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南苏又十怨
第二十八章 南苏又十怨 (第3/3页)
出非议，只就侵略者的定义问题提了一些意见。”听到科拉罗夫这一席话时，斯大林转身问莫洛托夫：“他们真的把协定草案递交我们了？”莫洛托夫：“呃，交了。”斯大林气愤他说：“那么，我们也是在自己作弄自己了。”季米特洛夫乘机说：“这就是我发表声明的理由，因为草案已递交莫斯科。”斯大林再次向季米恃洛夫进行了抨击。
“你简直像共青团的青年那样乱来一气。”他说，“不管你做什么，你讲起话来老像街道妇女一般地斗嘴。你是想耸人听闻，你严然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根本没有讲他们正在干些什么，我们不得不到街头上去打听这事，但那时，我们发现，我们已面临一桩既成事实。”轮到科斯托夫发言了。他开始阐述保加利亚的经济形势。“作一个不发达的小国是很困难的，我想提出几项经济问题。”讲到这里，斯大林就插进来说：
“我们有具体的部门管理这些事务。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讨论苏联方面和保南方面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科斯托夫只好沉默下来。接着发言的是卡德尔。他一开头便解释南保条约草案事前是怎样递交苏联政府的。条约未签订以前甚至就那么做了。此后，苏联政府只回复了一句话：条约的期限应为20 年，不得是“永久的”，而初步计划中也是这样规定的。
斯大林怒目瞅着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正在那里对卡德尔的发言点头称是。
卡德尔继续说，除了苏联政府对南保条约期限所提出的意见外，他看不出南斯拉夫和苏联在外交政策上有什么分歧。
斯大林打断卡德尔的话说：
“这里存在着分歧，而且是严重的分歧。你说，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怎样？”卡德尔就南阿关系作了一番回顾。斯大林又打断了卡德尔的发言。
“这里又有一个事实，你们派遣两师人去阿尔巴尼亚，没有同我们磋商。”卡德尔回答说，诚然，关于派遣两师人去阿尔巴尼亚一事，南苏两国政府没有进行磋商。他补充说，这件事的具体协定还没有签订，虽然南斯拉夫政府在原则上愿意接受阿尔巴尼亚的请求，它甚至还没有明确决定是否要派军队去帮助阿尔巴尼亚。卡德尔再次强调，他没有见到南斯拉夫政府在外交政策的任何重大事件上没有同苏联政府进行磋商。
斯大林愤怒地擂言道：“这是不真实的。在任何问题上，你们都没有同我们进行磋商。”此后，由于斯大林不断插话，卡德尔显然不能再讲下去了。随后，斯大林总结说，总而言之，关税联盟这事是绝对不现实的。
这时，卡德尔又坐不住了。他说是可能的。
斯大林要卡德尔举一个例子。卡德尔举出比荷卢。
斯大林听罢讽刺道：“比荷卢，没有这么个东西。”卡德尔接着说：“有比利时，有卢森堡……”斯大林：“别无其他了。”卡德尔：“还有荷兰。”斯大林：“没有。”卡德尔：“是有的，荷兰加入了。请看比荷卢这个名称，它意味着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斯大林非常愤怒：“我说没有就没有。”卡德尔又停顿下来，他碰到了这么一个人，竟然拒不承认比荷卢的存在。
问题又回到南保联邦问题上。斯大林说可以建立三个联邦：波捷联邦，罗匈联邦和保南联邦。他对季米特洛夫说：“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应当明天便建立联邦，因为保加利亚现在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卡德尔回答说，南斯拉夫也主张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1944 年，南保还没有建立适当的新政权形式时，他们便想建立联邦。现在两国已建立了新政权，由于国际和国内的因素，不必忙着去建立联邦。他补充说，1947 年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在布莱德已讨论过此事，他们决定南保联邦必须逐步实现。
但是，斯大林不同意这个意见。他再次坚持说：“不，必须立即宣布成立联邦，愈快愈好。条件已成熟。首先。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必须联合起来，然后阿尔巴尼亚必须合并进去。”接着，卡德尔再次试着发言。他重申了南斯拉夫的观点，重新强调南斯拉夫和苏联在外交政策基本点上没有分歧。
斯大林又重申了他对卡德尔和季米特洛夫所说过的一切：
“这不是真实的。我们之间有分歧。我们作为列宁的学生，常常与列宁本人也有分歧。而且我们在一些问题上争论过，这样我们能更好地澄清问题，得出一致的观点，进而着手行事。譬如，我们不同意南斯拉夫同志认为他们必须继续支援希腊游击队战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正确的是我们，不是南斯拉夫人。是的，我们也犯过错误，例如，在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来莫斯科讨论中国的形势。那时我们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认为中国发展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同蒋介石寻求一项暂行的协议，他们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井解散他们的军队。