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家世
第二章家世 (第1/3页)
研究历史思想家时，除对其著作反复熟读并分析其中的思想外，还要对其个人有尽可能多的熟悉与了解。对他了解得越多，则对其思想的研究也就越深。大体说来，每个历史思想家的思想都是其所生活的环境造成的，环境造就人物，也就造就思想。除了需要了解思想家所处的整个社会大环境之外，还要了解其平日生活所在的小环境，特别是家庭环境。因为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的社会细胞，家庭状况与社会状况相关。一个人从小在家庭环境中成长，其思想总要受到家庭状况，特别是政治、经济状况的影响，也还会受到父祖、兄弟及家族内其他成员的影响。当他思想比较成熟以后，家庭政治经济情况的变迁和个人经历，也会产生某种影响。本章的目的只在于揭示这种家庭影响。从以下所述内容中将会看到，宋应星家族的盛衰几乎与明末社会的盛衰同步进行，而从宋家盛衰的演变中我们看到了宋应星思想中的变化。这就反映出了“个人一家庭一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宋应星家史的研究表明，宋家在明代中期是官僚地主家庭，其曾祖为进士出身、位列明廷九卿之一，对宋应星有思想影响，使他在早期一心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乡试的成功加强了他的信心。但明代晚期由于家境的衰落和多次会试的失败，使他由理想主义者变成现实主义者、由追求科举到与之决裂，最后成为对封建社会持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完成了其思想中的转折。从他在崇祯年间焚烧昔日诗集的行动中，看到其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内心世界，决心与万历年间的旧我划清界限。而这又与宋家在晚明沦为日趋破落的地主家庭在政治经济状况中的变迁有密切关系。下面我们将叙述从远祖直到宋应星这一辈宋家的家史。
宋应星字长庚，明代江西省南昌府奉新县北乡人。奉新古称新吴，有古老的历史。西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59）平定海内，分徙江东大族置于他郡，于是迁涂山氏于此地，名曰新吴，以旧属楚、今新属吴也。后汉永元十六年（106）分海昏，置建昌县。中平二年（185）又分置新吴县，皆属豫章（南昌古名）郡。晋代因之。至唐代武德五年（622），又将新吴县属南昌州。
五代南唐统治者李昪（888—943）因避“杨”、“吴”之讳，遂将新吴更名为奉新，从此有了今名。宋代时奉新县属隆兴府，元代时属龙兴路，而在明代则属南昌府。①因此从西汉初开始，在今奉新境内便有县的建置，到明代已有一千八百余年。奉新在长江以南，该县南北西三面环山，中间有冯水流经县境（图8），冯水今名潦河，向东北流入鄱阳湖，而汇入长江。奉新县北与靖安、安义交界，南接高安、新昌，而东邻新建，从新建再向东便是省城南昌。因而奉新在江西省内算是赣北地区，在鄙阳湖的西南方，气候温暖多雨，农作物以稻米为主，并产油料、茶叶，境内有茂密的毛竹等林产资源。
奉新县城位置屡经迁移。汉灵帝中平年间（184—188）县治在新兴乡的盘山，唐代神龙二年（706）新吴县丞高良弼又将县城迁至冯川之北。旧时没有正式规则的县城，至长庆三年（823）县令刘正一始筑土城，周五里，建南北二门，但岁久已塌，明代成化二十二年（1488）知县邓成设五门。隆庆五年（1571）
知县陈雋请动用公银重建新县城，至万历元年（1573）九月竣工，因而奉新县城自万历年后始具规模，此后又陆续修建。明代时奉新县东西长160 里，①许应■等编：同治《南昌府志》，卷7.第38 页（1873 年木刻本）
