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群众的穷困
二 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群众的穷困 (第3/3页)
以谋求更多庇护。剩余的财力则大都又被用来发展手工业，如开设作坊，加工商品，以获取更多利润，这就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带来商业的更大茂盛。如此循环不已，促使商品经济不断发展，随着而来的则是城市的空前繁荣。就《儒林外史》中所曾叙及的江南地区来看，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扬州，以及沿运河的淮安、清江浦等中小城市都无比繁荣，如以传主吴敬梓足迹所至的清江浦而言，清初居民仅有三万余人，至乾隆年间已达五十四万人，这显然与两淮盐务的兴盛关系极大。至于"东南大部会"南京，更是"人烟凑集"，《儒林外史》中多有描绘。城市的繁荣，又为商品提供了更大的中场，城、乡关系日趋密切，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得以沟通，这就更加促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不过，从农业的恢复、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中获利者绝大多数是官僚、地主、商人，他们的大量财富正是从剥削广大群众应有的利益而取得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在康雍乾所谓的"盛世"中，劳动群众的生活依然困苦，广大农民又不断失去赖以养家活口的耕地。特别是康熙中叶以来，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土地占有者的收益不断增加，这就刺激了官僚、地主、商人甚至高利贷者对土地的占有欲，以致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即以传主吴敬粹故乡安徽而言，其自然条件并不能与富庶的江、浙相比，尤其是山高地贫的徽州、宁国两府。但由于两府所出盐商极多，著名者如康熙年间在扬州行商的项景元、江春等，他们均在原籍占有大量土地。而土地一旦被集中在少数富豪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必然日趋众多，出现"小民有田青少，佃户居多"（《东华录》康熙四十六年七月）的现象。农民一旦沦为佃户之后，所受到的剥削就更为惨重，要将收获的农产品的五成，甚至七八成交给地主，还得向封建官府交纳田赋。而除地租、田赋正额之外，尚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农民负担极为沉重。同时，官僚地主、盐商典当又以高利贷进行盘剥。例如大官僚徐乾学就以白银十万两借给盐商项景元，月利三分（《东华录》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儒林外史》中也曾叙及天长杜府放银给盐商桃源旗一事。这还只是对盐商的盘剥，至于对小民的剥削则更为沉重，经常以"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及一年，利过于本"，如到期不能偿还，"或准其牲畜，或折收田房器具"（《心政录》卷三），劳苦群众常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官僚地主、盐典商人则过着骄奢侈逸的剥削生活，如北京的祝、查、盛家（《啸亭续录》卷一），江苏泰兴的季家（《觚賸》卷三），扬州的汪、黄、程、方、吴、江家（《扬州画舫录》卷十五），他们穷奢极欲，挥霍无度。
由于两极分化日逐明显，在整个康雍乾三朝所谓的"盛世"中，小规模的农民抗租斗争时有发生，从未止息；至于农民的武装反抗也连绵不绝，只是除台湾朱一贵、山东王伦起义规模较大外，其余的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延至乾隆后期，农民起义规模越来越大，次数也日趋频繁，乾隆六十年（1795年）终于爆发了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因此，所谓的康雍乾盛世，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的回光反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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