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时代背景
第一章时代背景 (第2/3页)
向欧洲出口的物资之一。对非金属矿石，如石灰、砒石、硫黄、丹砂（硫化汞）及各种矾石等也有大量开采，产品用于工农业各部门。{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017_1.bmp}这在《天工开物》中都有所反映。
采煤技术和煤炭产量在明代也有很大提高，煤的产地以北京门头沟、山西平定、河南丰城、江西萍乡、湖广荆州等地为主。煤炭除作民用外，还用以煎炼金属矿石，考虑到明代冶铁及其他金属产量很大，则用煤炭之量亦必十分可观。煤分为明煤、碎煤及末煤。孙廷栓（1616—1674）《颜山杂记》及宋应星《天工开物。燔石》对采煤技术邹有记录。明代竖井采煤在井下有支板撑护，又用巨竹筒将有毒瓦斯放出。此时另一成就是将煤烧成焦炭作高效冶炼燃料。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卷七记载说：“煤则各处有之，臭者烧熔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可五日不绝火，煎矿煮石殊为省力”。从嘉靖《徽州府志》（1566）卷七还可看到采矿程序及分工情况：“凡取矿先认地脉，租赁他人之山，穿山入穴。深数丈，远或至一里，矿尽又穿他穴？？既得矿，必先煎炼，然后入炉。煽者、看者、上矿者、取矿砂者、炼生者，而各就其任。昼夜翻换，约四五十人。若取矿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故一炉之起，厥费亦重”。
造纸业及印刷业至明代已进入集大成阶段。造纸槽坊各地都有，但集中于今河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安徽、浙江、广东及四川等省。明初①陆容：《菽园杂记》，卷14，第177—178 页（中华书局，1985）
在江西设官局，后来大量民间槽户迅速增加。北方造桑皮纸、楮皮纸、麻纸，南方多造竹纸、皮纸及稻草纸。竹纸产量居首，如江西、福建的毛边、连史，多用于印书等。皮纸居其次，浙江及河北桑皮纸宋时已闻名。南直隶径县（今安徽境内）宣纸为一时之甲，以青檀皮为主料，纸质坚白受墨，用于书画。
稻麦杆纸用作包装纸、卫生纸及迷信纸（火纸）。雍正《江西通志。土产志》（1732）载明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9）在江西永丰、铅山及上饶兴起很多民营纸坊，皆雇佣工人造纸，纸坊内有扶头、善碓、拣料、焙乾等专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造纸业中同样明显地表现出来①。所产之纸除本色纸外，有各种加工纸，如五色笺、金花纸、粉蜡纸、洒金银粉蜡色纸、印花纸等。纸的用途很广，除书画、印书、包装及宗教活动用去大量外，还用以印纸币“大明宝钞”、制造壁纸及各种室内装饰品。王宗沐（1523—1591）
在《江西省大志。楮书》中列举28 种纸的名目。
造竹纸包括砍竹、沤竹、浆石灰、蒸煮、漂洗、浆灰水、再蒸煮、沃灰、舂捣、漂洗、打槽、加纸药、抄造、压榨、烘干等工序。蒸煮用大楻筒，筒围一丈五尺，筒下大铁锅受水十石余（图27）。造皮纸工序比竹纸还要复杂，抄大幅纸需七、八人同时荡帘。明代纸中以宣德年（1426—1435）所造贡笺最为名贵，新安仿宋藏经纸、成都薛涛笺、松江笺和径县宣纸也是上品。印刷业因纸的充足供应亦得到长足发展。刻书店铺多集中于南直隶徽州、福建建阳、江西南昌、浙江杭州、四川成都，还有南京、苏州等地，北京是北方最大的印刷业中心。从明版书可见除用雕版印书外，还用木活字和各种金属活字。“邸报”可看成一种官办的报纸，崇祯年间（1628—1644）用活字印刷。套色雕版印刷术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崇帧时出版的《十竹斋画谱》是代表作，应用了新的短板套印法。金属活字有铜活字、锡活字和铅活字等。明代插图本书籍的大量涌现，标志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大型民营印刷厂常雇工几十人至几百人，其内部劳动分工也相当细。明代造纸及印刷无论在产量及产品质量上，都居于当时世界之首。
