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创作有成
八 创作有成 (第2/3页)
也。尊其实，则必求其所以可尊之故，与人所以不尊之故，两者参合而慎思之，然后圣道日明。不宜一闻异词，如闻父母之名，便掩耳而走也。"最后明确表态："足下守宋儒太狭，诋颜李太遽，窃以为不可，故布其区区。"（《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这三人之间的论学争议，对传主自当有一定影响。
在南京，鱼门还与年青诗人严东有一同和传主吴敬梓聚首畅游，相互唱酬，正如他自己所说"风雨晨夕，吾三人往来最密也"（《严东有诗序》）。当程晋芳来宁应试返回淮安以后，曾写诗三首《寄怀严东有》。在第三首诗中，既回忆了与传主交游的情景，又透露了传主吴敬梓对六朝故都南京的眷恋感情。敏轩青年时代就数度游览过"淮水钟山"，早已萌生了"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减字木兰花》）的念头。及至三十三岁正式移家南京之初，更是大加赞美南京，说："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桂桨兰舟，药栏花砌，歌吹沸天，绮罗扑地，实历代之帝都，多昔人之旅寄。"（《移家赋》）住定之后，又一再表示"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买陂塘》）；"移居星岁易，为爱白门山"（《春兴》）。南京不仅是历史名城，而且在当时也是东南地区的大都市，商业、手工业十分发达，经济空前繁荣，文化学术思想也极为活跃，各地学者来南京传道讲学者颇不乏人。吴敬梓的至交密友中，程廷祚原籍安徽，迁居南京已有数世：李本宣原籍江都，也流寓金陵二十余年；族兄吴檠一度也曾寄寓南京，"吾家才子推灵运，也向秦淮僦舍居"（《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即连程晋芳，虽然先人从安徽移家扬州，在淮安经营盐业，但他本人后来也曾经拜托袁枚为他在南京购屋，以便迁来金陵（《随国诗话》卷十）；传主的同乡、与敬梓及其长子吴烺都缔结友谊的郭肇鐄，也曾想从故乡全椒移家金陵与敬梓比邻而居，"君原工卜宅，我近欲移家"（《赠吴聘君敬梓》，见《佛香阁诗存》）。对这些文士纷纷移居金陵的现象，程廷祚有所评说："金陵大都会，人文之盛，自昔艳称之，考之于古，顾、陆、谢、王皆自他郡徙居。所谓避地衣冠尽向南者，其所致良有由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全椒吴子敏轩。慨然卜筑而居"（《文木山房集序》）。吴敬梓自从移家南京以后，他居住的秦淮水亭附近颇多魏晋六朝的遗迹，敏轩经常踯躅其间，叹息"衣冠晋代浑难问，独凭高原空夕阳"（《冶城春望》），感慨"石头城，寒潮来去，壮怀何处淘洗？??南北史，有几许，兴亡转眼成虚垒"（《买陂塘》）。更何况秦淮水亭本身就建在梁朝文人江总宅舍遗址之上，极易触发他的思古之幽情。凭吊之余还见之吟诵，其企慕建安风雅和六代风情极为深沉，甚至使得他不能自己。
程晋芳在这首《寄怀严东有》诗中，不仅反映了吴敬梓这一时期思想面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且也透露了传主这一时期经济生活已陷入极端的困境，所谓"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由于程晋芳不止一次赞助吴敬梓生计所需，因而对传主的贫篓状况十分清楚。在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这一阶段，由于吴敏轩的家产在前一阶段修祭先贤祠时已几乎用尽，衣食渐渐不周。有时无米下锅，则以藏书去换米；冬日苦寒，既少酒食又缺炭火，无以御寒，他只得和几个穷朋友如汪京门、樊圣谟等人，从南门乘月步行，沿着城墙绕向西南转由水西门入城，直到天色渐明，各自大笑归家，几乎夜夜如此，他们还自我解嘲地称之为"暖足会"。这件事，不仅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有所记叙，后来顾云作《盋山志》在卷四"人物"中亦曾录入。有时在著述余暇，为解决生计问题，传主也不得不在"人稀苔草合，水近竹风凉；渔具安横槛，书声出坏墙"（严长明《过顾氏息园和敏轩丈韵》，见《归求草堂诗集》卷一）的秦淮水亭中的荒圃上种些蔬菜，以饱饥腹（见《盋山志》）。程晋芳的族祖程丽山因为与 传主有"姻连"关系，对敏轩十分关心，时常有所周济。一年深秋季节，绵绵秋雨不曾停歇，丽山在家中估猜传主大约已经是"灶突无烟青"了，吩咐他的儿子说："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丽山之子遵命前往探视，敏轩果然已"不食二日矣"（《文木先生传》）。程晋芳在乾隆十四年（1749 年）深秋写的《怀人诗》十八首，其中第十六首写的是传主吴敬梓。这首诗，就极为形象地描绘了敏轩这一时期生活极为困顿的状况，诗云：寒花无冶姿，贫士无欢颜。嗟嗟吴敏轩，短褐不得完。家世盛华缨，落魄中南迁。