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学术的繁荣和凋敝
三 文化学术的繁荣和凋敝 (第2/3页)
'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玄烨就曾御制训饬士子文，说"招呼朋类，结社要盟"者，必为"名教不容，乡党弗齿"（《东华录》康熙四十一年六月）。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已经脱离了清初"经世致用"的汉学，在康熙后期又逐渐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加以扶植倡导，及至乾隆、嘉庆之际而极盛，弘历曾"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啸亭杂录·重经学》）。当时一些读书人，就如鲁迅所说"便只好躲起来读书，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自然，汉学家中仍不乏关心时政的进步思想家，如皖派代表人物戴震。当然，也有如吴派代表人物惠栋那样，主张两汉以下之书不可读、一味崇古、白首穷经的士子，他们坚守"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九经古义首说））。虽然乾、嘉汉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但广大学人以此而脱离现实、不问世事、埋首故纸堆，也确为封建统治者所欢迎。
自明季末叶以来，西洋学术即已逐渐输入，迫至清朝康雍乾时期，我国传统的科学技术，在西洋文明不断输入的影响下发生变革，有着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天文、数学、地理学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如江苏吴江人王锡阐，他对天文、历法研究有素，极有造诣，这既与他长期实践、坚持天文观测有关，也与他能汲取西学之长分不开，他治学强调"考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西说之长而去其短"（《清史列传·王锡阐传》），生平著述有《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还有安徽宣城人梅定久，他与传主吴敬梓的先人尚有一些瓜葛（详下）。梅定九毕生从事数学、历法研究，也是一位兼采中西之长的科学家，在《堑堵测量》卷二中，他说："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与新旧。"他在研究中，力求发现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所谓"历以敬授人时，何论中西，吾取其合天者从之而已"（杭世骏《道古堂集·定九征君传》）。生平著述有八十余种，尤以《古今历法通考》最为人称道。至于蒙古族学者明安图所作《割圆密率捷法》，其成就更超过法国传教上杜德美的研究成果。地理学方面成就，当推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绘制成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又在此图基础上修补增订成《乾隆内府舆图》，较前者更为详备。其它学科也产生了不少成果，如农学方面有曹溶的《倦圃莳植记》、杨灿的《知本提纲》、方观承的《棉花图》、陈芬生的《捕蝗考》等等；水利学方面有傅泽洪的《行水金鉴》、张伯行的《居济一得》、张霭生的《河防述言》等；医药学方面有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傅山的《傅青主女科》、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建筑学方面，有雷发达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还出现了兼采中西建筑特色的圆明园等建筑。军事工业方面，戴梓发明了"连珠铳"、"冲天炮"等等。总之，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之所以有长足的发展，是我国学者在继承传统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又吸收西方文明、相互促进的结果。自然，也与封建统治者的倡导有关。玄烨即酷爱自然科学，曾聘请传教士如徐日升、白晋、张诚、安多等人人宫讲授科学知识，对他们恩宠有加。但是，统治阶级只是利用科学技术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服务，例如玄烨在西征厄鲁特、南巡江南、视察东北等活动中，常带传教土测量地形、距离与经纬度，这显然是有着政治、军事上的用意的。
因此，在康雍乾"盛世"科学技术一度出现的这一繁荣景象，仅仅被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圈子中，并未形成一支科技队伍；而少数学人的研究成果，又得不到充分的传播，以致逐步拉大我国科学技术与西方的距离，形成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总之，从上述几个方面不难看出，在康雍乾"盛世"的文化学术领域中，同时存在着积极和消极的因素。
四 怀柔与镇压并用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实行怀柔与镇压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广开仕进之途，诱之以利禄，一方面又屡兴文字狱、科场案，胁之以刑鞫。
满族统治者入关之初，即注意笼络与控制汉族地主阶级出身的官员及其知识分子。福临一再下谕：明朝"各衙门官员，俱照录用"（《清世祖实录）卷五），并要求地方官"凡境内隐迹贤良，逐一启荐，以凭征擢"（同上书卷八）。征聘山林隐逸的目的，在于使之出而为新朝服务，一时明朝的达官闻人如钱谦益之流纷纷向新朝俯首。
接着，又恢复科举考试，借以笼络更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消弭他们的敌视情绪。顺治二年（1645 年）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有鉴于地方上对新朝敌视力量的存在，建议清王朝"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清世祖实录》卷十九），就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恢复科举考试的目的在于牢笼广大知识分子，以巩固新王朝的统治。福临允其所请，同年即举行乡试，次年又实行会试。清代科举制度基本上沿袭明制，仍用八股文，从四书五经中出题，谓之制义。而四书五经又大都采用宋儒注疏，如"《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清史稿·选举志三》）。规定应试生员必须以固定格式的八股文"代圣贤立言"，不许自出机杼，明代洪武年间颁行的卧碑文，第一条即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清代科举制度既然承袭明制，此项规定依然有效。这就把广大士子的精力引向顾炎武所说的"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在撰无根之语"的制义上（《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他书一切不观"（同上书卷十六《十八房》），因而"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同上书卷十六《三场》）。广大知识分子毕全身精力沉溺其中，而得以登第者不过少数人而已。但一旦中式，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帮闲、甚或帮凶，所谓"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同上书卷十六《经义论策》），"游说干谒，靡所不为"（同上书卷十六《举人》）。如果说科举考试只能引诱一般士子，那么博学鸿词科则为网罗高级士人而设。入关之初，清统治者为了收拾人心，多方延揽人才，但"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章论荐，疆吏备礼敦促，坚卧不起，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辈，天子知不可致，为叹息不置"（《清史稿·选举志四》）。玄烨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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