交通运输、造船、火药及火器、煮盐、制糖、油漆及建筑等工业部门，在明代也发生了与上述诸部门同样的进展。以车船为例，中国素有“南船北车”之语。宋应星说，北方四**马车可载重五十石，骡马多至10 或12 挂，少亦8 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陆上交通工具。南方江河湖泊较多，则靠舟济。永乐年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所乘远洋宝船，长44.4 丈（148 米）、宽18 丈（60 米），载重1000 吨，平均每船容四、五百人，没有高超技术难以造成此巨舰。此外，漕船（图44）、福船、广船等也相当大，福船高大如楼，分为四层，可容百人，广船有时比福船还大。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明代历朝统治者都重视火器，早在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一次就向朝鲜调拨硝石50 万斤、硫黄10 万斤及各种火器，可见其产量之大。
①火药、火器主要由兵仗局统一掌握，生产各种巨炮、三眼镜、鸟铣、水雷、地雷及各种火箭。地方由各官府掌握，禁止民间制造。茅元仪《武备志》（1621）火器部分对火药、火器性能、制造作了详尽的叙述。制盐在明代分为海盐、池盐、井盐、岩盐等数种。两淮盐运司在嘉靖年改用几百斤重的大铁锅熬盐，年产7—8 亿斤。各地灶户也生产私盐。四川井盐用深井钻探法从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109—115 页（文物出版社，1979）
①潘吉星：《中国火箭技术史稿），第158 页（科学出版社，1987）
地下深处汲取卤水，再用天然气熬盐，集中于自贡一带，官私皆从事生产。井盐生产比海产盐难度大。
明代工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商品，因之商业和城市也随之呈现繁荣景象。“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激（岭南）宦商横游蓟北（河北）”，这是宋应星的亲自感受，他将此商品经济的繁荣称为“圣明极盛之世”①。南北两京是最大的城市，弘治年（1488—1502）全国人口有5382 万，而北京就有近67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4％。至万历年京师人口近百万，城内商业繁荣，店铺林立，百货齐集，还有各种专业集市，如米市、煤市、缸瓦市、猪马羊市、花市等，更有按时开市的灯市、夜市。琉璃厂、果园厂（漆器）、铸钟厂、盔甲厂及各种铜铁作坊、珠宝玉器厂一等亦分布于京内各处。南京为明初首都，是仅次于北京的政治中心及南北客商聚集的大城市。市内人口稠密，商业兴隆，有绫庄巷、珠宝廊、锦纺坊、木匠营和铜铁作坊等坊市，居民日用百货均由市场供给。各省省会不但是当地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工商业中心，如太原、开封、济南、西安、杭州、南昌、武昌、成都、福州、广州和桂林等。大运河是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沿河城市如德州、临清、东昌、济宁、徐州、淮安和扬州等地，也是著名商埠。还有些城市有专业化工业优势，成为某一生产部门的产销中心，如江西景德镇瓷业、苏杭湖松地区的纺织业、今河北遵化和广东佛山的冶铁业、江西铅山和今安徽泾县的造纸业、云南个旧的铜锡冶炼业、四川自贡的盐业、西北兰州的毛织业、徽州和福建建阳的印刷业等等，这些地方特产都经商业渠道运销国内外市场。
上述城市，尤其新兴专业城市的发展，也是商业发达的标志。因为大量产品无法在当地销售完，而所需原材料有时要外地供应，这就需靠商业媒介。
例如松江棉布所需棉花，靠江北产棉区供应，棉布再运销各地。嘉定产丝不产米，仰食四方。北方张家口将毛皮贩至湖广，其缎布取自江南。景德镇瓷釉由浙江提供，瓷器行销全国。湖广等地商人每年携银数十万两来广东采购铁器运往北方出售，而浙江、今江苏纺织用染料靛蓝又来自福建。北京刻书商所用竹纸取自江西、福建，墨来自徽州。商品流通渠道无孔不入，象人体血液那样流通不息。北方驿道上的大马车和南方水路上的巨舶终日在不停地运转。李东阳（1447—1516）《怀麓堂记。杂记》写道：“官家货少私货多，南来载谷北载雄（盐）。？？倏去忽来谁复知，乘时射利习成俗”。农业、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改进，造成无数产品，加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因。农产品的商业化，大批农民离开乡村，又为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商品购买者。
