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诗文刊刻
六 诗文刊刻 (第3/3页)
，据鞍拟再试"的决心。当时也有亲知好友劝慰他说："广文亦官人，升斗足生计。"但他却说："那知我心伤，有如利刃。"（《泰然斋集》卷一）金榘漫长的"文战"经历，他的失败的痛苦和懊恨，他的追求的决心和执着，在他们每次聚会时，必然成为相互"号呶"的重要内容。谁能说传主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创造的许多栩栩如生的士子形象身上，没有金榘的投影呢？这种狂放不羁、酒酣耳热、高谈阔论、倾诉不平的友朋欢会，对传主当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就在这次返回故乡滁州所属全椒时，传主的胞姊金氏病死了，甚至有可能，正是由于传主胞姊患病，吴敬梓才转道回乡探视的。对于她的病故，敏轩是十分伤心的，曾经写诗哭悼，可惜此诗已经散佚，仅在他的友人王又曾为《文木山房集》所题的十首绝句的第九首中留有线索，又曾诗云："试诵中年诗《哭姊》，教人珍重紫荆图。"（《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集诗集后》）。王又曾诗中所说的紫荆图，是借用田真的故事，其事见《续齐谐记·紫荆树》：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议分财。生赀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树，共议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树即枯死，状如火然。真往见之，大惊，谓诸弟曰："树本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胜，不复解树。树应声荣茂。兄弟相感，合财宝，遂为孝门。真仕至大中大夫。
从王又曾的诗意看来，传主吴敏轩与其姊同胞感情极其深厚，因而对她的不幸病逝，非常悲痛，还特地请他的至交程廷祚为其姊写了一篇墓志铭：节妇金孺人，姓吴氏，全椒人也。自幼以文学雯延之女，子于从父赣榆县教谕霖起。曾祖国对。宫至翰林院侍读。祖旦，文学。
其本生祖以上不具书。孺人在室，以孝谨称。年二十二，适滁州文学金绍曾。绍曾字榖似，早慧，能文章，有名于时，而夭。生男二女一，后先俱殇。姑不逮事。夫死时舅年老，哭子得沈疴；以一寡妇人代男子职，奉养丧葬，必备礼。而家道益窘，从姑从母之贤者，怜而周之，仅以存活。乾隆五年七月初九日卒，年四十七，后绍曾十有九载。综孺人生平，于世间守节妇，最为坎??。嗣子为鼐，以某月某日葬孺人于某山。弟敬梓，持所为传诣余，泣而言日："吾鲜兄弟，姊又无子，后虽得旌，尚未有日，子其志焉！"铭日："子幼而殇，夫才而夭；块然处室，神瘁形槁。胡茕茕以至斯，苟无拂于我志，而其又何之！"--《金孺人墓志铭》，见《青溪文集》续编卷八这篇铭文虽然短短二百七十余字，但却是研究吴敬梓身世极为重要的原始材料。程廷祚是根据传主亲自为其姊所作的小传而写成这篇墓志铭的。从铭文中知道金氏原为吴雯延之女，出嗣给吴霖起。因为此铭是为金氏而作，当然要交代金氏的直系亲属关系；她出嗣给人，又立他人之子为鼐作嗣子。其中虽然未交代传主吴敬梓的出嗣关系，但这是因为吴敬梓虽为金氏胞弟，但并非直系亲属，自然不必在这篇为金氏作的铭文中特他说明。不过，从王又曾诗中所用"紫荆图"的故事，可以窥知传主吴敬梓与金氏必为同胞姊弟无疑，他们之间的感情自当不同于从姊弟，敏轩对乃姊早年夫丧子亡的不幸以及方始中年就已病逝，是极为悲痛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多少也能反映出他们的同胞关系。
