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前半生（1587—1631）
第三章前半生（1587—1631） (第2/3页)
他后来思想中的出发点。总之，他把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都接受下来。由于他的老师都属于社会下层人物，学问和品行较为端正，使他接受的积极思想因素要多一些，因为老师是宋和庆严格挑选出来的，目的在使宋家子弟受到较好的教育。看来他的学塾办得很成功，以至吸引了本县其他较远地方的非宋姓子弟也前来就学，而在这里的确造就了一些优秀人材，宋应星弟兄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支配宋应星努力学习的思想动力仍然是科举人仕的念头，这种情况保持很长时间。
当然，对于少年时期的宋应星来说，学习之余或节假日还有不少别的事可作。他是个爱动的孩子，自幼喜欢游历，除与兄应异在县内外走亲访友外，还与伙伴们登山远足。北乡离县城30 里左右，城北的狮山是常去之地，登上此山可鸟瞰全城及远处高山。从县城再向西北走五十里，便到越王山，相传是春秋（前770—477）时越王勾践伐楚屯兵之地，建越王城于此。在县西120里处有全县最高的百丈山，周围四十里，冯水倒出飞下千尺，为风景一绝。
唐代大智禅师开山创寺（百丈寺）时，唐宣宗曾潜游于此，相与赋诗。在百丈寺等名胜古迹可见唐宋元以来历代文人学士诗文碑记，这里留有不少名人足迹。登山瞭望，四周景色尽收眼底，既可发思古之幽情，亦可叹沧桑之变迁。在此饮酒赋诗、畅谈，确是别有风味。尤其一年四季这里都有不同景色，吸引着宋应星多次前往。宋代文人黄庭坚（1045—1105）咏百丈诗云：“万丈雄峰插紫霄，路当穷处驾仙桥。上观碧落星辰近，下睹红尘世界遥。螺簇山高青压压，练迤水绕绿迢迢。当门老柱枝难长，绝顶孤松叶不凋。才到秋初霜已降，每逢春尽寒方消。朝阳老衲针把长，度夏禅僧扇不摇。龙向池中兴雨泽，鸟依窗外奏萧韶。游人未必常居此，暂惜禅房宿一霄。”宋应星想必也会在此写下诗篇。百丈山是如此让人留连忘返，以至明亡之后应星兄应升想以身殉国，也选中死于此处。奈大雪封山，才在家中仰药而卒，已如前述。北乡是四通八达的开阔地，从此处东行便很快到达新建，再东行八十里便至省城南昌。这两处是人文会萃之地，同样有名胜古迹可寻，而新建更有宋家亲友。宋应星在奉新周围游历中留下了美好的少年回忆和早期的诗篇。
然而他这时主要时间用于学习。在这期间万历二十七年（1599）嫡母甘氏逝世，遗留下次兄应鼎，但已十八岁了。他们四弟兄葬母于高塘山，服丧后继续学习。
大约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宋应星十五岁时，他以优异成绩卒业于北乡学塾，取得童生的资格。他下一步目标是进入县学。然而明初规定每个县学中生员只有20 人，而各乡童生则很多，竞相涌人县学。于是出现竞争，须经三道考试均及格，才能得准进入县学校来学习。首先经县试，由县官在每年二月份主持，应考童生须作八股、试贴诗、经论等，依名次录取。合格者再于四月去所在府接受第二道府试，及格者再经受由省学政主持的考试。每次都淘汰下不少童生，最后每县只剩下20 人有资格成为县学生员或廪生。宋应星、应异弟兄经过层层筛选，都得及格，成为奉新县学廪生。他们每月得给廪米六斗的生活补助，从教谕那里接受较高的正规教育。教谕一般多是举人出身。宋应星进入奉新县学（图17）时可能是十六岁（1602），即万历三十年左右。一般要人庠九年，到他25 岁（1611）时，才修完学业。也就是说，在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九年（1602—1611）间，他青年时代是作为廪生在县学进学。在这期间除进一步研习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以及诸子百家书。宋士元说，应星“于关闽濂洛书，无不抉其精液脉络之所存，古文自周秦、汉唐及龙门、左国，下至诸子百家，靡不淹贯，又能排宕渊邃以出之。”所谓“关闽濂洛”中的“关”，指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1020—1077）及其陕西关中弟子建立的学派。闽学指在福建讲学的理学家朱嘉（113O—1200）学派，濂学则为濂溪的周敦颐（1017—1073）一派，而洛学是讲学于洛阳的程颢（1032—1085）和程颐（1033—1107）兄弟一派。由于宋应星淹贯宋人著作及诸子百家，使他对哲学产生很大兴趣，但“又能排宕渊邃以出之”，就是说既能深入钻研，又能独立思考。可见他此时已有了思想判断力。从他后来思想的发展情况看，他此时受宋学中张载学派的影响较大，但能吸取濂闽的学术成果。他青年时代还学习了周秦、汉唐以来的古文及历史书，包括《史记》（龙门）、《春秋左传》及《国语》（左国）以及《汉书》、《后汉书》、《晋书）、《三国志》、《新唐书》、《旧唐书》、《宋史》等。他所涉猎的诸子百家包括各学派的著作及农医历算等科学技术著作，如《山海经》、《荀子》、《论衡》、《昌言》、《政论》、《韩非子》、《老子》、《庄子》、历代史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糖霜谱》、《墨谱》及《本草纲目》等，还有一些文学著作。①宋应星在青年求学期间广泛涉猎了传统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打下广阔的知识基础，也培养他对哲学、科学技术、政治学、经济学和文艺方面的多方面的兴趣。这从他日后写出的著作中所引经史典故之熟练程度，便可得到证明。但他对诸子百家言与对宋四大家学说采取同样的态度，即“排宕渊邃以出之”，既能人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以吸取诸家思想精华为宗旨。