在国内农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明代对外贸易也有所开拓。因永乐年郑和率二万人乘五六十艘巨船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打通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非洲各国的海上贸易通道，将货物运到南洋，再转口输入欧洲。自从绕道非洲南端好望角通向亚洲的新航路发现后，中国与欧洲又有了直接贸易往来。这是嘉靖、万历以后出现的新局面。政府在沿海的太仓州、广州、漳州、泉州、福州、宁波等地设对外贸易口岸，置市舶司以统之。虽然禁止民间对外贸易，但时紧时驰，仍无法阻止无孔不入的商人“下番致富”。他们前往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印度等地从事海外贸易。
①宋应垦：《天工开物。序），上册，第18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原刻本，1959）
万历时人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写道：“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捷径往来贸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往）夷国。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吕宋，今菲律宾），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迎（马六甲）、暹罗（今泰国）。
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赀（不计其数），十九起家“。明人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中亦云：”近来中国人都从海外商贩，至吕宋地方获利不货，松人亦往往从之“。《海澄县志）卷一亦称：”饶心计者视波涛为吁陌，倚帆槁为耒耜，？？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当然明代对外贸易除私商外，更主要是官商，官商借其手中权势和便利条件，也在外贸中暴富。但他们有破坏性，其所得不用于扩大工商业，而专事挥霍，或置田成为官僚地主，具有封建性。
洪武初年，明政府发行纸币“大明宝钞”，禁民以金银交易。但因纸币投入量过大，造成贬值及通货膨胀，不取信于民，弘治时（1488—1506）废钞不行。明中叶以后，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白银作为价值尺度而成为社会主要流通与支付手段。
至万历九年（1581），朝廷颁布由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1525—1582）拟议的“一条鞭法”，规定将赋与役合而为一，统一用银两计算，把封建赋役改为金钱缴税。这意味着只要有银钱，可免除力役，百姓开始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有利于商人、农民和雇工的谋生活动。内外贸易也以银为货币，结果扩大了白银流通范围。社会上对银需求量相应增加，而国内银产量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于是对外贸易中补充银的来源。张燮（1574—1640）合《东西洋考》卷七写道：“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意义，无论官商、民商，对外贸易多以中国货物易回白银。万历年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商船来华，运走中国瓷器、丝绸、茶叶、书画、漆器、金属锌和铜合金等，而将其得自美洲新大陆的白银和墨西哥银洋大量流入中国。从此墨洋和美洲白银也成为明代流通货币，中国因而卷入了世界贸易与金融体系之中。纸钞、铜钱逐步为银取代，银成为主要货币。甚至官俸、高利贷和土地买卖均以银兑现。这就表现出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征，而白银就是促使此社会解体的腐蚀剂。
