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
三、《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 (第2/3页)
而，在历史的筛子长期筛选之后，它的价值终于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肯定。法国杰出的作家巴尔扎克在他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出版时，曾请当时的名记者和小说家菲力克思·达文替他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由巴尔扎克亲自参与下写成的序言中，达文说："巴尔扎克先生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实现了他的《风俗研究》，这部分作品不愧是社会的全面确切的画像。它的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因为他提出要从人的生活的各种场合来描写他；从各个角度来刻画他。"其目的在于"揭示那不断瓦解、不断重新组合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威胁人的，因为它本身就受到威胁；总之，把社会的成分一一重建，以获得社会的整体。这样一个充满着详尽与耐心的分析的精细的作品，必然在很长的期间会停留在不完全的状态中。"因而作者巴尔扎克也就必然要"听任短视的批评家指责他没有逻辑、没有固定的计划与风格，而事实上他不得不四面八方都探索一下，才能勾画出它的基本轮廓，不得不试用一切风格才能描绘出一个在细节上如此丰富的社会，不得不虚构一个故事以适应一个为虚伪渲染得越来越深的文明的变化无常。人是细节，因为他是手段。"巴尔扎克自己也曾对达文说过，一个作家必须通过他的作品表达鲜明的目的，才能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地位。这样，"只作为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作为一个思想体系。伏尔泰与马里乌斯一样，是一种思想，因此他获得成功"。他自己也同样认识到，这种努力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为人所承认，他说："在你能与读者中持有健全的见解而善于判断你的大胆的事业的人成为知音之前，你必须久饮痛苦之杯；你必须容忍别人的嘲笑，忍受不公正；因为有见识的人的无记名投票（通过这种投票你的名声才能受到推崇）是一张一张地投来的。"（达文《巴尔扎克〈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序言》）巴尔扎克（1799-1850）这种"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的创作构思，以及他所估计的可能遭到的种种非难，颇使人联想起早于他一个世纪的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时的独特的构思--结构艺术的命运。
在《儒林外史》流传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从目前所可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清嘉庆八年的卧闲草堂本算起），很少有人对它的结构艺术有所非难。大约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有人对这一独特的结构表示不满。《缺名笔记》的作者首先说："《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自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何以明其然也？将谓其以人为干耶？则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所引）指责《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没有统帅全书的主角。这种看法，在当时是产生一定影响的。胡适在论及《儒林外史》的结构样式时，就发表了不少与此类似的意见。他说："《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胡适甚至认为它不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为"《怪现状》的体例还是散漫的，还含有无数短篇故事；但全书有个'我'做主人，用这个'我'的事迹做布局纲领，一切短篇故事都变成了'我'二十年中看见或听见的怪现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卷二）。胡适的非难与《缺名笔记》的指责是一样的。鲁迅在有关著作中曾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作了许多深刻的论述，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论及《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时，虽然并不同意《缺名笔记》作者以及胡适的见解，但又没有能完全排除他们的影响，例如说"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中国小说史略》）；又如说它"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当然，紧接着这两段评论之后鲁迅又有肯定的意见，但这两段话实在含有一些贬意，这也是毋庸讳言的。