在料理完乃姊金氏的丧事以后，炎夏已过，秋凉渐生。吴敬梓趁此次返乡的机会，曾去乌江附近的山中，看望住在离项王庙不远的伯兄。在伯兄家中，大约住了八、九天才分别。这位长兄，我们无法考知他的姓名，但传主在为其姊金氏所作的小传中既然说"吾鲜兄弟"（见《金孺人墓志铭》），那么这位"伯兄"自非吴霖起之子可知，但从他与这位"伯兄"的感情来看，也不类族兄弟，因为在传主众多的族兄弟中除了与吴檠关系较为密切以外，和其他的族兄弟关系并不友好，他在《移家赋》中就曾愤愤他说过"兄弟参商，宗族诟谇"。此外，这位"伯兄"如果是族兄弟，传主必会交代清楚，在《文木山房集》中写给族兄吴檠的诗、词有若干首，而在最先出现的四首七绝诗题中，就特地志明为"从兄"，即《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这也与传主所写《哭舅氏》、《过金舅氏五柳园田居》一样，界限是分明的。由此看来，"伯兄"应该是传主生父雯延的长子。吴敬梓此次去"伯兄"山居中兄弟会晤将近一年以后，"伯兄"又曾到敬梓居处探望，兄弟二人联床夜话，还曾回忆起上次在山居中聚首时的情景。吴敬梓为之写有《伯兄自山中来，夜话山居之胜。因忆去秋省兄未及十日而别，诗以志感，得二十韵》：地本烟霞窟，兄为巢许伦。百年歌帝力，十亩乐天真。抱阜宜营室，迂汀许结邻。绿回芳草长，黛染远峰匀。社鼓乌江庙（原注：居与乌江项王庙相近），灵旗牛渚津。山川馀质朴，习俗尚清淳。
野老嬉游共，村翁来往频。藤萝阴漏月，桑柘影随身。美酒盈杯劝，良苗几棱新。饧萧花外市，牧笛雨中春。幸免家人谪，偏馀稚子亲。
摊书消永夜，高枕卧清晨。自著潜夫论，宁辞原宪贫。昨秋过故里，留我住弥旬。薜荔依门巷，兼葭变水滨。圆沙知雁聚，曲港见鸥驯。
蟹簖缘溪富，鱼罾罾树均。嘉肴仍速舅，肥牡定娱宾。愿得长相倚，须完未了因。寄声劳扰客，此是武陵人。
他这位"伯兄"原来是巢父、许由一类的人，或是希冀自己象巢父、许由一类隐居不仕的人。相传这两人为尧时隐士，尧准备让位给他们二人，两人都不愿接受。传主把这位"伯兄"看成是与他们相类的人，正说明这位"伯兄"没有什么功名。但这位"伯兄"为人却十分耿直，不谐于俗，所以郁郁不得志，隐居山林，长夜攻读，白昼著述，孜孜不倦。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自得其乐，不改素志，抨击时政，不媚习俗。所以敏轩称赞他的作为与王符、原宪相似。王符名节信，东汉时人，隐居山中著书，评论朝政得失，反对谶纬迷信，因不愿显名于世，自号"潜夫"，著有《潜夫论》十卷。原宪字子思，又名原思，孔子弟子，蓬户褐衣而蔬食，仍不减其乐，坚行其道。后世一般惜用他指代贫士，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卒，原宪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黎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日："夫子岂病乎？"原宪日："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
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对这样一位许时俗而安贫守道的"伯兄"，在诗的最后，敏轩表示了与其终身相依傍的意愿："愿得长相倚，须完未了因。"佛教指此生尚未了结的因缘为未了因。传主对宋代大诗人苏辙非常钦迟，在《移家赋》里就曾以"苏家则拭辙并进"，比喻先世的兄弟关系。此处"未了因"显然也是借用苏拭寄诗其弟苏辙的诗意，东坡《狱中寄子由》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东坡集》续集二）正因为传主幼时出嗣给霖起为子，所以才与同为雯延所生的这位"伯兄"不能"长相倚"。难得聚首一次，天生的手足之情油然而生，禁抑不住，就吟之于诗。此外，从此诗通篇来看，这一时期传主的思想面貌，和早年一度对功名的追求和热衷已有所不同，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和功名富贵全然决裂，但显然对这种追求逐步感到厌倦，功名富贵观念己大大薄弱，而对时政的弊端、习俗的颓靡，深深感到不满，并步步加深和坚定了隐而不仕、闭户著述的志愿。