南北宽50 里，呈狭长地带。而宋应星的故里在县城的东南端，明代称为北乡，东与新建交界，位于冯水的南岸（图8）。冯水从西南向东流经二百里，至此称为潦水或曰雅溪。过去研究宋应星事迹的学者，没有人去他的故乡作实地调查采访，因而对其家世和早期活动缺乏了解。有鉴于此，1963 年春季我受当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派遣，从北京出发首次南下前往奉新宋应星故乡和他早年活动的一些地方作采访。途经南昌时遇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黄长椿先生，他也对此次奉新之行感兴趣，遂结伴同行。
这次调查使我们获得有关宋应星家世和生平事迹的许多新资料。离开奉新后，我又沿宋氏足迹单独去江西省分宜、上饶（明代称广信府）、铅山，再途经安徽至南京。接着在1964—1965 年又沿着宋应星北上会试的往返路线及《天工开物》所载有关地方再逐点作实地考察，了解现存于民间的工农业各部门的传统生产技术，并与《天工开物》所载内容作比较研究。这些南北各省长途调查须翻山涉水、走访城乡各地，受日晒雨淋，是相当辛劳的。由此更切身体验到三百多年前宋应星为写作《天工开物》而在南北各地收集资料过程中的艰苦劳动。比如，为了观察造竹纸过程，至少要在纸坊内停留二、三天才能看到整个操作程序。我们深深地为宋应星当年这种认真而刻苦的研究精神所感动。当研究这位明代学者时，首先就要学习他这种精神并付诸实践。感到幸运的是，通过这些调查。对宋应星有了更多的了解。这种了解比单纯从查阅文献所获得的更为丰富得多。有些实际资料更不见诸著录，唯有作实地调查才能获得。比如，要了解宋应星家世及其祖辈情况，只有前往他故乡中宋氏祖茔地一一查看现存的墓志铭，才能得到第一手资料。
宋应星故里在今奉新城东南的宋埠乡（明代称为北乡）的牌楼宋村。1963年访问时，全村一百多户500 多人中，宋姓居三分之二，就是在整个宋埠乡宋姓也占很大比例，因此乡、村的名字中都含有“宋”字。这种情况料想在明代时也会一样。宋应星故里之所以称牌楼宋村，是因为明代时在本村内建立了“三代尚书第”、“方伯第”、“世进士第”和“世科坊”等高大的石牌坊，为周围其他村所无有。1963 年时，这些石牌坊仍保存完好，村中的房屋及街巷仍有古老的建筑风格及布局。但十分可惜，在我们离开这里三、四年后，1966 年起一场无情的政治风暴使这些属于历史文物的石牌坊荡然无存，宋应星的先祖遗物也因而被列为“横扫”的范围之内。后来这个村子内街道变宽，又盖起一些新房，但构成本村特色之一的明代牌坊却再也看不到了。所幸的是，宋族祖茔地内仍有一些遗物得免于难，而终于保存下来。其中有些被收入于1987 年在奉新建立的宋应星纪念馆中，受到精心的保管。
“三代尚书第”牌坊位于牌楼宋村的上牌坊，建于明代嘉靖二十六至二十七年（1547—1548）之间，相当高大宏伟。因为宋应星的曾祖宋景（1477—1547）于都察院左都御史任内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卒于北京，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诰封资政大夫（从一位），同时宋景父宋迪嘉、祖父宋宇昂也被荫封为同样的官阶，号称“三代尚书”，于是建立此“三代尚书第”牌坊。这是牌楼宋村中最早建立的牌坊。“方伯第”牌坊是为宋应星的族叔宋国华所建，宋国华字霁山、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累官至贵州左布政使，赠通奉大夫（从二品）。查布政使司是省一级最高民政机构，而以布政使为其主官，古时亦称方伯或藩伯，这就是“方伯第”一名的由来，此牌坊建于万历年间，位于牌楼宋村的下牌坊。“世进士第”也在下牌坊，是为宋国华、宋应和和宋一贞三人所建。宋国华之子应和（1586—？）