此后，在某些论著中依然存在着对《儒林外史》结构的非难。自然，也有些论著对《儒林外史》的结构就充分予以肯定。还有一些论著对它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否定的意见，大体与《缺名笔记》所说类似，但却增加了对祭泰伯祠一节的指责，认为这一节描写没有"必要"，因为"前面不少重要人物都不可能来参加祭泰伯祠，这样贯串全书的作用就不大了"。由此可见，对《儒林外史》结构的评论，至今意见纷纭，这就有必要对这样一种艺术结构重新进行探讨。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没有统帅全书的人物，这其实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文学作品的情节，无非是展现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关系的一种手段，没有人物当然也谈不上情节；而文学作品的结构，则是为安排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从而更好地再现生活和作家对生活的评价服务的。一般长篇小说，特别是西方长篇小说，常常通过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成长史来完成，因而它的艺术结构必然要为展示这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服务。但这并不能概括所有小说创作的普遍法则。一部文学作品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评价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艺术思维。例如，当有人向列夫·托尔斯泰问及《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结构时，他曾经回答道："我以建筑自豪--拱顶镶合得那样好，简直看不出嵌接的地方在哪里，我在这方面费力也最多。结构上的联系既不在情节，也不在人物间的关系（交往），而在内部的联系。"（见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下册）所谓"内部的联系"，实际上也就是作者对他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合乎逻辑的艺术思维。《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结构，无论在人物的分类、场景的配置方面都采用对照手法，将庄园生活的质朴与城市生活的虚伪做了对比描写，这正反映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对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评价。由此可见，如何安排故事情节、展现人物性格，即所谓的艺术结构，是和作者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思维分不开的。因此，仅以《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和统帅全书的人物为根据而不顾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就对它的结构加以非难，显然是不妥当的。
其实，一部长篇小说需要有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并不是所有的长篇小说都如此。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萨克雷（1811-1863 年）为他的代表作《名利场》所拟定的副标题就是"ANovel without A Hero"，即"没有主角的小说"（见《名利场》第六章），但这并不影响它是一部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意义的优秀小说。在艺术表现的领域内，应该允许作家有充分驰骋才能的自由，而不应该要求作家削足适履，按照一定的模式去仿造。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契可夫（1860-1904 年）曾经说过："《我的朋友们的生活故事》，我把它写成许多各自成篇的故事的形式，由情节、思想、人物等的共同性而互相紧密结合起来。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单独的标题。不要以为这个长篇小说是由许多小块凑成的。不，它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人物都跟整个小说血肉相联，不能缺少"（《写给阿·谢·苏沃陵》，见《契可夫论文学》）。这对那些说《儒林外史》是由许多故事"凑拢"来的非难，无异也是一个很好的驳正。《儒林外史》虽然没有统帅全书的主角，但并不是象胡适所说那样是"没有结构"、"没有布局"的。因为它的艺术结构，不是象一般长篇小说那样为展现主角的性格发展服务，而是为展现作品中一切能够体现作者思想的人物性格服务。