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沉沦与浮起
第四章 沉沦与浮起 (第1/3页)
走投无路心迷离，绝处逢生返政坛；
平步青云得意时，却闻亲人噩耗传。
1925 年春天，戈林夫妇带着意大利人留给他们的耻辱，回到了卡琳的故乡。在走下火车的一刹那间，戈林的呼吸似乎都要停止了。斯德哥尔摩——这个给戈林的生命之旅增添了最浪漫的一章的城市，今天仿佛在告诉戈林，这是他人生的最后归宿所在。但戈林内心的一个念头却在顽强地挣扎，一个声音在不断地响起——“不，我决不向命运低头，我绝不承认失败，这不是我的归宿，我的归宿在德国。”
卡琳却没有想那么多，她兴奋异常，因为自己就要见到慈爱的父母和日思夜想的儿子——小托玛斯了。戈林夫妇搬到了一个比当年的居所要大一些的公寓里，紧挨着当年卡琳与尼尔斯注过的房子。卡琳见到父母之后，十分激动，自然免不了唏嘘一番。当看到她的小托玛斯已经长得与她差不多一般高的时候，不禁又是一阵惊喜。
卡琳家人最初因团聚而带来的喜悦，很快为惊讶所替代。他们发现卡琳当年狂热地爱着的那个来自莱茵河畔的英俊潇洒的“白马王子”，已同当年判若两人。他已经变得肥胖臃肿，而且目光有些呆滞，神情时常恍惚。过了一些天，他们又领教了他的变得暴躁的脾气。卡琳的家人哪里知道，戈林现在已经是一个每天都要注射吗啡的瘾君子了。
戈林在1923 年11 月的啤酒馆政变中负伤后，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医生曾在治疗过程中，给他注射了大量的吗啡。尽管在当时，这给戈林带来了暂时的轻松，但也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其后果大概也是使用这种药物的医生所始料不及的。作为一种止痛的药物，吗啡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但是如果长期注射这种药物，就将成瘾，并无法停止使用它。而这时使用的目的已绝不是为了治疗疾病，完全是为了满足一种病态的需要，这种人也就成为吸毒者。注射吗啡，会使中毒者在当时产生幻觉，感到精神亢奋，想象力受到激发，变得思维敏捷、口齿伶俐。但是，吗啡的作用消失之后，在注射者身上便会出现四肢无力、疲乏嗜睡，甚至意识模糊等现象。更有甚者，吗啡中毒者会由于在注射药物时受到的巨大的刺激，产生一种在医学上被称为“奇特虚荣”的思维方式，往往表现得自负、狂妄和贪婪，做出一些常人感到可笑和难以置信的事情。如果知道了吗啡中毒者的症状，人们大概就不会对戈林在日后的生活中表现出的种种病态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了。
在回到斯德哥尔摩的最初的几个月里，戈林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在意大利的失败的遭遇固然是对戈林病态的虚荣心的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最令他难以释怀的还是在德国的那些过去的“战友”和“同志”好像把他给忘了，德国此时似乎已不是他曾经为之战斗并流血的祖国，而是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国家。戈林在回到斯德哥尔摩后，曾给希特勒写过一封信，请求希特勒同意他在冲锋队解禁后，仍然担任冲锋队的队长。但希特勒在回信中不无轻蔑地告诉他，关于冲锋队未来队长的人选问题，是元首的事，请地不必费心挂怀。接到希特勒的信后，戈林怒火中烧，又给希持勒写了一封信，追述了他为党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并提请希特勒注意，“党对我还负有债务”。所谓的“负有债务”，是指戈林刚刚加入纳粹党时，由于卡琳与戈林正式结婚，卡琳的前夫将一些财产归还给她，戈林便将其中的一笔数目较大的现金借给了当时资金紧张的纳粹党。当时，希特勒答应在党的财务状况好转时，应当将这笔钱归还给他。事隔多年，也许希特勒早已忘记了这桩事情，或者是干脆装聋作傻，故意不想再提这件事，但戈林却没有忘记。