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创作有成
八 创作有成 (第1/3页)
从乾隆八年（1743 年）四十三岁起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 年）四十九岁止，这段时间内，传主吴敏轩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在秦淮水亭中闭户著述，偶而外出探访友人则是为了谋求生活资助。
这几年内，吴敬梓在南京的诗酒唱酬活动比前一段稀少，这不但是由于财产净尽、衣食已感困乏，无力维持欢饮的生涯，而且由于老友星散，亲人远离，聚会无人。在前几年，他的长子吴烺已远离膝下，独自谋生去了。在除夕之夜、旅店之中，吴敬梓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不禁黯然神伤。在《除夕宁国旅店忆儿烺》一诗的小序中，传主写道："儿年最幼，已自力于衣食。其东道主皆长者也，故篇未及之。"诗云：旅馆宵无寐，思儿在异乡。高斋绵雨雪，歧路炮风霜。莫诧时名著，应知客思伤。屠苏今夜酒，谁付汝先尝。
从此诗可知，吴敬梓与吴烺的父子感情极其深挚，对于年幼的吴娘自谋衣食于异乡，他则感到十分愧疚。
亲子远离，友人也各奔前程。前几年，吴敏轩在南京不但有移家后结识的一些诗人文士，终日在一起纵游畅叙，诗酒文会无虚日；而且还有南来北往路过南京的旧友新交偶然聚会，从不感到生活的岑寂。前一类友人，上文已介绍，后一类的至交也复不少，如洪月航。他在离开任职地区武昌路过南京时，曾稍事停留，便很快回到故乡仪征去了。传主此次只与他匆匆一晤，写有《赠洪别驾月航》一诗：诗学看前辈，骚坛久擅场。宦游戎马地，归及水云乡。五柳陶潜宅，千金陆贾装。琅函三万轴，流涕说仁皇。
敏轩在诗后注道："《佩文韵府》参校诸臣，月航与焉。"据有关资料考查，这位洪月航初名声，后改名元声，字宝田，江苏仪征人，道光《仪征县志》卷三十六中有小传：洪元声字宝田，号月航，弱冠能诗。康熙乙酉召试京师，奉命值内廷，恭写金莲花赋，制纪恩诗进呈。泽州陈相国延敬奏拔第一，上赐松花砚嘉之。出任泾阳县丞。著有《宝田诗稿》一卷。
康熙乙酉为四十四年（1705 年），吴敬梓方五岁，所以在诗中称之为"前辈"，而且，敏轩与洪月航尚有"世交"：将洪月航"奏拔第一"的陈廷敬，为敏轩曾祖吴国对的同榜进士，而且共事多年，当吴国对病故以后，陈廷敬还为他撰写墓志铭。洪月航初任泾阳县丞，后任武昌府通判，通判又称别驾，所以传主诗中称他为"洪别驾"。洪元声颇有诗名，《广陵诗事》卷七中摘其佳句颇多，如"湖平蚕市桥初见，柳暗渔家户半扃"；"花开暖趁鸟争树，山色青随人上楼"；"鬓边芳草杯中湿，雨后青山马上晴"；"鸦归村寺日初薄，潮到柴门风正来"；"数声柔艣青山暮，几叶短芦红藕香"；"晓风帆引西江舶，春雨人耕北岸田"；"山痕千里瘦，诗橐六年肥"；"人听烟中雨，霜飞鬓上华"等等，可见其诗风格。陈古渔在《所知集》初编卷二中曾选其诗作三首，今录《立秋》一首，以见一斑：桃笙如水印帘拢，策策高梧叶底风；萍沼漾天云破碎，豆棚筛地月玲珑。十年事在家山里，一夜秋生短发中；文字京华多不贱，江南庚信尚飘蓬。
《佩文韵府》是康熙时修纂的一部分韵编排的大型辞书，由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等人奉敕编纂。而陈廷敬则以经筵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身份参与并主持其事。传主吴敬梓的族祖吴烺则以翰林院侍讲身份为"纂修官"之一。洪月航是以监生资格作为"校录官生"参加这项工作的。所以敏轩诗中特地标明他曾为"参校诸臣"之一。这次吴敬梓与他聚晤时间极为短暂，分手后月航就回到地处大江、淮水、运河之间的"水云乡"仪征去了，留给传主的只有寂寞的思念而已。