明代农工商业的发展还给科学技术以强有力的推动。比家庭手工业规模更大的、佣有数百人以至千人劳动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要求用较先进设备、较少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和更高劳动生产率来组织生产，才能使业主获更多利润。而要达到上述目的，便需逐项分析有关生产过程各个环节，制订最佳生产方案，这就要靠科学家的工作了。另一方面，工农业大量生产技术经验需要及时总结，以便推广。而在明代及明以前虽然已有了一些农书，但有关工业方面的著作却相当之少，既令有，也只涉及个别领域，没有综合性著作。不少领域如各种金属及合金冶炼铸造、锻造等重要工艺，长期间缺乏系统而详细的技术记载。工匠只能从口授而世代从事生产，工厂主也无技术书可资参考。其他如榨油、造竹纸、丝织、烧砖瓦及陶瓷等工艺，情况也与此类似，因此社会上迫切需要有综合研究这些工艺技术的著作问世，以便为人们提供“内载耕织造作炼采金宝、一切生财备用秘传要诀”之类知识。明人虽可见若干农书，但农业中新鲜经验如甘蔗移栽技术、家蚕杂交和农药运用等，则不见诸著录。这个时代为有关工农业综合科技著作的出现提出了社会需要，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前提。万事俱备，只欠有心人从事这类研究、写出这类作品。这类人物早该出现，却迟不见，时代便造就出宋应星这样一位人物，使他适应社会要求，以其《天工开物》一书满足实践需要。正好在他壮年及中年时代因对儒学科举产生绝望而转向实学并对科学技术发生了兴趣，在各地科学考察中掌握了足够资料，使他能胜任这项工作，于是历史重任便落到他的肩上。下面要谈到的明末社会及思想背景，又使他这部书具有时代精神，就是本章开头处所说的17 世纪启蒙思潮的精神。书中在讨论科技著作的同时，不忘批判封建主义及其精神支柱宗教神学、宋明儒学及各种蒙昧主义表现，而宣扬科学与理性。明代是中国科技史的总结性发展阶段，很多著作都带有集历代科技成果之大成的特点。宋应星的书也正好如此，所以我们说他是有充分时代感的学者。{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025_1.bmp}明代科技著作的另一典型代表是李时珍（图6）的《本草纲目》（1596）。
前代本草学亦不乏其书，但自宋人唐慎微（1056—1136）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1082—1083）问世以来，出现不少新药与医方有待增补，而从前著作中多有一药数名而列不同部类，对药性误记亦待纠正，传统三品分类显得迂腐。时珍有鉴于此，发奋30 年参考800 余种书籍，结合个人调查撰成《本草纲目》52 卷。此书分16 部62 类，载药1892 种、附方11，096、插图1160幅，总结先前成果，又有新的发挥、增补及更正，集本草大成，成为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巨著。此书虽刊于进入17 世纪的前4 年，仍具有17 世纪启蒙思潮之风貌，是宋应星某些思想的直接先驱。万历年以后因中欧交通及文化交流开展，欧洲科学技术亦逐步传入中土。而徐光启作为有识之士较系统地与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hieu Ricci，1522—1616）等西土译述《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泰西水法》等书，又主持历局依西洋新法纂辑成《崇祯历书》。他成为介绍西洋天文、历法、数学、地学与水利学的科学家。但他还有项独到成就是著成《农政全书》60 卷12 篇。此书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牧养、制造及荒政等篇，转载前人著述，更加个人心得，集古农学大成。明以前地理学著作很少据实地考察而写，而徐宏祖（1586—1641）的《徐霞客游记》则别开新例。他以30 年时间去16省区作广泛野外考察，写成自然地理学杰作。惜其著述失于途中，现存部分仅见对石灰岩地貌、火山现象系统考察的记录，具很高科学水平。
明代总结性科技著作更有茅元仪（？—1629）著《武备志》（1621）240卷，为宋代《武经总要》（1044）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科学巨著，广采历代兵书二千余种。此书分五部，有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
