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吴敬梓的思想局限
三 吴敬梓的思想局限 (第3/3页)
，一至于此。
刘氏所记是"新发"攀附"巨族"，而吴敬梓所写则是"旧家"低首于"暴发"。这也正反映了时移世转的实况。在《移家赋》中，传主吴敬梓以极为愤怒的感情痛斥那些败坏世德祖风，贻羞先人门第的族人，讥刺他们"假荫而带狐令，卖婚而缔鸡肆。求援得援，求系得系。侯景以儿女作奴，王源之姻好唯利。贩鬻祖曾，窃货皂隶。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这些典故，无一不表明吴敬梓对某些族人不顾门第与豪绅富商结姻极为痛恨，认为这是出卖祖宗、贻羞先人、败坏家风、趋炎附势的行为。他对这种行为的愤慨和斥责，流露了"恨铁不成钢"的感情，这也正是他的门阀意识的一种表露。
与此同时，传主吴敬梓还怀着强烈的门第优越感，对盐商典当尽情讽刺、着力鞭挞，咒骂那些商人"彼互郎与列肆，乃贩脂而削脯，既到处而辙留，能额瞬而目语"，指斥他们贩卖起家，到处兜售，巧诈奸伪，唯利是图，见隙即钻，无空不入；嘲笑他们全都是"钱癖"、"宝精"。对于"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此原为张融《海赋》语，见《南齐书·张融传》，吴敬梓摘引入《移家赋》）的盐商，传主更斥之为"山人面"。
雍、乾两朝，江淮盐商与山西票号一样，都是国内最大的商人。吴敬梓几度前往的扬州，则是盐商的集中地，他们资本雄厚，利润至大，家拥巨资、生活豪奢，如汪廷璋"富至千万"。他们之间竞相比富，有的以万金购金箔于塔顶散去，顷刻而尽（李斗《扬州画妨录》卷十五、卷六）。传主吴敬梓曾出入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幕中，必然会与盐商有所交接，对他们的生活情景自会有所了解。他的至友程晋芳，其家也是由业鹾而成两淮殷富的。因而传主对于盐商的豪奢生活也曾亲眼目睹，一旦回顾自己虽然出身高门，然而却衣食不周，难免感慨万端。而族人中居然还有人对盐商典当的豪富表现出既羡慕又懊丧的态度，所谓"昔之列戟鸣珂，加以紫标黄榜，莫不低其颜色，增以凄怆，口嗫嚅而不前，足盘辟而欲往。念世祚之悠悠，遇斯人而怏怏"（《移家赋》），这就更加激起传主对盐商的憎恨，对族人的不满，对过去家门鼎盛的怀念，对如今门庭衰落的悲惋，流露了无可如之何的门阀意识。
传主吴敬梓这种落后的门阀意识，在他杰出的作品《儒林外史》中也有所表现。特别是对于泰伯祠的祭祀盛况，传主尤着力描写。当然，《儒林外史》之所以极其铺张地描写祭泰伯祠，原因不止一端，前文已有所叙及，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夹杂着作者表彰先祖、自矜门阀的意识。这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景物环境的描写上，都有痕迹可寻。
从人物形象看，杜少卿、沈琼枝、四奇客无疑是闪烁着光采的新人，然而就在他们身上也存在着门阀意识的印记。杜少卿的"太老爷是中过状元的"，"大老爷"则是"江西赣州府知府"。他本人对科举时文、举人进士固多嘲讽，然而他所蔑视的王进土只是"灰堆里的进士"，"不要说先曾祖、先祖、就是先君在日，这样的知县不知见过多少"！不过，当王知县丢官坏事、无处容身时，他却又接到家中来住，不怕别人因此前来闹事，说："先君有大功德在于乡里，??就是我家藏了强盗，也是没有人来拆我家的房子。"只要略加品味，就不难发现无论先前拒绝去拜会，还是后来主动邀约来家，在对待王进士前后不同的态度上都表露了优越的门第感。不仅如此，杜少卿其它一些"豪举"也是如此。例如他送张俊民的儿子冒籍应考，就因为是他家"太老爷拿几千银子盖了考棚"，"众人谁敢不依"？又如他对韦四太爷的敬重，对鲍廷玺的照顾，都是因为他们都是他家"太老爷"的拜盟同学或受过抬举的人，所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这些都表明他对先人遗风、祖宗门第的念念不忘。