特别是传主的思师上江督学郑江，在前几年离开了任所南京，而于乾隆十年（1745 年）六十四岁时谢世，更使吴敬梓伤感不已。郑江，字玑尺，又字荃若，号筠谷，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戊戌科三甲进土。雍正十三年（1735 年）以右赞善出任山东乡试主考，以"夫子之道"、"诚者天之"、"树艺五毅"为题考试士子（《清秘述闻》卷五）。主试完毕后，以侍讲任职安徽提督学院（《清秘述闻》卷九）。郑江来上江任督学时，极为赏识传主的文才，曾向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去参加博学鸿词科试（见唐时琳《文木山房集序》）。虽然，敏轩未去京师参加廷试，但却已对他感激不已。当郑江任职届满回京述职之际，吴敬梓深情地写诗相送，在《送学使郑筠谷夫子还朝三十韵》中首先说"帝德敷文教，醇儒受主知"，赞美他为"醇儒"；然后描叙郑江"春风开绛帐，夜雪坐皋比"的教学生涯，称赞他"持衡馀奖进，取士掩瑕疵"奖掖后进的品德；再说到自己曾受其知遇，"昔岁彤廷诏，曾令蓬户窥，不才尘荐牍，授简写新诗"；最后对于自己至今依然沦落，无以报答，感到无比的惭愧，不无悔恨地感叹"知遇真难报，蹉跎尚若斯"。直到郑筠谷离开南京很久以后，传主这种感激情绪依然没有丝毫减弱，在《曹跃舟留宿南轩》一诗中，敏轩又写道：留我南轩宿，今年此再过（初夏送督学郑筠谷夫子曾寓南轩）。
蚁浮尊满酌，鹅素手重磨。贫贱征途久，知交离别多。感恩望霄汉，相顾叹蹉跎（跃舟亦受知于夫子）。
悔恨、感激，种种复杂之情，溢于言表。郑筠谷之所以能识拔人才、奖掖后进，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系。筠谷自幼孤贫无告，幸得同里商人张静远的资助，才得以读书。此外，他虽身为学院大人，但却没有冬烘气，教读之余，从事著述，有《春秋集义》、《诗经集诂》等著作。郑江能诗，他的《咏镜》诗"朱颜谁不惜，自发尔先知"，袁枚极为推崇地说"可谓佳矣"。正因为上江督学郑江并非官僚习气严重的学官，而是十分风雅的"醇儒"，所以敏轩才极为叹服他；对于他的知遇之恩，也怀有无限的感激。可惜在这段时间内，郑江先是赴京述职，离开了南京，不过几年之后，又一病不起。他的噩耗传来，引起了传主吴敬梓的极大悲伤。
亲友的星散，知己的谢世，家境的凋落，年华的老大，都使吴敏轩感到岁月不再、时不我遇。在伤感之余更加发奋，终日闭户著述不辍，但由于生计问题，传主又不能不时常外出，寻求赞助。在这一阶段初期，他刚从淮安归来，不几年又再度去淮安。吴敏轩数度赴淮安，主要目的是探访程晋芳。他与程晋芳实为忘年之交，两人相识时敏轩四十一岁，已过了不惑之年，而晋芳尚为二十四岁的青年士子。敏轩曾经对晋芳说："始识子时，年二十四，吾尝语子，以为子才可及，年不可及。"（程晋芳《严东有诗序》，见《勉行堂文集》卷二）据此可以推知，两人订交之日为乾隆六年（1741 年）。相识后不久，在这年冬季，程晋芳就邀请敏轩到他的淮安家中作客。在淮安，两人研讨学问，吟诗作赋，相互赠答，极其惬意。但传主应邀前往，实有求取衣食之助的用意，因而没有长久逗留，大约只住了两三个月，就在乾隆七年（1742 年）春季返回南京秦淮水亭来了。