其中《军资乘》55 卷，与后勤供应有关，包括立营行军、军械、火药火器、屯田、水利、河漕、海运、医药、马匹等。占度载96 卷，其中包括海防、江防及航海等。《军资乘》中卷119—134 为火攻篇共六卷，名《火器图说》，用大量插图详述火药种类、制法、火药理论和各种铣炮、火枪、火箭、炸弹、地雷、水雷、喷火筒等，还介绍西洋火器如佛朗机，是中国火药火器技术集大成之作，18 世纪引起欧洲人注意。至于书中有关造船、航海、医药、气象学等丰富记载也有价值，著名的《郑和航海图》便首见于此书中。《武备志》的学术价值现下还仍认识不足，其实是怎样高估都不会过份。介于农学、医药与植物学之间的卓越著作，还有明初朱的《救荒本草》（1406）。这位王子热心慈善事业，鉴于灾年人饥而死，遂在王府园圃内栽培四百余种有食用价值的野生植物，亲自观察，在助手协助下作试验，令画师依实物绘图制版，详述四百余种植物名称、产地、形态、性味、食用部位等。此书共14卷，三分之二植物不见于以前本草书，是世界上最早的食用植物学专著，受到国外高度评价。朱还主编《普济方》160 卷，收61，739 条医方，集历代医方大成。
明代数学也打上时代烙印，充满商业数学的色彩。吴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1450）10 卷列1329 项应用算题，有的引自古书，有的与明代商业有关，如利息计算、合伙经营、就物抽分（以货抵运费或加工费计算方法）
等。此书是历代应用数学问题解法汇编。商业数学还促进了珠算术的发展，珠算用算盘演算，比算筹简便迅速。珠算至迟出现于元代，但系统论述始于程大位（1533—？）《算法统宗》（1592）。此书共十七卷，近于吴敬的书，但有新内容，共595 项应用算题均用珠算求解，且最早创用珠算法开平方、立方，还载有新制“丈量步车”，即测量土地用卷尺①。珠算术后传至日本、朝鲜及欧洲，至今仍受用。在物理学，尤其声学领域，对传统理论系统研究后有新的建树。如朱载堉（1536—1616）《乐律全书》中《律学新说》（1584）提出十二平均律理论，解决历代用三分损益法定管弦长度与发声高低时遇到的实际问题，是对古乐律理论的一次科学总结。现代乐器制造即以十二平均律原理为基础②。王徵（1571—1644）与西士合译《远西奇器图说》（1626），又自著《新制诸器图说》，则属近代早期工程力学及机械学专著。从以上所述若干明代科技代表作来看，其另一特点是其实用性极强，且多由作者实际调查或实践后写成。《本草纲目》为药物学著作，作者为职业医生，此书由其结合临床实践及调查而写成。《农政全书》为农学作品，作者种过试验田，有亲身感受。《救荒本草》实用性更大，基于作者园圃观察、试验而后成书。
《算法统宗》属商业数学，作者本人即商人出身。《武备志》直接为军事服务，作者出身将门，身居副总兵官，有实战经验，决非纸上谈兵。《徐霞客游记》虽纯科学性较强，却是作者实地考察结果。《奇器图说》及《诸器图说》均且民生日用，作者曾自制各种奇妙机械。结合体验而著书。传统科科至崇祯末年不少领域已有总结性著作问世，所缺者是有关工业各部门的科技著作，正虚席以待。在这种情况下，《天工开物》应运而出，注定要填充这一空缺。但写作这类书比只从事某一专门领域的研究难度更大。因为工业涉及各种各样的技术部门，衣食住行、民生日用几乎无所不包，门类过于庞杂，且每一部门都自成一个体系。整个工业部门又非集中于某一局部地区，而是分散于全国各地不同的工业中心，相距很大。与农学、本草学、历算、军事科学及地理学不同，在技术科学领域内前人遗留下来的系统著作很少，无从参考。所以不少对科学技术有兴趣的读书人对此视为畏途。只有对工农业各领域具有广泛知识基础和实地见闻，而又富有开拓精神的人才有能力从事这项工作。看来只有宋应星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具备从事这项工作的个人条件。而事实上他至迟在天启末年至崇祯初年已悄悄地在作这方面的准备。
如以下几章将要谈到的，宋应星生于农工商业均称发展的江西，又适值①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第152 页（科学出版社，1984）
②戴念祖：《未载■，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1986）
商品经济及资本主义萌芽显著发展之时，得其天时、地利。江西水稻、景德镇的瓷器、广信府的铜、铅山的竹纸等都远近著名，不出本省便可看到。他前半生又到嘉兴、湖州及杭州、苏州调查过桑蚕及丝织技术，去广东、福建了解种蔗制糖及造纸技术，在山西调查池盐、炼锌技术，再至云南调查炼银技术等等。在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广东、河南、湖北、江西、湖南、云南及安徽等省都有他的足迹。每到一处他都留心当地工农业技术，并记录下来。这是明代南北交通之便及技术发展为他提供的客观条件，他又因为有志于实学，能自觉运用客观条件。但他除注重工业技术外，对农业技术也特别注意，所以他的书实际上包括当时所有重要的工农业技术。徐光启研究农业技术比他早，也想写部农书，但生前没有完成，亦未出版。宋应星不约而同地与徐光启都对农学有兴趣，他虽起步较晚，但其《天工开物》却先于《农政全书》而授梓。这是因为宋应星对明末时局演变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趁明亡前赶紧把研究心得及早发表出去，所以竟后来居上。