此次敏轩回到故乡，正遇上岳丈叶草窗悬弧之庆。这位原籍苏州的老儒医将爱婿挽留在家，欢聚达十日之久。翁婿分手之际，草窗翁已预感到这次晤面可能就是翁婿最后一次聚首，因而特别眷恋。果不其然，不到两年他就病逝了。吴敬梓十分伤痛，写下《挽外舅叶草窗翁》诗：吴中有耆硕，转徙淮南地。自号草窗翁，所师僦贷季。爱女适狂生，时人叹高义。茅檐四五椽，绕篱杂花莳。肘后悬《灵枢》，案前堆《金匾》。园林药苗，屏风挂盐豉。徙柳多奇情，针茅亦游戏。梅福庄光甥，昔贤爱同志。嗟余辞乡久，终岁不一至。前年悬弧辰，留我十日醉。示我平生业，《周易》蝇头字。旁及老庄言，逍遥无物累。自言岁龙蛇，逝将谢人世。绩学翁所勤，近名翁所忌。
无人为表微，谁定黔娄谥。
这位老儒医，一方面行医种药、熟读医书，一方面研究《周易》老庄之学，为人厚道，治学勤奋，安贫守素，不求名逐利，倒也十分逍遥自在。传主吴敬梓为他的岳丈无人为之"表微"而有些愤愤。在以功名得失为评品人物准绳的势利社会中，又有谁愿意为一个如同战国时家贫而又不求仕进的隐士黔娄那样默默无闻的寒士作传写铭呢？传主只能自己为岳丈写上一有挽诗，在这篇挽诗中，敏轩既称美了岳丈的高尚品德，又对岳丈贫困勤学而不为世人所知的一生表示了深深的哀叹。
在这一时期，传主不但亲姊金氏、岳丈草窗翁先后谢世，而且不久之后，他的另一舅父又复病死，噩耗接踵而来，很使敏轩悲伤不已。特别是致老舅于不起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功名不遂，这对传主的刺激很大。吴敬梓的舅父一生在科举阶梯上攀登，吃尽千辛万苦，受尽冷眼卑视，二十岁前后就进学成了秀才，此后每届乡试，都去应考。有时为了不误考期，即使有病在身也勉力前往。可是屡试屡败。到了六十岁依然未能中举，忧愤成疾，医药罔效，终于抱恨病死。吴敬梓极为沉痛地为之写下《哭舅氏》诗：河干屋三楹，丛桂影便娟，缘以荆棘篱，架以蒿床眠。南邻侈豪奢，张灯奏管弦，西邻精心计，秉烛算缗钱。吁嗟吾舅氏，垂老守残编，弱冠为诸生，六十犹迍邅。皎皎明月光，杨辉屋东偏，秋虫声转悲，秋藜烂欲然。主人既抱病，强坐芸窗前，其时遇宾兴，力疾上马鞯。夜沾荒店露，朝冲隔江烟，射策不见收，言归泣涕涟。
严冬霜雪凝，偃卧小山颠，酌酒不解欢，饮药不获痊，百忧摧肺肝，抱恨归黄泉。吾母多兄弟，惟舅友爱专，诸舅登仕籍，俱已谢尘缘。
有司操尺度，所持何其坚，士人进身难，底用事丹铅。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寄言名利者，致身须壮年。
在这首痛悼舅父之亡的诗作中，也倾注了传主吴敬梓大半生蹭蹬场屋的愤恨，而且也反映了他对主试大人的衡文无准、对应试者众而录取者少的所谓"抡才大典"的无情讥讽，对这种制度所酿成的"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的社会风气的有力抨击，并且表明由这种制度带来的"贵"或"贱"都是不祥之物，是极不可取的。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吴敬梓的思想的确有了新的发展，对早年所热衷的科举考试的弊端，除了通过他自身的痛苦教训有所认识以外，更从他的许许多多亲友的失败中有所感悟，"寄言名利者，致身须壮年"，只不过是由愤激而发出的反语。传主己充分认识到科举之途并非平坦大道，对绝大多数的士子来说确是此路不通！为此，他不仅对八股科举的考试办法、而且也对八股科举的教育内容发生了深刻的怀疑，发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呼号。虽然全诗已佚，但仅从这残存的两句中，也可看出传主的心声。他的友人王又曾对这样的呼号作了充分的肯定，说："但诋父师**举，此言便合铸黄金。"（《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集〉后》）这一认识，也是当时社会上批判八股科举的进步思潮的反映。其实早在明季未叶，无论学术界还是文艺界对八股制艺的嘲讽和批判已形成风气。杨慎在"举业之陋"中就指出当时读书人很少通经，也不治子、史，甚至以唐朝事为宋时事，二事合为一事，一人分为两人（见《升庵全集》卷五十二）。而科举考试中营私舞弊之风已为时人所不齿。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丙辰科会试，"家饶阿堵"的吴江人沈同和，被主考大学士吴道南、礼部尚书刘楚先所"首选"取为会元，以致物议四起；天启四年（1624 年）甲子科乡试磨勘，魏忠贤目不识丁，他的干儿王绍徽辑《点将录》，"皆逢迎其意者，明为指点"，当时就有人作传奇《百子图》予以嘲讽（《茶余客话》卷二"明考试之弊"）。