不久，戈林在给买下他在慕尼黑奥伯门青别墅的纳粹党徒拉尔上尉的信中愤愤不平地写道，“纳粹党以十足的残忍和无情”把他给毁了。他还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它竟没有表现出一点的同情和同志的情谊”。他劝拉尔说，不要对纳粹党中虚伪的“民族主义圈子”和“元首周围那些唯命是从的工作人员”抱有太多的幻想，他现在“对元首的崇拜已不复存在……尽管我给元首写了信，但我从那里得到的只是空洞的安抚之辞，我连一个芬尼都没有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那里得到”。
由于注射吗啡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戈林夫妇的钱很快就要用光。戈林知道不能坐吃山空，便开始寻找工作。最后戈林在斯德哥尔摩的北方航空公司找到了一份飞行员的工作。但是仅仅干了几个星期，他就又回到了家里。
这主要是因为在飞行时，他的毒瘾时常发作，实在太危险了。在公司尚未发现之前，戈林自己就辞了职。而这时卡琳又因肺结核和心脏病住进了医院。
万般无奈之中，戈林只好将家中的一些家具卖掉。为了帮助卡琳治病，卡琳的姐姐把自己的钢琴也卖掉了。此时的戈林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穷困潦倒中，戈林的身体状况变坏，精神状态也越来越不好。有几次，他不仅对卡琳破口大骂，而且还动手打了她。还有一次，戈林推开窗户，对卡琳威胁说，他要自杀。卡琳吓得浑身发抖，小托玛斯哭喊着：“妈妈，就让他跳下去吧。”事后，戈林尽管十分懊悔，但他也深知，在毒瘾发作的时候，他的行为是难以用理智控制的。家庭医生弗勒德斯特伦劝告戈林说，他必须去医院进行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25 年8 月6 日，戈林来到挪威的阿斯普顿的私人疗养院，接受戒毒治疗。
在一段时间里，戈林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他甚至给在挪威度假的卡琳的一个女友写信，表示要去攀登阿尔卑斯山，以期“恢复以前的健康和体型”，“焕发从前的精力和热情”。但就在写过这封信后不久，戈林旧病复发，而且病情日趋恶化。实在没有办法，卡琳只好将他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并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在瑞典的隆布尔精神病院中，至今还保存着戈林的病历。
病历中记载：
病人姓名：赫尔曼·戈林。
职业：德国空军上尉。
病因：注射吗啡和优可达（一种鸦片的提炼物）。
病人自述：在德国希特勒党内身居要职，因参加暴动，腹股沟受伤。逃至奥地利后，在治疗伤病的过程中，被大量注射吗啡，成为吗啡中毒者。
病状：在阿斯普顿疗养过程中，病人表现出狂暴的停药症状，已无法继续治疗；病人自称要自杀，要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地死去，要切腹自杀，以及其他精神病症状。经其妻子同意，将他强行关押。自9 月11 日晚入院后，在服用天仙子碱后，可以正常睡眠。但药力过后，病人极为狂暴，并要求给他服用优可达解除痛苦。清醒时，神智言语正常。言称要找其律师，认为受到了严重的虐待。
在后来的岁月里，戈林每当想起在精神病院中的日子，就不寒而栗。他清楚地记得，在当时他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看到卡琳绝望的表情时，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走入了一个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深渊之中。当他被送进一个单人病室中时，那几个送他进来的医生和护士的眼神，分明是在无声地提醒他：
你的一生已经完结。他大声地向医生叫喊着：“我不是疯子，我没疯！”他努力使神智保持清醒，拼死拒绝用于建立精神病档案的拍照。