字约斋，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累官至太仆寺少卿。宋应和之孙一贞字复元，号眉居，崇祯十五年（1642）进士。由于宋国华、宋应和和宋一贞均在明代及进士第，故崇祯年间为他们立“世进士第”牌坊。此外，县志还载有“世科坊”，为宋庆建，我们当时没有注意，现已毫无印象。这些牌坊都是明代遗物，是宋族作为当地“名门望族”的历史见证。在牌楼宋村民居中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主干道，牌坊建于主干道两旁，因而有上（北）牌坊及下（南）
牌坊两部分，宋族各支集中住在这两部分中，其实都在同一村内。
牌楼宋村地势较平坦，是典型的江南稻谷之乡，潦水流经附近，如前所述，这条河过去亦称雅溪，清彻透底的河水从这里向东北方向汇至鄱阳湖再人长江。村的周围是一片片整齐葱绿的水田和茂密的竹林。奉新因为产竹，当地农民就地取材造纸，因而宋应星故乡周围还有一些纸坊，这里还有酒坊和榨油厂，所有的南方榨油工具与《天工开物》所载几乎是一模一样。村内房屋集中于主干道两侧，再向周围延伸，多属砖木结构的瓦房。村头一座明代修建的德水桥以石料建成，仍屹立在潦水之上，至今受用。村内一些高大的石牌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宋应星的名字也为当地群众所熟悉，因此一进村便感到这里确有宋应星故乡的风味。经过热心村民指点，我们来到宋应昇、宋应星兄弟诞生和幼年居住过的故居所在地。据当地人介绍，这里过去因火灾而烧毁了原来故居，现在房屋是原来基址上重建起来的，但最后总算找到了基址所在，位于上牌坊，也就是在主干道的北侧。在当地群众祭奉的祖先牌上，仍写有宋应星、应昇及其祖父的名字。
为了了解宋应星的家世，1963 年4 月18 日至21 日我们在本村邀请了宋名焕（75 岁）、宋显扬（70 岁）、宋名金（65 岁）、宋功宝（75 岁）等奉新宋氏家族中的几位60 岁以上的老人座谈。从座谈中得知，宋应星先祖的一些墓仍集中分布在村西戴家山的祖茔地内，而且当时村民宋名扬住的房屋是在宋应星故居的基址上修建的。但我们所遇到的村民，多是宋应星之兄应昇和应鼎的后代，不见有应星后人。后来了解到，他这一支在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便已断后。研究宋应星家世的重要文字资料是奉新《宋氏宗谱》及宋应昇的《方玉堂全集》。本世纪二十年代丁文江（1885—1936）先生撰写宋应星传时，还不知有这些资料，因而对传主的了解不多，此处有对这两种资料加以介绍之必要。1963 年4 月，我在牌楼宋村得知，当地过去多次修过《宋氏宗谱》，其中载有关于宋应星家世的资料。经访求，4 月18 日从本村宋名昇先生处借看了他家保存的刊印本《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图9）。这是研究宋应星家世和事迹的前所未见的第一手新资料。从其中得知，《宋氏宗谱》早在明正德五年（1510）即已开始编修，后毁于火。于是宋景的长兄宋时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正式修谱，成为以后历次宋谱之祖本，是为一修本。至宋应星叔祖和庆（1524—1611），又于万历三十年（1602）
第二次续修。万历以前宋谱都是写本。迨宋应星胞兄应昇（1578—1646）第三次续修族谱，始于崇祯十三年（1640）刊刻。此后各次续修本都是刊刻本。
