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学术的繁荣和凋敝
三 文化学术的繁荣和凋敝 (第1/3页)
吴敬梓生活的时代，在文化学术领域中同样存在着朝繁荣和调敝两极发展的现象。玄烨即位之后，为了笼络知识分子，消弭敌对情绪，采取多种措施把他们网罗进来。而对那些不屑出仕清朝的有影响的文人，则用编纂图书的办法加以羁縻，又可向天下表示新朝政权也是稽古右文、崇儒兴学的。例如纂修《明史》就吸引了一批高级文士，甚至连反清十分坚决的黄宗羲，也让其子和门人参与其事。大官僚徐乾学纳贿被参，未予罪责，而令其返回故里，在太湖洞庭东山修《一统志》，从而吸引了如阎若璩、顾祖禹这样有声望的学者，他们终于也参加进来。而在所编纂的图书中，儒家经典则得到最大重视，受到福临以下历代君主的推崇，一大批"御纂""钦定"的经籍不断问世，如顺治朝有御注《孝经》，康熙朝有御纂《周易折中》、《日讲四书解义》、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书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雍正朝有御纂《孝经集注》，乾隆朝有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以及钦定《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等。除儒家经典之外，其它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全唐诗）以及"三通"、"续三通"等等。不下二百余种。特别是康熙朝开始编纂直到雍正三年（1725 年）才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乾隆朝所编辑的《四库全书》，规模最为宏大。前者由陈梦雷主持，分门别类，计六汇编、三十二典，一万卷；后者更是包罗宏丰，收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参加编纂者有三百六十人之多，其中如纪昀、戴震、朱筠、姚鼐、翁方纲、王念孙等人均是名著一时的大学者。传主吴敬梓的友人、《文木先生传》的作者程晋芳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如前所述，清朝统治者如此大规模的编纂图籍，固然是为了表示崇儒右文的用意，也是为了笼络汉族高级士人以强化新王朝统治的目的，但是经过明末战乱之后，古代典籍也遭到浩劫，损失极大，清王朝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吸收广大学者从事搜集、辑录工作，使得许多珍贵古籍得以保存流传，对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也产生了至为巨大的影响，这也是客观事实。不过，清工朝大规模修纂图书的根本目的仍在于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每次修书时，都要全国各地大量采书进呈。经检阅后，一旦发现其中有碍新王朝统治的著作一律销毁，有些书籍虽然被保存下来，但也经过删削篡改。此种情况，不仅针对文人学者的著作，甚至官修的先朝祖宗实录，也根据当前统治的需要加以改窜。如以乾隆四年（1739 年）重修本《大宗实录》取代天聪年间所修，原刊本反成为**。鲁迅曾愤慨地指出："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又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且介亭杂文集·病后杂谈之余》）据孙殿起在《清代**知见录》自序中云，乾隆朝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由此可见，大规模修纂图书，既有集中资料繁荣学术的一面，也有篡改历史歪曲真相的一面。
清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思想意识领域的控制，还采取了一方面尊崇宋学，一方面又倡导汉学的政策。宋学，即宋代程颖、程颐和朱熹所主张的理学，是新时期的儒学。和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一样，清统治者对于维护封建秩序的新旧儒学都是尊崇的。在入关之前，多尔衮就曾遣官祭奠先师孔子。入关之后，顺治十四年（1657 年）又"复孔子位号日至圣先师"（《清史稿·世祖本纪））。玄烨继位后，于康熙八年（1669 年）"幸太学，释奠先师孔子，讲《周易》、《尚书》"（《清史稿·圣祖本纪》），次年又颁《圣谕十六条》，所谓：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怨以重身命。
胤禛即位后，又给这十六条"圣谕"做了解释，是为《圣谕广训》，颁发全国，广泛进行宣讲。这所谓的"圣谕"及其"广训"，集中体现了宗法社会中封建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道德训诫和政治控制，是儒家思想的典型反映，对一切非儒家思想则斥之为"异端"。在尊孔的同时，对宋元以来的儒学即程朱理学，也十分推崇。这是因为明代以来，陆九渊、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大盛，并在阶级矛盾的新形势下开始分化，出现了朝相反方向发展的左派王学。清代初年，黄宗羲等人继承其余绪，对封建君主**思想严厉批判。玄烨继位后，为了肃清陆王心学发展变化而形成的左派王学的影响，乃大力尊崇主张维护封建秩序、讲究三纲五常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先后将朱熹跻于孔庙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辑刊朱熹全集，认为"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稗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清圣祖圣训》卷十二），并亲为作序，大加称赞，甚至说"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直把朱熹思想视为兴家安邦的重要的思想武器。在最高统治者如此推崇的影响下，学术风气大为改观，以致陆陇其断然认定"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一），以致造成"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非程朱"（《清史稿·陈确传》）的局面，以至社会上一时出现大批伪道学。即以理学名臣李光地而言，他虽然得到玄烨的极度宠爱，甚至说"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莫若光地"（《康熙政要》卷四"任贤"下），但他的言行实为人所不齿，全祖望就斥责他说："初年则卖友，中年则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于内归，足称三案，大儒固如是乎？"（《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四《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由此可知，当时朝野都充斥此种伪道学，甚至连尊崇儒学的玄烨，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客观存在，他曾经对大臣张玉书说："自有理学名目，彼此辩论，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清圣祖圣训》卷五）因而封建统治者必然要另谋出路，采取相应对策。
其实，清朝统治者在尊崇程朱理学的同时又加以限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上出现大批伪道学，而是另有缘故。对此，鲁迅曾一语破的地加以揭发："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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