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函战(一)

    第二十九章 函战(一) (第2/3页)

的文职专家留在南斯拉夫,那是滑稽可笑的。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造成这种状况的责任要由南斯拉夫政府承担。

    (4 )你在信中表示,想让我们告诉你引起苏联不满和苏南关系紧张的其他事实。这些事实确实是有的,虽然这些事实与撤退军事和非军事顾问没有关系。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你这些事实。

    (a )我们知道,在南斯拉夫领导同志中流传有反苏谣言。譬如:“苏共蜕化变质”,“在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猖獗”,“苏联正企图从经济上支配南斯拉夫”,“**情报局是苏共操纵其他党的工具”,等等。这些反苏言论通常被左的词句掩饰起来,例如“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了”,而唯独南斯拉夫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从诸如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兰科维奇等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儿听到这些关于苏共的言论,当然是可笑的。然而,事实是,这些谣言在南斯拉夫很多高级官员中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现在仍在流传着;这当然正在造成一种危害苏共和南共关系的反苏气氛。

    我们乐于承认,正如苏共有权批评任何别的**一样,每个**,包括南共,有权批评苏共。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求批评应是光明正大的,而不能是鬼鬼祟祟,造谣中伤,从而剥夺那些被批评者对批评进行答辩的机会。可是南斯拉夫官员们的批评既不公开又不真诚;这种批评既鬼鬼祟祟,又不怀诚意而且带有虚伪性,因为他们一方面在背后损害苏共的名誉,而另一方面却在公开场合伪善地把它捧上天。这样,批评就变成了诽谤,变成了企图损害苏共名誉、给苏维埃制度抹黑的手段。

    如果南斯拉夫党员群众得知这件事,他们会认为这种反苏批评是违背事实的,而且是怀有敌意的,我们相信他们会否认这种批评与自己有关。我们认为,这就是南斯拉夫官员们背着群众暗地里搞这些批评的原因。

    另外,不妨提一下,托洛茨基决意向苏共宣战时,也是从指控苏共蜕化变质、受了大国狭隘民族主义所国有的局限性之害等问题开始的。当然所有这些他都用有关世界革命的左的口号加以掩饰。然而,众所周知,是托洛茨基自己蜕化变质了,当他被揭露之后,就滚到苏共和苏联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营垒中去了,我们觉得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倒很有教育意义。

    (b )我们对南共的现状感到不安。作为执政党的南共,仍未完全合法化,还处于半合法的地位,这使我们感到惊奇。党的机关的决议从不在报刊上发表,党的会议上的报告也从不发表。

    在南共内部不能充分发扬民主。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是选举的,而是指派的。

    党内没有或几乎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人事书记又是国家公安部长,真是独出心裁。

    换句话说,党的干部放置于国家公安部长的监督之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应当控制国家的全部国家机关,包括公安部在内;而在南斯拉夫则恰恰相反,公安部事实上控制着党。这大概是南斯拉夫党员群众的积极性达不到应有水平的原因。

    可以理解,我们不能把这样一个**组织看成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

    在南共党内体现不出阶级斗争的政策精神,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在迅猛增长,而党的领导并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南共受到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和平吸收资本主义成分这种蜕化的机会主义理论的蒙蔽。这种理论是从伯恩斯坦、福尔马和布哈林那里捡来的。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被看作国家的领导力量,它有自己特定的纲领,不能混同于非党群众,在南斯拉夫,恰恰相反,人民战线被看作主要领导力量,而且有人企图把党淹没在“战线”之中。在人民战线第二届代表大会上,铁托同志在讲话中说:“除了人民战线的纲领,南共还有别的吗?没有,南共没有别的纲领。人民战线的纲领就是党的纲领。”于是,似乎南斯拉夫这种关于党组织的个人吃惊的理论,却被认为是一种新理论。

    其实,这一点也不新。在俄国40 年前,一部分孟什维克曾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化为非党工人群众组织,并建议用后者代替前者;另一部分孟什维克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转化为非党工农群众组织,再用后者代表前者。如所周知,列宁把这些孟什维克比作存心不良的机会主义者和党的取消主义者。