偶游淮海间，设帐依空园。飕飕窗纸响，械械庭树喧。山鬼忽调笑，野狐来说禅。心惊不得寐，归去澄江边。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逝将乞食去，亦且赁舂焉。《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春帆集》，见《勉行堂诗集》卷二从这首诗的描叙来看，传主的生活可谓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简直可说衣不蔽体，食不充饥，不得不到处"乞食"了。在这一段时期内，经常周济传主的主要是程丽山、程晋芳。但程晋芳经营的盐行因管理不善，已日趋败落，并渐露窘境，从此对敏轩的赞助，自然力不从心了。因而传主不得不另求门路，大约在乾隆十三年、十四年（1748-1749 年）之际，敏轩曾远赴浙江遂安，去向任遂安知县的故交吴培源请求帮助。但这种接济只能维持一个短暂的时期，不能持久。有时，传主不得不落到极其狼狈的境地，甚至如诗中所说的那样去"赁春"以换取口粮。所谓"赁春"就是受雇为人春米，《后汉书·吴祐传》记载："公沙穆来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傭，为祐赁舂。"又《后汉书·梁鸿传》也记其曾"居底下，为人赁舂"。当然，吴敬梓"赁舂"的具体情况尚无资料可据以作更多的说明，但至少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位文士，居然不得不靠自己的劳力去换取升口之资，以维持全家生计。这的确是封建社会中天才作家的悲剧。但是，就作家的创作来说，倒也并非完全不幸，正由于传主贫困到如此境地，才有可能与下层人民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从而体验到普通群众的生活实况，感受到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认识到下层群众的优秀品德。有了这样的生活实践，才能使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中闪耀出下层人民光采夺目的品质和情操。
由于传主生活十分拮据，在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这段时期内，吴敬梓参加诗酒唱酬的次数越来越稀少，离开南京外出游览访友的活动也很少见有。除了去苏北淮安拜访程晋芳、去浙江遂安访问吴培源以寻求贷助以外，几乎很少出门。在南京，他的主要活动或是闭户著述，或是与本地同好研讨学问。这在金榘于乾隆癸亥八年（1743 年）写的赠送南京词人陈希廉的一首诗可以得知。尽管吴敏轩的好友陈希廉、表兄兼僚婿金榘同时在扬州坐馆，但一向喜欢纵游山川的传主却株守在青溪附近的秦淮水亭，未曾前去相聚。此际，陈希廉与传主相识已有二十余年，那还是吴敏轩青年时代"往来江淮北复南"游历南京时期结下的友谊。青年时代的陈希廉也与吴敏轩一样，少年意气，相互倾致，每每谈到兴奋之际不禁戟手呼号，时人都把他们看作是狂颠之徒。而且，他们两人都擅长词曲，并能上场演唱。这两位年青同好相处时，自然不免要说及各自的相知。陈希廉就在这种情况下，知道吴敬梓密友中有金榘其人。不过，陈希廉始终未能与金榘谋面。岂料二十余年之后，陈希廉客居扬州，参加一位友人的宴会时金榘也在座，这两位慕名已久的文士互通起姓名来，方始识面，从此订交。但此时陈希廉即将返回南京，金榘就拜托他向敏轩致意，并请希廉转问敏轩何以"守株"南京而不来扬州聚晤，诗云：桑根山南骚人金其旋，桃叶渡头词客陈希廉，两人素昧平生无半面，各在广陵城中据一毡。不意天海浮萍时有遇，无端作合乃因吴敏轩。岁在癸亥闰四月下澣，偶于子西座上通寒暄；陈子云与吴子交最契，耳熟金子之名亦甘年。金子正有双鱼致吴子，遂烦陈子为作书邮传。从兹不厌过从太频数，得句唱酬往往飞涛笺。陈子偷声减字尤妙绝，抎场自拟元时铁笛仙。"晓风残月"堪倩红牙按，"大江东去"便可弹鹍弦。眼前词苑诸子俱压倒，当与阳羡老陈称两髯。我虽偶尔效颦还学步，捧心折腰邵得旁观怜。自夏徂冬忽已阅半载，每共论心搔首问青天。抑或醉后戟手大号叫，不顾世人惊诧呼狂颠。我今三年扬州梦已觉，行当冲风冒雪扬归鞭。君亦将辞舍馆渡江去，乘潮一舸直指钟山巅。到家拜母鞠跽进甘旨，入室笑致粉黛妆台前。有暇可就吴子相问讯：守株不来把臂胡为然？预订来秋桂花香迸日，青溪一曲好泛凉篷船。
--《九言长古赠陈大希廉即用留别并示吴大敏轩》，见《泰然斋集》卷四金榘希望敏轩来扬州"把臂"，但又知其必不可来，只好"移樽就教"，准备此后桂花盛开之日再赴白下相聚。一般说来，根据吴敬梓极喜交游的性格和经常来往江、淮的经历，眼下又有故交亲友在扬州，他正可渡江一游，前往聚首，可是偏偏没有前往。这除了传主的经济状况不佳以外，主要原由就是感到自己年华渐渐老大，来日无多，动笔多年的创作尚未完成，他不能不抓紧时间、奋力从事了。《儒林外史》的创作在传主移家南京前后就着手进行了，中途因安顿注处、出游各地、参加鸿博之试等等耽搁，时作时辍。到了这段时期，吴敬梓除了为稻粱之谋以外，主要精力就用来精心构制这部小说了。正如王又曾诗中所云："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书吴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与此同时，他还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事件，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素材，随时充实到自己的作品中来。