这一痛苦的经历大约历时有一个月之久。经过检查，排除了戈林患有精神病的怀疑。
10 月7 日，戈林终于通过了医生的全面检查，出院了。临走时，他要求主治医生乌洛尔·金伯格教授写下如下一份证明：
兹证明赫尔曼·冯·戈林上尉在自己的要求下入隆布尔医院治疗，入院时和入院后均无精神病症状；出院时一切正常，亦无任何精神病的症状。特此证明。
隆布尔医院1925 年10 月7 日乌洛尔·金伯格教授（签名）
戈林在得到这份证明时，欣喜若狂，简直就像当年他得到那枚“蓝色马克斯”一样。他不再感到绝望，生活重新向他招手，命运又仿佛露出了一丝微笑。他向卡琳说，他要站起来，要获得他努力争取的一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戈林出院后，托玛斯经常到他妈妈的小公寓里来，“戈林叔叔又变得有趣了”，他对他的父亲尼尔斯说。但尼尔斯仍告诫小托玛斯，不经他的同意不许往卡琳那里跑。托玛斯为了避开父亲的监视，开始逃学。学校将托玛斯学习成绩日渐下降的情况通知了尼尔斯，为此尼尔斯向卡琳提出了警告。卡琳大为恼火，认为尼尔斯吹毛求疵，企图剥夺小托玛斯与她见面的权力，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获得小托玛斯的监护权。尼尔斯也不肯善罢甘休，他委托了一个私人侦探，找到了戈林吸毒的证据。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法院终于判定戈林与患有癫痫病的卡琳不适宜管教托玛斯，驳回了卡琳的上诉。卡琳不服法院的判决，准备继续上诉。
在再次上诉之前，卡琳请求戈林进行彻底的治疗。无奈，戈林只好又一次走进了隆布尔精神病医院。医院在他入院的病志中记载：“病人病情减缓，但情绪波动大，以自我为中心，敏感，后背痛。”经过了几个月的治疗，戈林又获得了这样一份证明：
应住斯德哥尔摩市厄登加坦23 号的赫尔曼·戈林上尉本人的要求，本院为他进行了停用优可达的戒毒治疗。病人于1925 年5 月4 日入院，6 月5 日出院。出院时，病人已完全停用了上述药物，也没有用任何鸦片衍生物的情况。以名誉和良心证明。
8 月末，卡琳就孩子的监护权问题上诉，戈林也给法院写了一封信，言及他以前的地位和战时的“英雄壮举”，并声称愿意接受任何医疗和精神病的检查。但是，法院仍驳回了卡琳的上诉。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戈林在斯德哥尔摩的社交界销声匿迹。他在德国的同情者为他找了一个为拜尔发动机厂在斯堪的纳维亚推销飞机发动机的工作。在无聊和失意中，戈林又度过了一段时光。但无论如何，戈林对德国的事情也不能忘怀，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他在德国的“同志们”早已将他忘记，他的党员资格也被取消。一些曾经与他共过患难的党内上层人物，对他在政变失败后的行为不肯原谅——只有他一个人在国外寻欢做乐，而别人，包括元首在内却在坐牢！戈林有苦难诉，他知道他在这些年的流亡生涯里，由于纳粹的缘故所遭受的一切，只有在他回到德国，见到希特勒才有可能当面分辩得清。1927 年1 月，戈林在瑞典的托恩布拉德自动降落伞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他又获得了在德国销售的特许权。这佯，戈林就要回到阔别3 年多，令他魂绕梦牵的德国了。
戈林感到遗憾的是这次卡琳无法与他同行，因为日益严重的心脏病，卡琳被医生告诫，只能静养，不适于远行。当戈林乘坐的火车徐徐离开斯德哥尔摩车站时，卡琳倒在了她姐姐范妮的怀里，尔后被送到一家医院抢救。戈林和卡琳都以为这次是他们的永诀。
在一个寒风萧瑟的冬日，落拓潦倒、囊空如洗的戈林回到了柏林，没有人迎接，没有人问候。狼狈不堪的戈林思忖再三，决定去罗姆那里。尽管卡琳对戈林这位粗鲁并具有同性恋僻好的伙伴一直极为反感，但他实在无处可去，只能去投奔昔日的伙伴们。里希特霍芬中队的老兵们居然在戈林没有在场的情况下，借口戈林的战绩并没有得到证实，将他排除在老兵协会之外。
罗姆将戈林安排到音乐家施特雷克那里。施特雷克让戈林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每天早晨在女佣打扫房间之前起床。在施待雷克那里小住了几天之后，戈林才下决心动身与希恃勒见面。