当时，中国同志在这里同意了苏联同志的观点，但是，他们回到中国后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他们集中力量，组织了军队，而现在，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们击败了蒋介石的军队。拿中国的例子来说，现在我们承认我们错了。事实证明，正确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我们。你们在巴尔干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希腊游击战士的情况也不是这样，南斯拉夫同志应该停止支援他们。那里的斗争根本没有希望。”会谈于午夜结束。
一反早先会议的惯例，斯大林这次既不邀请保加利亚人，也不邀请南斯拉夫人到他的别墅里去进餐。
次日，季米特洛夫会见了卡德尔和吉拉斯。季米特洛夫说：“这一回不是批评我的声明，而是为了其他的事！”也许季米特洛夫是想暗示南斯拉夫人，斯大林正在酝酿更加严重的措施。
斯大林在2 月10 日的会议上，再三强调，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上还没有养成同苏联政府磋商的习惯。斯大林断然宣称，不容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告诉南斯拉夫代表，他们应以政府的名义同苏联政府签订一项相互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协定。
2 月11 日午夜，卡德尔匆匆忙忙地被召唤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卡德尔一跨进这位外长的房间就发现，签订协定的一切均已准备就绪。莫洛托夫递给卡德尔两页纸。苏南两国政府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协定书已经写好了。卡德尔对这个场面的回忆如下：
“我目视着在蓝色夹于里的这两张纸，耳听着莫洛托夫命令‘签字’的粗暴声音，真使我怒不可遏。虽然南斯拉夫政府不反对在外交政策上进行磋商，但为什么一定要以这种方式进行呢？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完全符合协定的规定，为什么还要签订这么一个协定呢？这种屈辱使我感到厌恶与困窘一一它只使我想起大国对弱小国家的专断。我思索怎么办，到底签不签字。最后我决定签字。我这样做，是想不使已经紧张了的形势更加复杂化。
由于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我竟把自己的名字签在莫洛托夫应签的地方。为此协定的原文必须重新再写，签订的整个程序推迟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我签署了这个协定，马上便和我的同志们离开了莫斯科。”再说第九怨：关于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战后发展顺利，双方有一些过密的接触。
开始，苏联领导，包括斯大林在内，对阿尔巴尼亚情况知之甚少，另外，对那里的事也不大关心，偶有所需，往往通过南斯拉夫贯彻自己的意图。但随后，南斯拉夫人觉得苏联加强了自己在阿尔巴尼亚的存在影响，大有取代南斯拉夫人的势头。
1947 年12 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彼鲁·纳库自杀身亡。死因是这样的：纳库生前主管经济工作，他提出阿尔巴尼亚应当获得独立发展的自由。他的这一观点是针对南斯拉夫的。他的立场立即受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批评，其中对他批评最严厉的，是党的实权人物科奇·佐治。
党的主席和政府主席恩维尔·霍查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纳库最后被开除出党。他孤立无援，在宣布被开除之前自杀。
在此背景下，莫斯科来了通知，邀请密洛凡·吉拉斯或其他领导人去莫斯科就阿尔巴尼亚问题进行磋商。
吉拉斯去了莫斯科，刚一到达，他就被告知，斯大林要见他。斯大林见到他之后，寒喧一完，就直截了当地进入了正题。
斯大林说：
“在你们的阿尔巴尼亚那里，中央委员在自杀！这太不好，”太不好了！”吉拉斯也直截了当。他说：
“斯彼鲁·纳库反对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联系，他在阿尔巴尼亚的中央内部自己孤立了自己。”这时，斯大林打断了吉拉斯的话，说：
“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特殊利益可言。我们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这话使吉拉斯大吃一惊。他说：
“我们不是要吞并阿尔巴尼亚，我们是要进行联合。”这时，在场的莫洛托夫马上说：
“这就是吞并的意思！”斯大林说：“是的，是的，就是吞并，但是，我们同意这样做。你们要去吞并阿尔巴尼亚，而且越快越好！”随后，斯大林问吉拉斯：