    (C )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间谍韦莱比特仍然呆在南斯拉夫外交部担任第一部长助理,南斯拉夫的同志们知道韦莱比特是个英国间谍。他们也知道苏联政府的代表认为韦莱比特是个间谍。然而,韦莱比特仍居南斯拉夫外交部第一部长助理的职位,可能南斯拉夫政府就是有意把韦莱比特作为英国间谍使用的。如所周知,资产阶级政府认为,为了对帝国主义大国表示亲善而把它们的间谍用作自己的工作人员,这是容许的。为此目的,甚至会同意把自己置于这些大国的保护之下。我们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行为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即使胸怀天大的好意,苏联政府也不能把自己同南斯拉夫政府的通讯置于一个英国间谍的检查之下。只要韦莱比特仍呆在南斯拉夫外交部,苏联政府就认为自己被置于困难境地,并且被剥夺了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与南斯拉夫政府进行公开通讯的可能性,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些就是正在引起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不满并正在危害苏南关系的事实。

    像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这些事实与撤退军事和非军事专家的问题没有关系。可是,它们是使我们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维·莫洛托夫约·斯大林奉苏共中央之命看到这封信的内容和口气,铁托如何不感到像中了雷击呢?

    铁托定了定神,立刻打电话通知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和基德里奇前来。

    这时,铁托又把苏方的复函读了一遍。

    读完之后,他站起身来,在室内踱步。他长时间地捉摸了苏方的信件内容。

    卡德尔等陆续到了,他们读了苏方的复函。他们一致表示支持铁托,并且说苏方的指责是虚伪的,应复信驳斥。

    铁托越来越激动。

    他表示,如果他是南苏两国友好关系的障碍,他愿意退休,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和基德里奇一致拒绝了他的建议。

    大家还分析,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来信中之所以指名攻击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和基德里奇等是别有用心的:他们一是想分裂南共中央委员会,先压服一部分人,然后再压服整个委员会。二是他们先向这几个人开刀井非偶然。因为他们所掌管的部门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企图渗透的。

    吉拉斯看穿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目的,但是他认为有必要向铁托说:

    如果你认为被指名控诉的我们几个应当辞职的话,我准备马上这样做。

    铁托跳了起来。“啊,不能!”他叫嚷道,“他们是想破坏我们中央委员会!如果你们都走,我怎么办?”几个人都坐了下来。他们一致决定,拒绝苏方的指控;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提交4 月12 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全体会议上讨论整个形势;函复苏联,并让党员了解苏共信件的内容。

    铁托亲自起草了复函。复函写在印有“南斯拉夫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元帅”字样的信纸上。字很大,信纸足足用了33张。

    这时,南苏友好条约签订3 周年纪念日到来。在两国关系如此状况的背景下,铁托与斯大林就这个日子互致的电文,其内容不超过“起码礼仪”的限度。

    4 月12 日清晨,南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纷纷抵达贝尔格莱德郊区德迪涅亚历山大国王皇宫图书馆,出席中央全会。

    当铁托进入会场在座位上坐下时,时针正指10 点。

    会场严肃得令人窒息。

    这时,铁托意识到了会议对南斯拉夫的革命事业所具有的生命攸关的重大意义。

    铁托宣布了会议议程,井致简短开幕辞。他讲了南苏冲突的来龙去脉,随后宣读了苏联的来信和他的复信槁。

    铁托强调:

    “同志们,记住,这里的问题不是理论上的争论,不是南斯拉夫**犯了错误,不是我们在思想上脱离正轨。我们决不容许我们被迫陷于这种争论;同志们,关键首先是一国和另一国的关系。我认为他们正在利用思想意识的问题为对我们、对我国施加压力而辩护,同志们,这便是问题的所在。”他最后说:

    “这封信是可怕的诽谤和消息误传的结果。我要求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每一位中央委员都应当在这里表示态度。如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要求看这次会议的记录,我们将给他们。”随后,全体中央委员一一按会议桌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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