当传主移家南京前后，发生了一起刘著藏书被诬下狱的冤案。吴敬梓迁入秦淮水亭以后，从他友人程廷祚以及当事人刘著处先后了解到此案的详细情况，据此加以改造，提炼成艺术情节写入作品。此外，他还从南京地区发生的一些"新闻"中采撷了不少素材，例如有关袁枚等人的一些事迹，无不被他所掇拾、筛选，从而纳入《儒林外史》中去。
袁枚，浙江钱塘人。他在乾隆元年（1736 年）博学鸿词试中以年"最少"而"署尾"（见《随园诗话》卷五），并且颇以少年功名成就而沾沾自喜。他曾以翰林院庶吉士先后任职江苏的沐阳、溧水、江宁等地知县（见先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二十二、光绪九年《课水县志》卷五等），乾隆十年（1745年），他来到江宁任知县，在他的《郴州知州曾君墓表》中有云：乾隆七年，予与曾君南村同以翰林改官江南，予知沐阳，君知芜湖。十年予调江宁，君迁知广德州。十三年予乞病，君丁内忧。
十七年秋，予丁外忧归、随乞养母不复出。
--《小仓山房文集》卷四袁枚先于乾隆十年（1745 年）知江宁县，十三年（1748 年）乞病购置随园作久居之计，此后虽曾返回故乡钱塘，养病卧休苏州，远赴陕西仕宦，但为时均不长久，最后仍归卧南京随园。吴敬梓的诗友如卢见曾、郑筠谷、程廷祚、程晋芳、金兆燕、樊明征、周幔亭、江显、朱草衣、徐紫芝、李葂、梅兆颐、陈古渔、王又曾、严冬有、涂长卿、陶蘅川等人，先后都曾与袁枚有交往，其中不少人还成为随园的座上客，相互唱酬、品评赏鉴。不过，从目前可以见及的材料中却尚未见到传主与袁枚之间有直接的接触。或以为袁枚在《答鱼门》（《小仓山房尺牍》卷二）中曾论及传主，将吴敬梓视作"大怪僻、大妄诞"一类人物；并进一步认为袁枚在《答某山人书》、《再答某山人书》中（《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大加诋毁传主。这种看法尚难以使人确信，因为传主终其一生从来没有自命为"××山人"，他的友朋中也没有以"××山人"称呼过他。而且，《再答某山人书》中，袁枚曾有"仆老矣"一类的语句，袁枚实小于敏轩十六、七岁，似不可能用这样的语气给传主写信。至于传主与袁枚之间是否发生过什么纠葛、其纠葛又是何种性质，在目前未曾见到明白的文字记载之前，还难以论定。不过，尽管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情况尚不可考知，但他们同在一城市生活，而且袁枚还是江宁知县，传主对这位"父母宫"的政事不会毫无所闻。相反，倒还是比较关心的。在他创作《儒林外史》过程中，就曾采撷与袁枚有关涉的一些"时事"写入作品中去。此处试举一、二例，以觇其一斑。
乾隆十年乙丑（1745 年）袁枚莅任江宁之初，五月十日突然刮起狂风，霎时大昏地暗。南京城中一位十八岁的韩姓少女，被骤风吹至离城九十里的铜井村，村民大为惊异，送她回城。该女原已和城东李秀才有婚约。这位李秀才不信风能把人吹到九十里外，怀疑她有奸情而出外逃走，就向江宁县提出退婚要求。袁枚受理这一控案后，劝告李秀才切莫乱加怀疑，并说古时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以外的事。李秀才不相信。袁枚随手取了元代郝经的诗文集给李秀才看，其中就有诗云："黑风当筵灭红烛，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芋氏负从钟建背。"诗又云："自说吴门六千里，仿佛不知来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妇，诏起高门榜天赐。几年夫婿作相公，满眼儿孙皆朝贵。"袁枚还对李秀才说："郝文忠一代名臣，岂作诳语？但当时此女竟然嫁给了宰相，韩女恐无此福！"李秀才听后大喜，依然遵约完婚。袁枚判断这一案件，颇得时人赞扬，他的座师，两江总督尹继善就十分高兴地对袁枚说："可谓宰相必用读书人矣！"（见牛应之《雨窗消意录》卷三）尹继善夸奖袁枚所说"宰相必用读书人"，乃借用《宋史·太祖本纪》中语。吴敬梓对江宁知县袁枚判断这一公案的风流，想来也甚为钦佩。虽然他并未曾将这一故事纳入作品，但尹继善对袁枚的赞语却在他笔下出现。小说中，当萧云仙来到南京，与城中大名士相聚时，杜少卿闻知他平定青枫城的一番功劳后，极为赞扬他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吴敬梓如此叙写，并非偶然。《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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