入清后，宋三礼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刊行第四次续修《宋氏宗谱》，而宋颖于嘉庆十八年（1813）刊出五次修订本。宋应鼎五世孙鸣琦（1762—1840）于道光十四年（1834）刊出六修本。清代最后一版族谱是宋延春（1802—？）于光绪四年（1878）刊行的第七次修订本。明、清刊行的《宋氏宗谱》现在都无法求得。我在这次看到的是民国年间刊行的唯一一版，即第八次修订本。由宋立权、宋育德主持，用铅字竖排刊于1934 年，共刊行48 套，每套24 册作线装，每册为一卷。书名为《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扉页上印“敦睦堂藏板”的字样，故称敦睦堂本。这也是到目前为止的海内外孤本。
敦睦堂本是根据光绪本等清版续修的，编谱者未见明代各谱，但却包括清版所引的一些早期谱牒的内容。后来江西省博物馆从我这里得知此谱的存在，遂从宋名昇先生处转归该馆收藏。《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以下简称《宋氏宗谱》或宋谱）卷一{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056_1.bmp}（第一册）引前代诸谱序，谈到宋族的早期家史。这是在别的文献中无法看到的珍贵资料。
研究宋应星家世的另一资料是《方玉堂全集》。作者宋应昇虽以诗文见长，但特别注意宋族家史。丁文江先生二十年代时曾访求过此书，但终未得，这是因为清代乾隆年修《四库全书》时，要求各省进献图书，结果发现江西进献的明版《方玉堂全集》“语句违悖”，有反清思想，因之列入应予全毁之“**”，不许在社会上流传。此集在《清代禁毁书目。全毁书目》①中已经著录，学者多疑其久已散佚。出人意料的是，当我南下调查宋应星事迹时在赴南昌及奉新前，途经长沙停留访书，于1963 年3 月26 日（雨）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善本部中发现了一套明崇祯十一年（1638）原刻本《方玉堂全集》（图10），该书共四九卷，印以竹纸，板框高25.0、阔18.5 公分。书扉页有“宋元孔先生著《方玉堂全集》。奉新雅溪藏板”等字样。书首印有崇祯十一年（1638）香山伍瑞隆序、古虞赵士锦序、舒性序及作者手书体自序：“崇祯丁丑仲春月，宋应昇书于恩暑中”（图11）。也就是1637 年二月宋应昇写于广东恩平县衙中，当时他任恩平知县。宋应星参与了该书的校订，当时他在分宜任职，正在忙于刊行（天工开物》。《方玉堂全集》是宋应昇在1637 年写成，而刊行于1638 年。因为广东香山人伍瑞隆的序写于该年。此著为海内外孤本，十分珍贵，是研究宋应星的重要第一手资料，书首钤有“思十堂珍藏书画印”、“少甲蔡氏珍藏”等篆文印章，原归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收藏，后转湖南师院图书馆。此本过去{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058_1\.bmp}很少为人所知，因之长期置于书架上而未被利用。
书的第一册多为各书序及正文前二卷四六类（骈文），第二册为卷三四六类及卷四序类，第三册为卷五、六序类，第四册收卷七祭文类、卷八碑志类及卷九禅喜类、时务类。这部明版书幸免于乾隆年焚毁，而由藏书人秘密保存下来的。除明版外，江西省图书馆尚藏有一部清代增订的第二版，是宋应昇的曾①姚觐元编：《清代禁毁书目》，第216 页（商务印书馆，1957）；孙殿起：《清代**知见录》，第24页（商务印书馆，1957）
孙宋瑾（字方翼，号菊台）
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刊行，也印以竹纸。计八册二十六卷，分为诗稿及续诗稿、文稿及续文稿、碑文、序、启等类，比明版增收二册诗稿，是据家藏稿而补充进去的。首有“拔氏”“伟菴”及“张劼之印”等章，张劼（1883—1948？）为新建人，藏书家。按清高宗弘历（1711—1799）下令焚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则此清版亦躲避了焚**之火。