“在你看来，霍查这个人怎么样？”吉拉斯避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斯大林又说：
“他是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庸人，对吗？对，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在他们之中，大概最坚定的人是佐治吧？”吉拉斯对此做了肯定的回答。
随后，斯大林对吉拉斯说：
“我们之间没有分歧，你亲自替苏联政府起草一份给铁托的电报，明天交到我这里来。”吉拉斯再一次感到吃惊。他请斯大林重复一遍，才证明自己并没有听错。
吉拉斯回忆说：“起初，我把这看成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是对南斯拉夫关于阿尔巴尼亚政策的赞许的最高表示。但第二天，在我起草这份电报时，我又想到：将来他们会不会利用这汾电报反对我国政府？所以，我谨慎和简短地写了几句：吉拉斯昨天抵莫斯科，在当晚会见中，双方认为，苏联政府和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这份电报并没有拍到南斯拉夫。
过了一个月，当卡德尔率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斯大林会见他们时，阿尔巴尼亚问题又被提了出来。
斯大林对卡德尔和吉拉斯说：
“你们派遣两师人去阿尔巴尼亚，没有同我们商量。”卡德尔解释说：诚然，关于派遣两师人去阿尔巴尼亚一事，南苏两国政府没有进行磋商。但是，这件事的具体协定还没有签订。虽然南斯拉夫政府在原则上愿意接受阿尔巴尼亚的请求，然而它还没有明确决定是否要派军队去帮助阿尔巴尼亚人。南斯拉夫政府的这一措施决没有形成对和平的威胁，因为它唯一目的是保卫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消除外来的危险。早先，阿尔巴尼亚政府曾要求南斯拉夫派遣一个空军联队赴阿尔巴尼亚，这样做了也没有引起任何国际争端。
这之后，整个巴尔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阿尔巴尼亚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积极主张加强南阿联系的科奇·佐治作为“铁托分子”而被枪决，阿尔巴尼亚也成了反对铁托的急先锋。
最后说第十怨：关于苏联干预南斯拉夫党政人员安排。
安排外国党的领导，是莫斯科的一个传统做法，尽管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这样的组织进行的。铁托本人就是由共产国际安排为南斯拉夫**总书记的。铁托任总书记后，尤其抗德战争爆发后，给南斯拉夫的党独立发展创造了机会，苏联也好，共产国际也好，已不大可能具体干预南斯拉夫党的干部工作。但这并不是莫斯科作风的改变。抗战胜利后，两党两国接触增多，苏联向南斯拉夫派了各方面的专家。在此情况下，莫斯科对南斯拉夫党政干部的安排的干预事件就越来越多。有时，这种干预是暗示式的，有时则以“建议”的形式公开进行。最使南斯拉夫当局感到为难的是，苏联告诉南斯拉夫，苏联方面掌握了某某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而他又不把材料拿出来，弄得南斯拉夫非常作难。
有关韦莱比特事件就带有典型性。
韦莱比特是南共的老党员，先是在萨格勒布做地下工作，1942 年转入解放区，参加游击队，一贯表现出色。1943 年，在洛拉·里巴尔牺牲后，他被指定为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与英美等西方盟国进行接触，很好地完成了使命。建国后，他被任命为南斯拉夫外交部第一部长助理。可苏联告诉南共中火，韦莱比特是英国间谍。南斯拉夫要苏方提供有关材料。南方一直得不到这方面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方面没有对韦莱比特采取组织措施。一方面，他们不愿听从莫斯科不提供根据的“断言”，另一方面，则为自己的干部着想，不能平白无故地毁掉一位同志。对此，苏联一直不满，多次催促南斯拉夫撤掉韦莱比特的职务。为这件事，直到1948 年两国关系公开决裂时，苏联还在向南斯拉夫人算帐。
以上可以看出，战后的十怨，既是战时十怨的发展，又与战时的十怨有了实质上的不同。如果说，战时苏南矛盾主要是苏联压南斯拉夫服从自己的对外路线与南斯拉夫推行“通过战争推进革命”战略的矛盾；那么，战后的矛盾，则主要是苏联推行“家长制”和“霸权主义”与南斯拉夫要求独立自主发展权力之间的斗争。
在斯大林看来，服从他斯大林是天经地义，而铁托不驯眼的做法简直是触犯了天条。
是的，在国际**运动内部，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之中，斯大林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可问题是，铁托已不再是往来于莫斯科高尔基大街卢瓦斯旅馆住处和马合大街共产国际机关办公室之间的那个瓦尔恃，他，也不想再吃斯大林的“这个”。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时日不觉是严冬，寒意骤起八面风。
多瑙泛波送驿马，各执一辞斗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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