这在文艺创作中也是完全允许的。俄国优秀的讽刺小说家果戈理（1809-1852 年）就认为："结构必须紧扣一切人物，而不是一个或两个，必须接触到多多少少激动着一切登场人物的东西，每一个人在这几都是主人公。"（（作者的自白》，见《文学的战斗传统））《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正是"紧扣"作品中的"一切人物"，"接触到"作品中的所有情节。上面所引的这些外国作家的创作经验，说明了以《缺名笔记》作者和胡适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仅仅以某些西方长篇小说（不是所有的）的创作法则为准绳，来范围《儒林外史》，并对之进行种种苛刻的非难，是完全不公正的。《儒林外史》结构艺术的高度成就是不容抹杀的。
《儒林外史》艺术结构的特色，颇为近似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内部的联系"，也与巴尔扎克所说"它的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颇有类似之处。
传主吴敬梓是根据他自己对于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评价而选择这种结构样式的。美国学合林顺夫认为："小说的结构不仅仅是一种适当的文学技巧--这是相当重要的，而且也是一种人们看待生活事件的方法。"（《〈儒林外史〉的礼及其叙述体结构》）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吴敬梓如何认识并摄取生活，必然要在《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上体现出来。自从闲斋老人在序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以后，不少评论者都以为《儒林外史》的主旨就在于表现各种士人对待功名富贵的不同态度。诚然，生活在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必然面临着如何对待功名富贵的问题，然而它毕竟不是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部内容。闲斋老人也只说是"一篇之骨"，并没有说彻头彻尾都是表现这一主旨。《缺名笔记》把这段话加以绝对化，说"'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因而引起了一些争议。林顺夫则认为"这部小说的性质是??用'礼'当作小说结构的全部原则"，说"'礼'不仅对小说的结构来说是中心，而且也是作者的道德观念"。这种见解虽然有合理的部分，即作者的社会价值观决定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表现。但是，在具体论说过程中，他仅仅全然从"礼"这一传统的道德观念出发，认为"吴敬梓用礼仪??当作主题是非常合适的"，而忽略了文学作品毕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并不是某种道德观念的解说，忽略了传主的生活实践在艺术创作中最大的作用，"礼"的道德观念并不能反映敏轩的艺术思维全貌，以及他对现实人生的评价。因此，这样的评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
《儒林外史》实际上是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中心的历史，是反映清朝前期广大知识分子生活面貌的长篇小说。传主通过对当时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思想言行的描写，从而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未世的黑暗和弊端，并提出改良主张；同时还反映出自己的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冲突下，不断幻灭、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结构就是为这样的艺术思维服务的。这里也不妨将《儒林外史》全书的结构作一简略分析。从纵的看，在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中，贯串着以下几条线索：知识分子中大部分人受到牢笼、毒害；个别人物受到迫害、镇压；还有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努力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幻灭。围绕着对知识分子生活遭遇的描写，传主又深入解剖了官场和社会：从科举出身的官吏，昏愦无能，使得吏治越发**、黑暗；受理学浸染的士人，口是心非，使得社会风气更趋败坏，道德观念日趋薄弱。官僚地主与盐商典当相互勾结，两者势力彼此消长不已。传主对否定人物施以嘲讽，切盼他们改善；对肯定人物大力表彰，希望他们能挽救颓风。然而，他们先后都使吴敬梓失望。传主的希望落空，不得不舍弃他们，而在现实生活中另行寻求。这样几条线索或隐或现，时伏时起地贯串全部作品，从而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真实景象。
