个念头：这是一颗火箭弹，它告诉步兵在什么地方停下来。
我是对的。德国人在离马奇卡特村不远的地方停步不前了。
我们稍作喘息后，放慢了步子，沿着乡间小道，向查那蒂纳走去。一路上把我所遇到的战士集合在一起。很快我们就收集了大约30 名战士。我们坐在一个小树林里稍事休息。
我对战士们说：“你们听着，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指挥过这样小的部队。现在，你们归我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得做任何事情！”就这样，那天晚上，我成了游击队的一个排长。很可能，没有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有过这样的遭遇。而在我们的游击战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些不寻常的事件。
在黑暗中，我们没有向导，走了好几个小时。临近午夜时，我们看到有灯光。我们走近才发现从一座房子里传出歌声。我断定，这是“切特尼克”。他们正为游击队的失败而表达自己高兴的心情。我的战士们中有人建议袭击他们。
我说：“不、我们不袭击他们，我们得往前走。因为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经过艰苦的行军，我们到达查那蒂纳。在那里，我们搞到了一辆卡车，很快不知从哪里又开来了第二辆。我们乘上卡车，开到帕利萨德。在贝尔格莱德律师帕夫洛维奇的别墅里，我找到了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和其他一些同志。他们都心神不定，因为都担心我已牺牲。
我几乎快站不住了。我一坐下来，就疲倦得不得了。因为对大批伤员的命运深为担心，使我在沉睡之前告诉大家：
“同志们，你们听着！赶紧撤退伤员，今晚不会，但是明天一早，德国人就会来到这里。”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我从缴获的德国档案中获悉，那天晚上，在德军第三四二师司令部里，举行了各团团长和独立部队指挥官会议，下达了第二天“在乌日策以南追击敌人”的任务。
艰难辛苦、令人沮丧的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对于我们大。家，对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来说，这一天有可能成为致命的一天。我自己可以说，差一点被打死在扎布奇那材和留巴涅之间的那条泥泞的乡间小道上。最高指挥部和南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也都幸免于难：卡德尔在马奇卡特村遭到猛烈的轰炸，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他的随从人员中有几个人牺牲了。兰科维奇和吉拉斯在贝拉泽姆利亚村附近，也遭到轰炸，在坦克炮火下死里逃生。洛拉·里巴尔也是在严峻的形势下，在最后关头才保住了性命。他还没能到达，但据说他同德拉甘·帕夫洛维奇·希利亚一起在德国人鼻子底下逃跑了。
整整一天都在匆匆忙忙地撤退来自各个支队的人员、伤员、难民、武器和物资。在这件事情上与其说是有组织地在工作，不如说是自发地在进行。尽管条件困难、不利，在作出超人的努力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撤退伤员这一工作中，跟军队一起撤离的乌日策及其四周地区的妇女表现突出，印刷厂和《联共（布）党支》一书的铅字也用牛车运走。在最困难的时刻，在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来运送伤员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忘记这本书，这是我们党组织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尽管我们累得快站不住了，但我们没有时间喘息，因为要办的事情太多，要解决的问题数不清。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的工作缺乏组织，有很大的自发性：部队沿途到处都有，在后撤。把他们集合起来了，往往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伤员都是匆匆忙忙撤走的，几乎是在德军坦克开到前不久才撤离；难民情绪低落，惊恐不安，使得情况更加混乱。
我们在晚间召开的最高指挥部会议上研究了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有这一切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我们总共4 个人开会：卡德尔、吉拉斯、茹约维奇（他受了伤）和我。兰科维奇和里巴尔还在乌瓦茨河的彼岸，跟从各条战线上撤下来的部队在一起。
在会上，我们决定，尽早整顿秩序，对部队实行改编，予以加强并派到阵地上去，对伤员和难民加以照顾，组织好供应等事项。
在最高指挥部的这次会议上，我们通过了一项决定，立即派几位军事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到塞尔维亚西部去，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部队接上头，并改编和加强那里的部队。
我们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以下同志：南共省委委员、塞尔维亚人民解放总委员会委员尼古拉·格鲁洛维奇和弗拉多·泽切维奇神父。跟他们一起回去的还有乌，日策地区的一部分领导人（武科拉·达比奇、维托米尔·奇沃罗维奇等人）。跟这批人一起走的还有赫德森上尉，他表示希望回到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那里，据说是为了向他施加影响，促使他同游击队和解。我满足了他的愿望，并允许他把电台带走，我之所以这样做，不是由于我对同德拉扎达成协议与实现和解的可能性存在幻想，因为我完全清楚，“切特尼克”已经最终地和不可挽回地替占领者效劳去了，而是由于我不想使同英国人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在科卢巴尔营的100 名左右的战士组成的一个连的护送下，这批人第二天就动身去西塞尔维亚了。
未知撤出乌日策后情况如何。欲知后事，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铁车隆隆震城边，别离自有离情牵。
统帅断后非常事，情势急切路多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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