沈琼枝看不起盐商的富贵奢华，不愿做他们的小妾，敢于从扬州盐商宋为富家中只身逃到南京，依靠卖诗文、做女工生活，在污浊的社会中能岸然挺立，有信念有决断，诚为不可多得的妇女。但是，就在她身上也潜伏着传主的门阀优越感。吴敬梓特地安排她为斯文之后，是帮助萧云仙在青枫城实践礼乐兵农理想的常州贡生沈大年的女儿。更可说明问题的是，传主让她说出所以不肯为宋为富小妾的原因在于"??我虽然不才，也颇知文墨，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去事外黄佣奴？故此逃了出来"。张耳故事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可见传主通过沈琼枝之口斥责盐商为"佣奴"，显然是以赵王张耳夫人的意念出发的。这不能不说是传主的门阀意识的不自觉的流露。吴敬梓还塑造了一些市井小民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某些优良品德，如"四客"的自食其力、不畏权势等等，颇有进步意义。但是，对无家无业的季遐年、卖纸火筒子的王太、做裁缝的荆元，传主在以赞扬的笔调描写了他们一番之后，随即抛开，不再关心他们今后的命运。唯独对原来"家里有钱、开着当铺，又有田地、又有洲场"的商人地主出身的盖宽，却怀着更为深厚的感情，写出他一生的不幸遭遇，对往昔泰伯祠盛况的不胜追慕，对眼前泰伯祠败落的唏嘘感叹，还特地交代了他的下场，被人"出了八两银子的束脩，请他到家里教馆去了"。这不能不说是由于盖宽较其他三客有"根底"，因而才获得传主如此饱含感情的笔墨。这种情况也出现在鲍文卿这一形象上。传主赞扬鲍文卿自食其力、敬重斯文，特别表彰他知书识礼、安分守己，不敢与知县向鼎同座，怕坏了"朝廷体统"，大力肯定他对不安本分、穿着士人服饰的同行钱麻子、黄老爹的斥责。传主显然把这样一个出自下层的演员，塑造成为一个"名戏而实儒"（卧闲草堂评语）的人物。可见传主的门阀意识对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实在是产生了某些歪曲的消极作用。
吴敬梓这种感情在小说的景物描写中也有所流露。中堂娄府的"焚香"方法、武英殿御赐的尚书虞府的料丝灯，杜少卿先人埋了九年零七个月的老酒，都以极富感情的笔墨加以描绘。国公府的园林，富丽堂皇而又雅致宜人；可是盐商万雪斋的园林，在奢华之中处处露出暴发户的特色，"塘沿略窄"到一不小心就要掉下去；高翰林的园林，传主则让迟衡山与武书去嘲讽，迟衡山说："园子到也还洁净，只是少些树木。"武书就借题发挥说："亭沼譬如爵位，时来则有之；树木譬如名节，非素修弗能成。"武书这段话是从宋人卢秉的议论中借来。卢秉又是何许人？在《宋史·卢革传》中附有小传，记他曾"奉使淮浙，治盐法"，不得"私鬻"；他还比较关心人民生活，安徽滁州一带曾经发生饥馑，"滁、和民捕蝗充食"，他据实上奏神宗，得以"罢献"，从而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传主借用历史上曾在自己家乡管理过盐政的卢秉的言行，来鞭笞眼前新贵的不修名节，指责他们远远比不上"素修"名节的世家大族。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从门第优越感出发的。
总之，无论在故事情节的选取上，还是在人物的塑造和景物的描写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自高门第的门阀意识。也正因为这种落后的门阀意识的作祟，而导致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存在着一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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