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治安强化”

    第二十二章 “治安强化” (第2/3页)

00人之多。

    农民的生活更为痛苦。由于敌人的毁坏和掠夺,农民的生产收获本已大力减少,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更将农民所得剥夺殆尽,此外,沦陷区的农民还须负担沉重的苦役。敌人为了修筑公路、铁路、炮楼、碉堡、战壕、封锁沟墙及运输军用品等,常年累月地征发大量劳动力。河北、山西等地,许多农村的壮丁往往每月要服无代价的劳役在半个月甚至20天以上。在临近矿区的村庄,许多壮丁还被强迫派到矿坑中去做苦工。井陉青石岭等12个村庄,经常出伕1000余名,轮班到矿坑挖煤,每班要服役两个月至三四个月不等。在上述情况下,不仅农村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广大农民的健康和生命也都受到无情的摧残。农民因而饿死、累死及被屠杀者,不计其数。

    但是,中国人民是英勇不屈的,沦陷区人民的心永远向着祖国,他们在中国**的领导下,和敌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除城市经常举行罢工、罢课和破坏敌人的重要设施外,沦陷区农村里的斗争也到处开展着。1942年3月,河北省内丘县的农民,不堪敌伪压迫而举行武装起义,杀死敌伪特务人员数名;6月,唐县农民千余人到伪县府门前示威,高呼“不给敌人当奴隶”的口号。同年11月,山西洪洞、赵城、和顺、辽县四县农民,力反对“配给制度”而举行起义,4个伪县长及敌军60余名被农民杀死。1943年2月,山西阳泉17万农民冲入城里索粮,包围了敌军司令部3天,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回一部分掠夺的粮食;春节前夕,山东博山2000余饥民,以大刀、长矛攻人敌人据点,附近矿工起而支援,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3月,青岛近郊饥民冲进敌人仓库,把敌人劫走的600多包大米运走;4月,泰安饥民截获了敌人一汽车面粉和200包大米;11月,江苏如皋县农民为反对伪常备团征粮而举行了5000余人的大示威,并取得了胜利。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沦陷区人民不甘屈服于日寇淫威之下,他们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反抗虽然只是此起彼伏地发展着,但它对打击和动摇敌伪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1和1942两年,是敌后解放区军民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根据东条英机的指令,日寇以华北为重点,大举向中国解放区进犯.实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早在1939和1940年,日寇即以主要兵力对付敌后抗日军民,不断对敌后解放区进行“扫荡”。但是,那时敌人在大城市和交通线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汉奸组织还不健全,伪军人数也不多,因此在那两年中敌人在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后,绝大部分撤回点线,不能控制更多的地区,而且扫荡的间隔也比较长,到1941年,情况就不同了,敌占区的伪政权和汉奸组织较普遍地建立起来,伪军也增加了;敌人为了准备和支持太平洋战争,要把华北变成其“兵站基地”,因此他们集中了64%的侵华日军于解放区战场。

    东条为了摧毁解放区,强令推行所谓“囚宠政策”。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在1942年10月间夸耀说:“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封锁沟壕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倍,地球外围的1/4。”以冀南区为例,1939年该区有敌据点50余处,1942年增至800多处,最高时达1100多处,全区平均每14个村庄就有一个敌人的据点,最严重的是宁南县,该县平均每3个村即有一个敌人碉堡。敌人在冀南修复和新筑的公路,1940年底计长2000公里,1941年春增至2500多公里。1942年又增至4500余公里。与此同时,敌人在冀南所建的封锁沟墙也增加到1600多公里。

    日本法西斯强盗,在扫荡中使用了各种毒辣的伎俩和战术。他们一面实行所谓“囚笼政策”,一面在扫荡时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这时,敌人的屠杀比以前更有组织、更有计划,因而也更加残酷和无人性了。据一个被俘日兵的供述,1940年秋冬之际,日本军事指挥机关曾向其参加山西作战的军队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这次作战目的,乃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间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根秣,其不能运走的也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填平或放人毒药……”

    就这样,敌人对解放区的大扫荡,不仅次数增多,而且规模也加大。仅据1941—1942两年的统计,日寇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1000人以上的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2/3;使用兵力达83万多人,较前两年增加1倍;扫荡的时间也延长了,而且较前更加野蛮凶狠。比如,日寇在华北冀中的一次大扫荡中,竟残杀、伤害群众10万多人,仅在定县北町一地,敌人就用毒气杀死我军民上千人,弄得“无村不带孝,处处闻哭声”,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解放区进行疯狂扫荡的时候,国民党不但不对解放区军民进行协助、支援,反而一方面暗地里指使其10万军队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投降日寇,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则公开派遣儿十万大军,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在日、伪、蒋对解放区夹击的形势下,加以自然灾害的侵袭,解放区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1941和N42两年中,解放区缩小了,人口由1亿下降到30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少到30万,新四军由13.5万人减少到11万人。

    面对东条英机发动的疯狂进攻,中国各解放区军民在**主席和**的英明领导下,同残暴的敌人展开空前激烈的大搏斗,不仅粉碎了日寇的“治安强化运动”,而且也在严峻的残酷环境中受到锻炼。   1941年8月,日寇集中10万人以上的兵力,在敌酋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对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扫荡。敌人分13路出动,企图将我主力消灭于长城的两侧,其扫荡计划准备在4个月内完成。日军采取所谓“铁壁台围”、“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

    等战术,并使用了伞兵和毒气。我军指挥部当时估计到,在一开始就和敌人决战是不利的,所以当敌人历时半个月到达我中心地区时,我主力己转移到敌后,我后方机关也早己疏散隐蔽,而游击队和民兵则到处袭扰敌人。日寇的合击扑空后,就开始分股“清剿”。从9月起,敌人的小股部队到处搜捕壮丁,烧杀抢掠,我外线部队就在这时反戈一击,一股一股地消灭敌人。到9月下旬,各路日军屡次失利,造成困顿混乱,我军又适时地集中了相当兵力,对敌人予以沉重打击,井收复了阜平等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为了配合晋察冀的反扫荡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进行了协同作战。从胶东到晋西北,从晋冀鲁豫边区到大青山根据地,各部队同时出击,收复了许多城市和占领了300多个敌伪据点,平汉、同蒲、沧石,德石等于线不时为我切断。

    在我军民的英勇反击下,日军主力被迫自9月中旬开始从北岳区撤退,到10月中旬全部撤走。敌人撤退时,我军沿途设伏,予以重大创伤。在这次反扫荡中,总计我作战800多次,毙俘敌伪军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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