程晋芳为敬梓至交程廷祚族孙，字鱼门，一字蕺园，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六十七岁时病死。原籍安徽新安（今徽州），高祖时才迁到扬州经营盐并以此发家。父名迁益，生子三人，鱼门排行第二。乾隆初期，极富贷财。袁枚就说在"两淮殷富"中，"程氏尤豪侈，多畜声色狗马"（袁枚《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程晋芳"兄弟三人，接屋而居，食口百人，延接宾客，宴集无虚日"（翁方纲《翰林院编修程晋芳墓志铭》）。不过，尽管程晋芳生活极其富有，在三兄弟中"独愔愔好儒"，曾"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海内之略识字能握笔者，俱走下风，如龙鱼之趋大壑"（袁枚《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徐书受也说他"独尚儒术，所交闻人遍 海内"（《翰林院编修程鱼门先生墓表》）。正因为鱼门好学、又喜接交，所以他虽然生长于盐商之家，一向厌恶盐典商人的吴敬梓也能与他结为忘年交。更何况鱼门为人豪爽，"性好施予"（徐书受《程鱼门墓表》），招待四方来淮学者，毫无吝色，各地学人也就乐于与之交游结识。不过，由于来访者日众，所费也不计其数，再加上他不善经营，由家人掌会计，赀财一再被侵盗，以至负券山积。程鱼门尽管已开始陷入困境，但"其豪气真挚，发于天性，嗜书籍若饥渴，视朋友如性命，救人之患，周人之急，犹不减其家全盛时也"（翁方纲《程晋芳墓志铭》）。吴敏轩于乾隆六年（1741 年）与他初相识时，他的家业还算丰有，传主也能得到他的赞助，不仅在经济上，敏轩从鱼门处受益不少；而且由于他在晋芳家中曾经生活过一段时日，因而对两淮盐商的生活起居，也有了不少的感性体验，从而为自己创作《儒林外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生活素材。
程晋芳直到年华老大才获得功名，成进士之后曾寄诗给袁枚说：四十年才为后辈，交游若此古来稀。头衔入手诚清绝，书局羁身未易归。老景真如冬景淡，梅花又共雪花飞。输他居士山窗鹤，镇日从容立钓矶。
--引自《随园诗话》补遗卷七鱼门中进士之后，初任职吏部文选司。不久开四库馆，被荐举为纂修；书成后改授翰林院编修。而这些都已是在传主吴敬梓身后的事了。在他与传主交往时，尚无半点功名，因而与同是功名沦落的敏轩研讨诗赋时，彼此都感到"惬意无间"（《见其所作《文木先生传》）。鱼门学识广博，袁枚称赞他"无所不窥，经史子集，天星地志，虫鱼考据，俱考究"（《程鱼门墓志铭》）；《清史槁·程晋芳传》说他"于《易》、《书》、《诗》、《礼》皆有撰述，又有《诸经答问》、《群书题跋》、《蕺园诗文集》"。袁枚还说他"尤长于诗"（《程鱼门墓志铭》），在《寄怀》一诗中，称赞鱼门"平生绝学都参遍，第一诗功海样深"。袁枚刚将此诗从南京寄出不久，晋芳已从北京寄信给袁枚，说自己"所学，惟诗自信。"袁枚极其高兴他说："不谋而合，可谓知己自知，心心相印矣。"（《随国诗话》卷十）传主吴敬梓治学虽然也涉及《诗》、《书》，但成就并不高，除《儒林外史》使其享有盛名于身后而外，能够被人稍稍称道的也唯有诗。而晋芳这位正统学者偏偏看不起"稗说"，因而他与敏轩聚晤时，也唯有"与研诗赋，相赠答"（见《文木先生传》）了。