清版《方玉堂全集》早在30 年代为江西学者注意。1935 年吉水学者欧阳成先生受省府秘书长吴骏之托，对省教育厅崔翼等所编《江西乡贤事略》初稿的1935 年铅印本提出意见，因而用毛笔手书《江西贤乡事略审核意见书》二册，现亦藏于省馆。其中第二册第82 页对《宋应星事略》初稿所述应星“万历四十三年（1615）与兄应昇同举于乡，有才名，远近称‘双宋’”
一段，欧阳成写了下列重要补充意见：“拟据丁文江所撰《宋长庚传》及宋应昇《先母魏氏行状》改为：曾祖景，字以贤，嘉靖丙午（1546）官左都御史，卒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谥庄靖。祖承庆，字道微，庄靖第三子也，蚤世。父国霖，字巨川，廪生。万历四十三年应星年二十九岁，与其兄应昇同魁其经，应星名列第三，一时有‘两宋’之目，五上公车不第。”经过欧阳的这一补充，增添有关宋应星生年及其父祖的新资料，显然他是据清版《方玉堂全集》作出这些补充的。但欧阳成修订后的《江西乡贤事略》事后不曾出版。注意于此者亦鲜，直到1962 年南昌的黄长椿先生又结合《方玉堂全集》研究宋应星事迹，其成就又超出欧阳氏①。我很有幸，能于1963 年同时看到《方玉堂全集》的明、清两种版本，再结合《宋氏宗谱》等新资料研究宋应星及其家世，又开阔了视野。
现据上述各种资料考察宋应星家世。据八修宋谱卷一《江西奉新世系考略》引宋时（约1472—1551）于1549 年写的一修宋谱序称，江西有宋姓始于汉代的宋均，均任九江太守，乃定居于江右。待宋均下传至十四世孙宋钊，已至隋（589—618）。宋钊因隋未社会动乱，遂于唐初贞观元年（627）迁至新吴，这是奉新有宋姓定居之始。宋钊带家人定居奉新之后，于唐初建义井（今宋埠乡境内）作为居址。至北宋庆历年（1041—1048）义井为洪水所淹，宋钊子孙遂散于四方。这是就整个奉新宋姓而言者，宋钊是否为宋应星直系远祖，因早期谱牒亡佚，在清代诸谱中已不可考。但据宋立权、宋育德引《厚冈支谱序》云，宋末时宋瓒（字廷用，号福五）入赘于奉新义井之熊姓，由宋改姓为熊。熊瓒后来有二子，长子定五、次子定六。但定六于明初洪武十一年（1378）迁往本省修水县的厚冈，另立门户，是为旁支，也许仍从未姓亦未可知。但定六这一支与宋应星没有关系，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与宋应星有直接关系的是定五这一支，定五生于元代。宋应星的五世堂孙宋鸣琦在1834 年刊行的《六修族谱序》中说：“吾族自元以前本熊姓，二世祖定五公为剑江驿宰，娶于丰城宋氏，解组归。值元明鼎革之际，初避兵乱，嗣畏国（明）威，遂承宋氏姓。元孔公旧谱著之甚详。”①这里所谓“自元以前本熊①黄长椿：关于宋应星的几个问题，《争鸣》，1962 年7 月，第12—15 页（南昌）
①宋立权、宋育德编：《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卷一，第15—16 页（敦睦堂藏板，1934）
姓“，指的是熊定五之父福五（名瓒），即熊瓒，此人生于宋，而这里所说的”元孔公旧谱“，指宋应昇（字元孔）于1640 年刊行的宋氏族谱第三版，宋应星自然也会帮助哥哥从事这一工作。
宋应昇对宋氏家族史颇有研究，他主持续修的族谱，是整个族谱体系中第一个刊刻本。他从小就学于叔祖和庆的学塾，而宋和庆也同样是族史专家，是二修族谱（1602）的作者。因为时值万历三十年他完成此谱，所以当能掌握更多的早期家史资料，而他又喜欢向宋应昇讲述这些故事，使应昇从小就听到不少族史掌故。应异自己也承认：“余不肖髫（童年）时，读书于塘季公家塾者八年，所闻先世之盛甚详。”②塘季为宋和庆的号，可见他对宋应昇修族谱是有影响的。我们在当地了解到，牌楼宋村除宋姓居多外，也确有熊姓，而且在宋族祖茔地古墓中也有熊姓。明中叶以后，宋族因宋景的崛起而成为望族，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崇祯年间，与此同时，熊族却无法与之相比。然而对宋族历史素有研究的宋应昇，在其族谱中却肯于承认他们这支宋族的远祖一度姓熊，必有所据。否则为何会凭空杜撰出这个故事呢？根据宋应异、宋鸣琦这些明清族谱作者的考订，元末人熊定五因为在元代任过驿宰（邮政官员），娶江西丰城宋氏为妻，元明之际初避兵乱，又怕明王朝追究，遂从妻姓。