从横的看，整部小说的结构，除楔子与尾声之外，又可分成三大部分，吴敬梓将上述的几条线索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实际情况，精心地分别主次，妥善地安排在这几个部分中。全书五十六回浑然一体。在第一回中，通过"楔子"以"敷陈"创作的"大义"，塑造"名流"王冕以"隐括"小说的"全文"；然后又以最后一回"幽榜"回映"楔子"。卧本在"楔子"批语中说："作者以史汉之才，作为稗官，观楔子一卷，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真是不肯浪费笔墨。"在"幽榜"批语中又写道："一上谕、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结全部大书，缀以词句，如太史公自序。"就以《史记》、《汉书》来比喻《儒林外史》的结构特色。后来不少评论家也一再指出这一点，如天僇生说《儒林外史》这类小说"其源出于太史公诸传"（《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整部《儒林外史》的结构确实是十分严密的，处处可见吴敬梓惨淡经营的匠心。
开始的"楔子"已提示了小说的全部情节。在那个时代，广大知识分子面临两种命运：一是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章，沿着科举阶梯往上爬，成为朝廷命官、地方士绅；一是受到文字狱的迫害，以致家破人亡。前一类的士人如危素、时知县；后一类的士人，敏轩在"楔子"中虽然没有塑造出一个具体形象来，但对这类士人的苦难命运，已有十分明确的暗示。这一回中还有巴结前类士人的七泖湖边三个未写出姓名的客人，他们愚昧无知、又热中于攀附权贵，这又预示了作品中后来三湖之会的情景。除却这两类士人以外，敏轩又重点突出地塑造了讲究文行出处、提倡以礼服人的理想人物王冕，使之成为全书正面人物的楷模。又通过王冕的眼光，探视了社会上一片混乱的情况：黄河决口，百姓逃亡，官府又不管，直是一幅世纪末的景象。面对这种天下大乱的现实，即使是有理想、有操守的人物王冕，也束手无策，只能隐居在会稽山中终老。可以说，"楔子"中显示的这些画面，无异是整部小说情节的浓缩，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缩影。尔后的正文，只不过是将"楔子"中浓缩的内容点点融化，将现实的缩影徐徐舒展。而"幽榜"中的上谕点明"欲迪康兆姓，首先进用人才"；奏疏中则指出"开乡会制科"是难以取用人才的，所谓"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祭文中更说"资格困人，贤豪同叹"。这就表明要治理天下，首先要进用人才；但科举制度又限制人才的进用，以致人才虽有，也不能尽其所用。这又与"楔子"中王冕的慨叹相呼应，回映前文，所谓"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
第一部分从第二回到三十回。主要描写为科举所牢笼、理学所毒害的一群士人。以二进（周进、范进）、二王（王德、王仁）、二严（严大位、严大育）以及汤奉、张师陆之流为代表，他们或愚昧无知，或口是心非，谋得功名后则为贪官、为劣绅，更加为非作歹、盘剥百姓。接着，敏轩又写了三湖之会，集中地暴露那些功名蹭蹬的士人--名士、选家的嘴脸。而且三湖之会，每下愈况：莺脰湖之会与会者只是所谓的一些布衣高士、侠客山人。西湖之会，与会者大都是制艺选家，并且有头巾店商人景兰江参加，甚至盐务巡商支剑峰也戴着秀才的头巾冒充斯文与会。莫愁湖之会与会者更是不论，如僧官，如道士。通过三湖之会的描写，集中嘲讽了科场以外的一批热中功名、攀附权贵、而又风流自命、故作高雅的士子的丑恶灵魂。这两类士人的种种表现，实际上是相同的，都在追求功名富贵，只不过手段有所不同。他们之所以热中于此，传主归之于以四书、五经、八股文选拔士人的制度，即王冕所说的"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在这一部分中，也隐隐约约地表现了一些士人受到残酷迫害的现实情景，这就是"钦犯"王惠，他公开的罪状是投降宁王，深藏未露的原因则在于收藏**《高青邱集诗话》，这一情节在下一部分有所补叙交代。围绕着这两条线索而展现的吏治**、人民困苦，均有点染。此外，在描写封建官僚统治势力的同时，也反映了盐商典当逐步抬头的趋势，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势力。
第二部分从三十一回到四十六回。在这一部分中，虽然前一部分中那些士人依然存在，但敏轩描写的重点却在于这样一些士人：他们不受八股制艺的牢笼，坚持自己的社会理想，并努力付诸实践，但最终理想破灭。沿着这一条线索，着重写了三个中心：主祭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为了写祭泰伯祠一节，从三十一回起逐步塑造了一些真名士、真学人、真儒者的形象，如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然后再引出主祭虞育德，可见敏轩十分重视这一节描写。因为修、祭泰伯祠的目的在于提倡礼乐、培养人才、有助政教。这是传主社会理想的具体表现，因而在结构上敏轩也的确下了一番功夫。卧闲草堂本批语就指出："祭泰伯祠是书中第一个大结束。凡作一部大书，如匠石之营宫室，必先具结构于胸中：孰为厅堂，孰为卧室，孰为书斋、灶厩，一一布置停当，然后可以兴工。此书之祭泰伯祠是宫室中之厅堂也。从开卷历历落落写诸名士，写到虞博士是其结穴处；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结穴处。譬如岷山导江，至敷浅原是大总汇处，以下又迤逦而入于海。