程晋芳极好交游，早年家居淮安时自不待言，晚年供职帝都时依然如故，所以当他身故之后，京师士子相互叹息："自竹君先生死，士无谈处；自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袁枚《程晋芳鱼门墓志铭》）竹君，指鱼门座师朱筠。从这里也可觇知他们师弟二人都喜欢交游、结纳士子。传主吴敬梓是在他年青时就相识的好友，招待自是周到，资助亦当不薄。自乾隆六年冬（1741年），传主应邀去淮安晋芳家中作客数月，于次年春返回秦淮水亭后，为衣食之谋，在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之间，敏轩再度去淮安相访。但这次去淮安时，吴敬梓的经济状况更不如前，只身独住，行囊如洗，甚至连士子须臾不能离身的笔砚也付之阙如。鱼门见此状况问他何以贫窭到此地步，传主虽然无可奈何，却又自我解嘲地笑着回答："吾胸中自具笔墨，不烦是也。"（《文木先生传》）不过，敏轩虽然贫困不堪，但并没有象一般寒士那样穷斯滥矣，到处乞求。他之所以一再求援于鱼门，除了两人善于吟诗作赋之外，还山于他们意气相投，例如两人对时文都不满意，程晋芳曾经说过："时文之学，有害于古人，词曲之学，有害于诗。"（《随园诗话》卷八）而吴敬梓对时文的痛恶情绪则为晋芳所远远不及，在《文木先生传》中，程晋芳说他"独嫉时文土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余恒以为过，然莫之能禁"。尽管有程度的差别.但两人都厌恶时文，这是他们能缔结下深厚友谊的又一共同基础。
程晋芳和他的族祖程廷祚以及诗人袁枚三人之间尽管友情不薄，但在学术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宋儒的评价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不同见解。当程廷祚逝世后，程晋芳为他撰作《绵庄先生墓志铭》.在叙及两人定交及相处时，鱼门说："余之识先生也，当乾隆元年，北上过淮，执余手，孜孜勉以问学，自是三十年，先生游淮扬必主余家，余应试江宁必与先生昕夕聚首，其得稍识知，箓附于文人学士之末者，皆先生教也。"（《勉行堂文集》卷六）袁枚在他写的《程绵庄先生墓志铭》中也叙及他们三人聚首谈学的情景，说："淮安有先生族孙鱼门，恢奇多闻，每假馆余所，三人连日夜语，蝉嫣不忍别，或漏尽送先生出，则两人者重剪镫对数海内人物，必首先生。"（《小仓山房文集》卷四）程廷祚、程晋芳与袁子才三人"连日夜语"所谈者大多学问之道。程廷祚早年倾心于颜、李之学，并曾向其晚辈晋芳宣传，在《与家鱼门论学书》中说："愚近作《礼乐论》，适缘有感于此。李恕谷传注诸书，足下阅之，以为何如？其师弟亦非无所见者，正可与拙论相发明也。"接着对宋儒之学颇多抨击，认为虽然"颜李师弟言过于峻激，致生惊骇"，但"非其人亦孰与捄学术之敝耶？"最后劝告晋芳说："足下欲辨学术，惟求其归于《论语》，而无即以宋人之《论语》为《论语》，其可也。"（《青溪文集续编》卷七）但程晋芳并不同意廷祚的见解，认为"程朱不可轻议"，还说："非以其解经论学为无可是正也，其操心也纯，其制行也严，其措事也明而有伦，因是以其身为百世师，而人亦以是知二帝三王之道之可贵而可从，虽其解经论学或合或离，欲不以道统归之而谁归乎？"（《与家绵庄书》，见《勉行堂文集》卷三）程晋芳甚至认为廷祚对宋儒的批评将"获罪于天"。这却引起袁枚对鱼门的不满，随园在《与程蕺园书》中反驳程晋芳对廷祚这种指责，说："仆颇不谓然，宋儒非天也。宋儒为天，将置尧舜周孔于何地？"并且反问鱼门："足下尊宋儒，尊其名乎，尊其实乎？尊其名，非仆所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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