于这一科始中举人的江西文人艾南英（著有《天偏子集》）因为久困场屋，对这种科举考试极为痛恶，写有《应试文自叙》述说他的坎坷，做了二十年老秀才，参加乡试七次才中举。明季末叶，甚至有"断送江山八股文"的议论，在朝堂上曾发现有书写"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晚生文八股顿首拜"的大柬，可见有识之士对这一考试制度的痛恨。这种批判的潮流，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反映，明清之际的华阳散人编辑、蚓天居士批阅的小说《鸳鸯针》，是四篇白话小说的汇集，第一篇《打关节生死结冤家，做人情始终全佛法》，写杭州仁和县秀才徐鹏子参加乡试一事，揭露了嘉靖时期科场舞弊、官场营私的黑暗情景。清朝初年，曾有画师绘八股图，图上瞽者八人，或题诗、或作字、或鉴赏古玩、或品评书法名画、或调琴、或奕棋，目既不见，毫无所得，讽刺作八股的人如同这八替（见《清科举考试述录》）。略早于吴敬梓的蒲松龄，在他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多次涉及科举制度，也曾从不同角度加以指擿。除了形象的刻划以外，还以"异史氏曰"的形式直接发表议论予以抨击，如《王子安》一篇"异史氏曰"这样写道：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
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皆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己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挚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而不己，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
类似的揭擿和批判，在《聊斋志异》的《司文郎》、《贾奉雉》、《褚生》等篇中均曾出现。蒲松龄所塑造的形象、所描绘的情节、所发表的议论，都程度不同地暴露了这一制度的弊端和所产生的恶果。这些批判的画面，在《儒林外史》中则以长卷的形式充分展开。
在传主吴敬梓时代，不仅文艺创作中出现了这种嘲讽科举罪恶的作品，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也产生了许多批判科举弊端的著述，例如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特别是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十八房"、"经义论策"、"科目"、"明经"、"三场"、"拟题"、"举人"、"试文格式"、"程文"等条目中，在诗文集的《生员论》、《与友人论学书》、《与彦和甥书》等文章中，对八股科举制度许多环节的种种弊病和黑暗情况，都有深刻的揭发和有力的抨击。这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颜元（习斋）、李塨（恕谷）对八股科举的批判也不亚于顾炎武。这些进步学者的思想，显然对传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吴敏轩之所以能接受这些学者的影响，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自身有着屡困场屋的痛苦经历，又目睹了亲友在追逐科第过程中先后调亡的残酷现实。在接受这些先进思想的影响之后，传主终于进而从理性上对这一制度积习难返的弊端有了深切的认识。传主吴敏轩这种进步思想的发展历程，一直延续到四十岁左右，当他的舅父病故时方始大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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