书中之有泰伯祠，犹之乎江汉之有敷浅原也。"至于祭典中也有些"切切于"功名富贵的某些士人，看似"文不对题"，其实这正是"作者寓意所在"（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表明传主倡导的礼乐兵农理想，也感悟了某些士人，使得他们也来参与大典。如果说，主祭泰伯祠还只是倡导礼乐兵农理想，而萧云仙奏凯青枫城一节，则是写礼乐兵农理想的实践。萧云仙攻复青枫，修筑城池，垦荒地、修水利、办学堂、教子弟，都是体现传主理想的具体表现。天目山樵评语就指出："作者于大祭之后叙??萧云仙，非无意也！"并认为萧云仙能"坐言起行"，不愧为"儒者"。从作品情节发展来看，这一中心是继祭泰伯祠后的又一**。但是，吴敬梓在描写这两个中心的同时，又扩展他的视野，表现了社会各阶层的状况：朝廷上太保公掌权嫉贤妒能，分门立户；地方上文官武将办事都是虚应故事，贿赂公行。士人中如高翰林、唐二棒椎之流，更以"名教"为幌子，成为名教罪人。受文字狱迫害而入狱者有卢信侯，远逃他乡而死者有王惠。盐商典当的势力有所增长，较前一部分中出现的商人更为横豪。老百姓依然困顿异常，有农民无钱葬父、跳水自杀，有老夫妇贫困而死、无人安葬。传主让之实践礼乐兵农理想的萧云仙又被革职追赔。这就为情节发展趋向低潮作了准备，从而引出第三个中心：三山门送别。面对这样的现实情景，贤人虞育德也束手无策，敏轩只能让他离开南京，凄然而去。这是作品趋向低潮的开始，更是敏轩理想幻灭的转折。虞育德去后，杜少卿痛切感到"从今无所归依矣"，迟衡山深深叹息"前代后代，亦时有变迁的"，都表明礼乐兵农的理想己成过去。社会上那些假名士如季苇萧之流更是与官僚、盐商沆瀣一气，盐商典当势力更在某些地区、某些场合压倒了封建世家大族的势力，如成老爹所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至此，第二部分中原为针砭第一部分中那些否定士子而出现的肯定士人，他们提出的理想以及付诸实践的努力，并不能改变现实社会的状况，甚至现实社会较以前更为**、黑暗，他们只能悄然离开舞台。
第三部分从四十七回到五十五回。在这一部分中，重点描绘了第二部分中出现的肯定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影响还在；第一部分中出现的否定人物依然四处活动，而且更为不堪。虞华轩是这一部分中出现的肯定人物，如果说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萧云仙等人以礼乐兵农的倡导和实践来改变社会风气，那么虞华轩只是"激而为怒"式地亲自上阵与"五河的风俗"搏斗，显然不及虞、庄、杜、萧诸人。天目山樵在评语中说他"穷而在下，又嫉于薄俗，故为矫激之行，不及诸君之深厚。盖世运愈衰而贤者亦不免与化推移也"，就揭示了他不及前一部分中肯定人物的原因是由时势所致。至于前两部分中出现的热中功名富贵的科场人物以及社会上鬼混的假名士，在这一部分中的表现就更令人不齿。高翰林与万中书相互勾结，秦中书、施御史又和高翰林相互依傍，名士陈和甫的儿子陈思阮与丁言志争论莺脰湖之会以至相打。围绕这些人物的活动，敏轩更深入地解剖了这一个时期的社会真象：吏治愈来愈**，前一部分虽然也有贿赂行为，但还要暗通关节，这一部分却已沦为公开卖官鬻爵，所谓"有了钱，就是官"，例如假中书万里花了二千两银子变成真中书。盐商典当招摇横豪、伤风败俗，如方盐商大闹节孝祠，较之前两部分中的盐典商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势利文人如唐二棒椎之流，也顺着这一潮流巴结盐商典当方家、彭家，而冷落"诗礼人家"虞、余二府。寄寓着传主理想的泰伯祠，"壁上"已积着"尘灰"，"乐器、祭器"也被全部锁着，已无人问津。这就必然引起读者的深思，敏轩从而写出第五十五回"述往思来"。在这一回中，敏轩对既往的理想做了检讨，对未来的希望做了探索。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理想人物已成为历史陈迹，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去在市井小民中探寻理想，在"述往"的基础上"思来"，从而完成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以"儒林"为中心的社会画卷。至于"幽榜"则与"楔子"相映照，点出科举限制人才的问题，使得整部小说的结构首尾一致，成一整体。
整部小说虽然没有统帅全书的人物，也没有围绕主角的一以贯之的情节。但是，整个作品中出现的众多人物仍然相互联系，围绕着众多人物的情节仍然配置得宜，其艺术结构是十分完整而严密的。当然，它只是不以书中的"主角"性格发展为依据，而是以传主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的发展为轨迹。可以说，传主吴敬梓并不是企图塑造一两个主角，让他们带领读者去经历主角所生活过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让读者从主角的成长史中去认识社会、了解生活；而是以无所不知的作者身份，直接引导读者在《儒林外史》中去观察和探索他所认识的社会黑暗及其社会理想。在吴敬梓笔下，不同的社会生活面、不同的人物性格，都集中到生活在清代初期统治阶级实行怀柔与镇压政策下的广大士人身上，以与土人有关的科举、礼教为中心，广阔地指擿了社会的黑暗状况。整部小说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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