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临危受命
第十六章 临危受命 (第2/3页)
并对自己所处的独特地位充满信心。他写道：“我想我对全局了如指掌，深信自己不会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追求安慰，因为现实比梦想更加美妙。”但是，丘吉尔所面临的形势，确实是严峻的，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渐渐聚集、郁积已久的狂风暴雨，现在终于向我们猛烈袭来了。”在这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中，第一次交锋就有四五百万人互相对垒。在上次大战的艰难岁月里和这次大战的初期，英国人还习惯于躲在法国战线的后面过日子，而今这条战线在一个星期之内竟被摧毁得不堪收拾。不到三个星期，久负盛名的法国陆军竟土崩瓦解，溃不成军，英国的陆军被赶下大海，所有的装备损失无遗。不到六个星期，英国人就发现自己成了孤军，几乎被解除了武装，节节胜利的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掐住了英国的咽喉，整个欧洲落入了希特勒的魔掌，而日本法西斯强盗，则在地球的另一半边虎视眈眈。正是在这种非常时期，丘吉尔就任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职务，担负起首先组织一个包括所有政党的政府的任务，以便采取一切被认为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办法来处理英王陛下的国内外事务。
在大战方酣的时刻组织内阁，的确责任重大。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比其他各党加在一起还多120 余席。张伯伦是他们推选的领袖。丘吉尔说：
“我不能下认识到，在我对他们进行了多年的批评而且往往是严厉的谴责之后，我取张伯伦而代之，这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必然是非常不愉快的。”除此以外，他们大多数人必然了解，丘吉尔的一生是在同保守党的摩擦或实际斗争中度过的；他曾经在自由贸易问题上与他们分道扬镳，后来又作为财政大臣回来与他们共事。在这以后的许多年里，在关于印度、外交政策和缺乏战争准备这些问题上，丘吉尔是他们的主要对手。接受他为首相，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国难时期，“大炮的声音是压倒一切的”。
工党成员和某些又能干又积极但未纳入新政府的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要求肃清那些“有罪的人”，肃清那些应对慕尼黑协定负责或由于备战不力而应受批评的大臣。其中哈利法克斯勋爵、西蒙勋爵和塞缪尔·霍尔爵士成了众矢之的。但是，大敌当前还下好这样做，如果按照这些人的意见，保守党的大臣至少有1/3 就不得不辞职。由于张伯伦是保守党的领袖，开展这样的运动，对全国的团结是有害的。丘吉尔竭力进行抵制，他说：“如果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这一论点以及当时的严重局势，制止了那些所谓“迫害异端的人们”。
5 月11 日清晨，丘吉尔在给张伯伦的信中说：“一个月内谁也不变动住处。”这就在战争的紧要关头避免了一些小小的麻烦。丘吉尔继续住在海军部大楼里，并且把地图室和楼下的几十好房间当作他的临时总部。“我希望今天晚上为英王把战时内阁和作战机构组织完备。战争促使我们不得不赶快完成……由于我们两人必需如此密切地一起工作，我希望你再次迁入我们都很熟悉的你在10 号的旧居，井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有什么不方便。”丘吉尔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今天有什么必要举行一次内阁会议，因为陆军和其他部队都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战斗。但我仍希望你和哈利法克斯在晚间12时30 分到海军部作战室来，以便我们一起查看地图，进行商谈，掌握前线情况。”丘吉尔在最初那些天的经历是奇特的。一个人埋头于战事，一切思想都集中在战争上，可是对战争又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在全部时间里，既要组织政府，又要会见客人，还要调整各政党之间的平衡。那时，一十英国政府拥有由英王任命的60 到70 位大臣，要把他们像拼图片似地拼成一体，而且在当时还要照顾到三十政党的要求。丘吉尔不但需要会见所有的主要人物，而且还要腾出一些时间来会见大批被选出来担任重要职务的有才干的人，并同各党协商，适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
最大的困难发生在比弗布鲁克勋爵身上。丘吉尔相信他能做出卓越的贡献，希望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起初比弗布鲁克好像不大愿意担任这一职务，空军部也不愿把他们的供应部门划分出去。而且还有其他的阻力妨碍这一任命的实施。不过，丘吉尔确信英国的生存有赖于新式飞机的源源不断的生产；战争需要他那种生气勃勃的旺盛精力，因此他竭力疏通关系，排除障碍，坚持了这一任命。
遵照议会和报界发表的普遍意见，战时内阁必须是小型的。开始只有五个人，这些人自然都是主要政党的政治家。大部分部长（大臣）不是内阁成员。为了便于处理事务起见，财政大臣和自由党领袖是要经常出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出席”的人数就逐渐多起来了。但是，主要责任还是落在五位战时内阁大臣的身上。丘吉尔说：“如果我们打不赢这场战争，应当被送到伦敦塔山斩首的，就只有我们五个人。其余的人要处分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掌管的部门有所失职，而不是他们制定了政府的政策。”政策上的重担是由战时内阁来承担的。这在即将来临的艰难日子里，使许多人打消了种种顾虑。
丘吉尔除了任首相以外，还兼任下院领袖、国防大臣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作为国防大臣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他实际上掌握了最高军事领导权，是英国战时名副其实的三军最高统帅。海军大臣以及陆军和空军大臣的地位虽然形式上不变，但在实际上却大受影响。他们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也不出席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他们仍然对各自的部门负完全的责任，但是他们很快地而且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就不再担负制定战略计划和逐日的作战指挥工作了。这些计划和工作是由参谋长委员会在首相兼国防大臣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丘吉尔是个性格果断、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人，而且是个雄辩的演说家。在对德作战时期，他充分运用这些素质来领导国务活动。他的大量演说都能准确分析局势和英国民众的心理，他抨击希特勒及其党羽并号召本国人民积极抗战。丘吉尔的这些演说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也终于得到反映群众情绪的有才干的军事将领们的拥护。丘吉尔的威望在日益提高。
在战争期间，小型的战时内阁集中掌握了英国的军政大权。战时内阁得到议会所有政党的支持，因此它有稳固的基础。许多历史学家指出，由于形势所迫，丘吉尔“已经变成独裁者”。其实，这不仅仅是形势所迫，也是丘吉尔本人的无比自信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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