戈林第一次与希特勒见面，希待勒对他这位昔日的助手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只是劝他先在柏林的社交界站庄脚，其他问题以后再说。戈林在希特勒处仅仅呆了一会儿，希特勒就借口还有事情，将他给打发走了。戈林回到施特雷克那里，向主人表示了谢意，就在柏林的库菲斯腾大街的一家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住下。
在这一时间里，戈林与一位名叫保罗·克尔纳的年轻人交上了朋友。这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戈林只甲三言两语便赢得了他的好感和崇拜。此后，这位富有的花花公子便成了戈林的司机和秘书，他每天用自己的汽车将戈林送到各处去推销降落伞。纳粹党那里对戈林的到来仍然保持沉默，戈林似乎对回到纳粹党中已不像在瑞典时那样急不可耐。他在给卡琳的几封信中，都流露出要在平凡中了此一生的念头。卡琳透过戈林来信的只言片语敏感地意识到，她的这位郎君肯定又犯了毒瘾，否则不会这样自暴自弃。卡琳心急如焚，但又不能到德国去，因为她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医生告诉她，她的病情几乎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尽管在这种病魔缠身的情况下，卡琳对远在德国的戈林仍然关怀备至，并尽了最大的努力给他以帮助。她几乎每周都要给戈林写一封信，让他将情况如实地吉诉她。戈林确实如卡琳所想的那样，他的毒痛又一次复发。虽然，戈林也曾为战胜毒魔做出过努力，但是他失败了。在他离开瑞典还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又一次陷入可怕的深渊之中。9 月，戈林回到了瑞典，再次因“滥用吗啡，每日剂量40～50 毫克”住进隆布尔精神病院，接受戒毒治疗。
圣诞节前夕，戈林出院了。卡琳对戈林又是一番耳提面命，告诫他不能就这样认输，他必须与希特勒摊牌，让希特勒对他的事情真正重视起来。
1928 年的1 月，戈林又回到了柏林。尽管戈林此时还以推销降落伞为职业，但他早已不把这项工作当回事。他密切地关注着即将开始的德国国会选举。
戈林在纳粹党即将提出候选人的前夕，突然来到希特勒的办公室，要求与希特勒谈话。希特勒似乎对戈林这个自己当年的追随者怀有一定的内疚之感，因此答应了他的请求。戈林开门见山地告诉希特勒，他要作为纳粹党的候选人参加竟选。希特勒先是不肯，对戈林推说，由于他离党的时间太长，恐怕党内其他的人不会同意。戈林说，他对纳粹党的忠诚始终没变，将他从党内除名是一些妒忌他的才干的小人摇唇鼓舌的结果。他不承认将他除名这一事实，因为他比现在一些身居高位的纳粹党人对这个党的贡献要大得多。
他为这个党流过血，曾经为这个党花完了手中的最后一个芬尼。在纳粹党创业之初，是他戈林将大量的钱借给了党，党现在不但不还他的钱，反而将他排除在党外，这太不公平了！如果党对他真的如此不仁不义，那么，他从此以后将不再来找希特勒了，但是，党必须偿还自1922 年以来所欠下他的每一个芬尼，否则，他就要上法庭，起诉纳粹党。希特勒见戈林怒目圆睁，口沫横飞，要跟他抗争到底，不禁也有些发憷。这并不是说他怕戈林对他怎么样，要知道他希特勒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但是真与戈林彻底闹翻，毕竟对他和纳粹党绝无任何好处。他也知道，戈林这个人的确是个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人。将他惹翻，真要是闹到法庭也是非同小可的。谁都知道，戈林曾经是他的冲锋队长，为他和纳粹党立下过汗马功劳，如果对他太不仁不义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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