《天工开物》讨论范围之广度及深度，为明代所仅有。此书是反映当时工农业生产实态的一面镜子，也只有农工商业处于全面发展的明末，才能产生这样一部杰作。《救荒本草》、《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及《天工开物》各自放出异彩，代表明代科学的最高成就，除《救荒》成于永乐年外，余皆成于万历、崇祯年间，即封建社会逐步解体、资本主义萌芽滋长时期。虽然此时资本主义尚未普遍发展，中国依然是老大的封建帝国，但资本主义萌芽作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毕竟还是结出科学硕果。如果没有内外因素扼杀，明末中国社会肯定会逐步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也会发生科学革命。但历史没有沿这个正常轨道前进。继明之后全国范围建立的政权是满族贵族集团统治的清王朝（1644—1911）。清初皇帝为巩固其统治，使一度衰败的封建制又得到强化，使一度发展的资本主义遭到严重摧残，因而阻塞了历史按原定方向发展的道路。探讨中国为何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并兴起科学革命，是个复杂问题，非此处讨论范围。我们这里应继分析宋应星时代社会技术经济背景后，进而分析其政治及思想背景。
事物总是包含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万历至崇祯年间当明政权还维持对全国大片国土封建统治时，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潜伏着财政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又导至政治危机。这是由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矛盾所造成，由于统治者昏暗和政权**又加剧了矛盾，以至靠政权内部力量难以调整，反而越演越烈。
宋应星所面临的正是明末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动荡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随之激化，政权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万历中叶以后明政权政治衰败表现在朝政、吏政、财政及学政各个方面。统治者昏庸，不理国事，任用阉官与奸臣，排斥忠良，必令朝政失纲。朝政失纲则吏政必不举，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卖官鬻爵，法度必乱。财政失策则经济萧条，民穷财尽，而苛捐酷税日增，导至民不聊生、国失其本。学政荒废，则不能用贤举才，不肖者反而噪进，国失栋梁。凡此种种政治弊端于明末均暴露无遗，且有加无已，最终导至明亡。神宗朱翊钧（1563—1617）在位长达47 年（1573—1619），从万历十七年（1589）免升授官谢恩之礼后，便不再临朝亲政，群臣疏谏不听，而在后宫吸食鸦片、纵情声色，不以国事为重，反以金玉为命脉。万历初年赖有首辅张居正（1525—1582）推行包括“一条鞭法”在内的政治改革，使形势略有好转，但万历中期便尽行放弃。统治机构有时处于瘫痪状态，六部堂官（尚书、侍郎）只有四、五人，都御史八年无人补，内阁只首辅方从哲一人办事。方从哲请求增加内阁阁员，昏庸的万历皇帝却以为“天下太平”，宰相一人已足够矣①。万历后期朝政大权便旁落于阉宦、权奸之手，他们结党营私，陷害忠良，祸国殃民。阉宦擅权是明末朝政**、人君昏庸的重要标志。及至熹宗朱由校即位，从不召见朝臣，将政务委之于宦官，演出天启年间（1621—1627）阉奸魏忠贤专政的黑暗局面。魏阉独揽朝政，握全**政财务大权，各地方官都得受制于他。又加上他握有专政机构权柄，大搞特务活动，排除异己，内阁已打上魏记标签，人称魏忠贤为“九千九百五十岁”，几乎与“万岁”皇帝一样。魏党专事擅权，搜刮财富，鱼肉人民，置吏治、边防于不顾，播下明亡的种子。思宗朱由捡上台后，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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