熊定五在明初洪武年间改姓宋，本是权宜之计。其实象他这样小官不会被新王朝追究，不改姓也完全可以。但说来也巧，定五的远祖也许正好也是宋姓，只不过是奉新的宋姓，而非丰城的宋姓，他一直在农村种田。定五有三子：长子德甫，娶徐氏为妻，次子德澄，幼子德清。从血统上看，德甫和徐氏是宋应星的直系远祖，也是奉新北乡宋族的远祖。因此宋鸣琦在1834年《六修族谱序》中又说道：“又考城头山德甫公妣徐氏墓碑，犹称熊母。
其所载诸子之名与谱互异，而媳氏又复相同，似系德甫公先尚姓熊，而后姓宋。是德甫公为吾族始祖无异。“①他指出旧谱之所以将德甫之父福五列为一世而将定五列为二世祖，不过是追源而已。宋鸣琦还认为，嘉庆十八年（1813）
五修族谱中将宋氏远祖一度姓熊的情节删去，是不必要的。德甫以前的史料不可详考，但从他以下直到宋应星以及其后人，世代谱系均斑斑可考。
为了验证宋应昇、宋鸣琦所提远祖一度熊姓之说是否有据，不必为谱牒记载所困扰，最好看看实物资料。1963 年4 月20 日，我曾冒着大雨来到宋埠乡城头山（今称大山，过去亦称戴家山、戴家园）。这是个土丘，上面长满灌木及野草，是宋族祖茔所在地。在那里看到德甫妻徐氏（1339—1402）
之墓，墓碑上刻有：“故熊孺人墓”、“生于前［代］已卯年（元至正五年，1339），殁于洪武三十五年（实为建文四年，1402）”、“孝媳妇詹氏、孝母熊十娘城头山作”等字样。这个墓碑告诉我们，德甫虽在明初一度从父定五姓宋，但熊家人仍然将其视为本家，甚至德甫的儿媳妇也持这种看法，所以称德甫妻徐氏为“熊孺人”。也就是说，至迟在1402年德甫仍被视为熊德甫，在当地并没有引起争议，后来长期内也是如此。因②宋应■：雪坡公传，载八修《宋氏宗谱》卷一，第28 页（敦睦堂，1934）
①宋鸣琦：《六修族谱序》（1834），载敦睦堂本《宋氏宗谱》卷一，第15—16 页（1934）
为这块墓碑一直完好地保存到现在。如有争议，凭宋家权势，这块墓碑应换上另外提法或拆除。德甫有四子：长子仲端（娶詹氏）；次子仲彰，三子仲刚，幼子仲礼。
我曾在城头山（即戴家山）祖茔地也找到仲瑞妻詹氏之墓，墓碑上刻的文字为：“故姚宋门詹氏孺人墓。男惟宁立。”此处所说的詹氏，正好是为德甫妻徐氏立墓碑的“孝媳妇詹氏”。值得注意的是，到德甫的儿子辈，即仲端四兄弟的“仲”字辈，已恢复宋姓，不再用熊姓。所以仲端的儿子（德甫之孙）惟宁便将母亲称为“故姚宋门詹氏孺人”了。熊族也不对此有异议。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从“仲”字辈起子孙繁多，家业日盛，仲端的幼弟仲礼“
未弱冠（未满二十岁）应选贡游太学，廷试第一“，有了功名，与原来熊姓本族人在家业、门第上已不相称。再加上仲端这一辈多”知书学礼“，追祖求源，及仲礼”葬京师，子孙呈请复姓“，遂得官府认可，正式恢复宋姓。
按宋仲礼生于洪武年而卒于永乐年，则正式复姓应是永乐年间的事。永乐元年为1403 年，考虑到1402 年去世的德甫妻徐氏仍被其子仲端妻（即儿媳）
称为“熊孺人”，则正式复宋姓不会发生于永乐初年，必是在此以后。由此可见，虽然宋仲端这一辈在永乐年起恢复宋姓，但事实证明仲端的父祖辈确是一度熊姓。墓碑上的文字和宋应昇的考订便是证明。
后世宋族人曾一度想否定其一世、二世祖熊姓的事实，乃篡改谱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