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群众的穷困
二 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群众的穷困 (第2/3页)
，甚至"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东华录》康熙五十一年二月）的大好局面。即以吴敬梓家乡安徽而言，原来一些"高阜斜坡，稻谷杂粮，均不宜种"，但安徽巡抚陈大受在乾隆初年，推广了一种称之为"畲粟"的旱稻，"种多利广"，以致"化无用之田为有用"（《清史列传·陈大受传》）而收成大获。这一时期，除粮食作物大幅度增产以外，经济作物的品种也不断扩大，产量逐步提高，如棉花，在著名的长江三角洲及东南沿海产棉区以外，河南、河北、湖北等地所生产的棉花亦颇有声誉。蚕桑、烟叶、茶叶、苧麻、花生、甘蔗、药材等农业经济作物，生产形势均很好。
由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促进了手工业与工商业的繁荣。同时，在明末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广大手工业工人纷纷摆脱了人身隶属于封建官府的所谓"匠籍"身份。迨至清初，满族统治阶级也被迫承认这一现实，康熙三年（1664 年）规定"班匠银"摊入地亩中征收，"匠籍"身份也就名存实亡，逐步废除。及至雍正二年（1724 年）重申废除工匠当官差的制度。乾隆一朝也多次强调此一法令。因此，在康、雍、乾时期，工匠逐步摆脱了封建国家对一己的人身控制，可以凭自己的技艺谋生。这对手工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例如丝织业，在蚕桑重要生产地区的苏、杭二州，民间业于此者为数甚众，据厉鹗《东城杂记》卷下记载，杭州城东"机杼之声，比户相闻"；苏州城内也是"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乾隆长洲县志》卷十七）。不仅产量高，而且品种多，如南京所生产的丝织品，就有绸、缎两大类，绸类中有宁绸、宫绸、亮绸等，缎类中有花缎、锦缎、闪缎、装花、暗花、五丝等。苏州所产绸缎，最初仅有素缎，及至乾隆年间亦有花缎出现。在丝织业发展的同时，棉纺业也有很大的发展。随着丝、棉织业的繁荣，印染业也随之兴盛起来。此外，冶矿、煮盐、制糖、陶瓷等手工业也有相当规模的发展。既向农业提供了更多更新的生产工具，为手工业本身的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生产原料基地，又向市场提供了日趋增多的商品，丰富了广大群众的消费，从而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
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这对一度被摧残的明代以来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有着再度促发的作用。手工业产品的市场不断扩大，棉花棉布、蚕丝绸缎、食盐白糖、陶瓷铁器，都是行销全国的商品，例如吴敬梓中年定居的南京所生产的"江绸"、"贡缎"，质地精良，运销天下，被时人誉之为"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甘熙《白下琐言》卷八），甚至在北京建立行帮性质的会馆即元宁会馆。所谓元、宁即上元、江宁之简称。从乾隆五年（1740 年）的《交收元宁东馆契纸公议》碑文中，可知此馆建立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分东西两馆，西馆为上京应试士子借宿之用，东馆则为缎行议事之所。碑文中还提及在京经营的南京缎行业主刘含六、章景璞等人姓名。
在商业交易活动中，一些商人积累起大量财富，形成巨大的商业资本。
如两淮盐商，山西的票商、典当主，大都拥有数十万以至数百万两的资金。自然，这些商人大都是依靠封建势力行商并发家的，《儒林外史》中对此现象也曾涉及。暴发商人的巨大财富，除供自己挥霍以外，还以种种形式"报效"封建政权的各级官员直至皇帝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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