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学术的繁荣和凋敝
三 文化学术的繁荣和凋敝 (第3/3页)
后，特设制科，以罗致著名学者。有清一代，鸿博之试原拟举行三次，但实际仅举行二次：一次为康熙十八年（1679 年），一次为乾隆元年（1736年）。玄烨在康熙十七年（1678 年）曾下诏云："??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因而要求"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以供他"亲试录用"（《清史稿·选举志四》）。次年三月于体仁阁召试，被荐举者一百四十三人，录取一、二等共五十人，一时名流如彭孙遹、陈维崧、朱彝尊、施闰章、徐釚、尤侗、毛奇龄、严绳孙等均被网罗。即使赴试而未被录取的文士，亦"皆赐制科出身"（《清史稿·选举志四》）即所谓的"征君"。以此，玄烨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其牢笼名流、巩固统治的目的。而其影响所及，一些士子也竞相驰逐，据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四记载："康熙丁巳、戊午间，人赀得官者甚众。继复荐举博学鸿儒，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胤禛、弘历继位后，也仿效其父祖所为，先是雍正十一年（1733 年），胤禛下诏"特修旷典，嘉予旁求"，再度举行博学鸿词科。但因"中外大吏，以事关旷典，相顾迟回"。不久，弘历继立，于乾隆元年（1736 年）九月，方始"召试百七十六人于保和殿"，取一等五人、二等十人，杭世骏、齐召南等名流皆入选。次年又"补试体仁阁"，取万松龄等四人（《清史稿·选举志四》）。乾隆鸿博之试与康熙所行颇有不同，较之康熙之试，乾隆之试应试者众而录取者少。此乃因时至雍、乾，天下大定，统治者行此所谓"旷典"，只是延揽右文虚誉，无复玄烨稳定政局之用意。传主吴敬梓于是科亦有被荐举之议（详下），其后终于逐步认清这种荐举的真相。
清统治者一方面广开仕途，以笼络汉族士子为其所用，另一方面又屡兴科场案、文字狱借以威胁广大文士。如顺治十四年（1657 年）丁酉科顺天、江南乡试，即因发生行关节、营贿赂之事而被统治者借以迫害广大士子。北闱顺天乡试正副主考为曹本荣、宋之绳，同考官有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等十四人。因李振邺等人收受贿赂，榜发后，落第士子大哗。经刑讯结案，正副主考降级，李振邺等同考官处斩。南闱江南乡试正副主考为方猷、钱开宗，也因有以贿中举的士子，因而舆论哗然。福临借此又兴大狱，正副主考及十八同考官全部处死，妻小家产籍没入官，甚至有行贿之嫌者也被流放宁古塔，"是役也，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家业化为灰尘，妻子流离，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间者，血肉狼籍，长流万里"（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处分更较北闱为严厉。此乃因江南地区最后才被征服，广大士子中颇多抗清义士，清统治者正借此案加以镇压威逼。此后，历经康、雍、乾"盛世"，科场案仍时有发生，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顺天乡试、康熙五十年（1711 年）江南乡试、雍正十三年（1735 年）顺天乡试、乾隆十六年（1751 年）会试，均有考官考生因关节败露而受到不同处分。自然，封建统治者予行贿官员、士子以多种惩罚，是有整肃贪污的用意，原无可厚非。但也不可讳言，新王朝也借此对汉族广大士人威之以刑法，显示予夺生杀、俱属操持的权势。其用心之险恶，实有揭擿之必要。
在大兴科场案同时，清统治者又屡兴文字狱，几乎"盛世"三朝无朝无之。约略统计，康熙朝有十余起，雍正在位仅十三年，却增至二十余起，乾隆朝却多至八十余起，累计"盛世"三朝的文字狱案当在百起之上，越到"盛世"后期越趋频繁。弘历虽自诩"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清史稿·谢济世传》），偏偏其在位期间文字狱案次数最多，真可谓欲盖弥彰了。康熙朝最大的文字狱案当推庄廷（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明史》案发生于康熙二年（1663 年），因庄廷将明末朱国桢所撰《明史》攘为己有，召集名士予以增损，书中从清太祖天命元年（1616 年）至太宗崇德八年（1643年）均不书清朝年号，补写之崇桢朝和南明史事，又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正朔，被人告发，酿成大狱。据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十一所载，因此案"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二人"，其实"此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乃是庄氏借他们"以自重"而被牵累。《南山集》案发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戴名世于集中引用方孝标《滇黔纪闻）议论南明史事，因用南明年号，触犯忌讳而获罪，最后处置虽不太严厉，但牵连极广，除戴名世、方孝标两姓族人以外，作序、刊刻、贩卖者均被逮，甚至连享有盛名的方苞亦一时被罪。此后如雍正三年（1725 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四年（1726 年）查嗣庭试题案、六年（1728 年）吕留良文选案、八年（1730 年）屈大均诗文案；至于乾隆一朝，在传主吴敬梓生前发生的重大案件则有乾隆六年（1741 年）谢济世注《大学》案、七年（1742 年）陆生柟史论案、十六年（1751 年）王肇基献诗案等等。每兴一案，株连极广，刑讯穷鞫，经年累月，方始结案，使得广大士人噤若寒蝉，慄慄危惧，全国上下，一片恐怖。如将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案作一宏观考察，不难发现康熙朝文字狱案重点在于消灭反清复明思想，而雍正朝文字狱已由此而渐渐转向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工具，迨至乾隆朝更是将打击面扩大至下层文士，此际反清复明思想已不如清代初期那样强烈，文字狱受害者的著作中也少见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流露，纯属封建统治者捕风捉影，深文周纳，以显示帝王权威而滥杀无辜。直到乾隆后期，全国范围内武装反抗活动有此起彼伏趋势时，封建统治者已无暇顾及以文字罪人，方始有所放松。然而其后果则是广大士子心怀余悸，为文之前必先"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而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李祖陶《迈堂文略》卷一《与杨蓉诸明府书》），社会上充斥挟怨诬告之风，士林中多埋首故纸堆之人，封建统治者终于达到他们威胁士子的反动目的。
总之，在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学术上、知识分子政策上，都存在着许多向两极发展的现象，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而如此众多的矛盾现象的存在，无疑是对所谓的"康雍乾盛世"的极大讽刺。正是由于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如此众多的矛盾现象，才为传主吴敬梓创作以公心讽世的杰作《儒林外史》提供了无比丰富的题材，没有这样的土壤，任何天才也不能凭空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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