按照明代教育制度，县学生员还要接受岁考，由省学政主持，三年考两次，以文字优劣分为六等，三等以上及格者允许参加乡试。宋应星至迟在二十四岁，即万历三十九年（1619）时已顺利通过岁考，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而他在县学人读时期，由于弟兄都已成人成眷。所以在他十八岁那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弟兄们开始分家。原来统一的大家庭现在分为几个小家庭，自然财产也经受一次再分配。在第二章中分析了宋家田产1576年时充其量在一、二百亩之间，但此后一场无情火灾使他家蒙受经济财产上的重大损失，田产自然会减少。加之宋家的婚丧嫁娶又耗去不少资财。从1576年起经过28 年到宋应星四兄弟分家时，田产充其量在百亩左右，再一分为四，则宋应星一股所得到的不过25 亩田，充其量为50 亩。这同时宋应星娶枧溪余氏为妻，但先后生有二女而无子，父母催促他在库生时期再继娶本县王氏，仍不得子。遂再娶靖安舒氏，舒氏生了应星的第一个儿子，乳名周天，就是后来的士慧。应星在学期间成为他这一家之长。他母亲魏氏原来为大家庭操理家务的重担，从此得以减轻。母亲在分家后与应昇一家在一起，帮助料理孙子，且应异至孝，又身为宋家长子，有侍奉父母之义务。虽然应星与①潘吉星：天工开物所引文献探源，《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第199—203 页（巴蜀书社，1989）
胞兄应异分了家，但他们兄弟二人仍情同手足，不可一日相离者。应昇作为长兄，与其余两个同父异母弟弟也相处和睦，使他们这一大家四小家相互之间的关系融洽。只有幼弟应晶个性奇特，分家后离开雅溪农村，而携妻迁居于奉新县城附近另起一户。此人有异才，本可大有作为，只是对科举没有兴趣，以布衣终其身。他是较早与科举决裂的宋国霖之子。他之所以迁往城区，料想是其第二房妻为张相国之女，富贵家庭出身，不愿住在农村。也许因眷恋此妻，使应晶不再进取。因此他与科举决裂而并非出于对这种制度弊病的认识。
当宋应星入庠时，江西巡抚夏良心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在南昌刊刻了一部重要的科学著作，即湖广靳州人李时珍（1518—1592）的《本草纲目》52 卷（图18）。在这以前，胡承龙已于南京刊刻了第一版（1596）。这部书总结了中国历代本草学的成果，具有丰富的科学资料和思想内容，是明代高科学水平的巨著。问世后不胫而走，成为“士大夫家有其书”的畅销书。夏良心为广其传，乃于江西再版。江西本是《本草纲目》的第二版。宋应星早就对科学技术有兴趣，他家人中也有对医药有研究者，因而当他来省城参加府试之际，自然会从南昌书肆中看到刚出版的这部书。他后来在《天工开物》中屡次引用《本草纲目》，说明他早已熟读了李时珍的著作，而他在自然哲学方面关于新五行说的思想也受到时珍的影响。他还在求学期间研究了天文学及历法、乐律、语言文字之学及诗学等方面的著作，并丰富了这些领域内的知识。他可能还习过绘画，否则《天工开物》中那些优美的插图就不会设计出来，而这类工程技术画是不懂科学技术的画家或画工画不出来的。自然宋应星这时也学会弹奏某些乐器并与同学们学余时奔棋。他写的诗也不会少，因为他说：“束发即事沈郎”（《思怜诗序》）。“沈郎”指南朝诗人沈约（441—513）。此处转意为写诗，可见他在庠生时期作了不少诗。因此族内人说他“才大而学博”，自非夸张之词。他在青年时期随着独立思想的形成和智力的增长，也将自己的身体锻炼得很强健，但不是靠山珍海味或补品，平日只进粗茶淡饭，靠运动来健身。他坚持每天步行，而从北乡到县城或县城到郊外，往返几十里便是很好的运动。他认为“山中樵客食无酶（不进酒肉），热芋寒（粗茶淡饭）八十来”（《怜愚诗》第二首）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他靠山中樵客这种办法，最后也果能享寿80 岁。
宋应星是个事事务实的人，讲求实际，尊重实践。他又有求知的渴望，想对天下各种事物都要“见见闻闻”。这是他在青年求学期就已形成的个性。
不懂的事物或事物之道理可从老师讲课和阅读百家书中求得，但宋应星有一个独立思{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116_1.bmp}考的头脑和对前贤诸说怀疑批判的精神，不肯盲从。当他学到某种学说，总想与实际作个对比。比如在哲学领域中为什么他能接受王充、张载的思想呢？因为他将诸家之说对比后，认为王、张之说较符实际。
按宋明理学，枣梨之花只有吾心认为存在才存在，离开心（思维）则不存在。宋应星显然看出，当这些思想家睡觉或死亡即心思不再活动时，山上的枣梨之花照样盛开。因此他既要见见闻闻，又对见闻之事加以实践的检验。这就使他在青年时期思想中萌发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然而正如以后我们所看到的，他在这一时期内没有受到专门哲学上的训练，后来在表述其哲学思想时，时而存不周密之处，而他也没有把对任何见闻都用实践和理智检验的精神彻底贯彻下去。在他后期优秀的科学技术著作中残有思想废渣也就并非偶然了。他在青年时代培养起来的怀疑批判精神固然可贵，可是后来他到处用这种眼光看待一切尤其李时珍的某些本草学说，则又走人另一极端。然而总的说，还得肯定他在青年时期形成的思想和个性的积极之处。
自从宋应星入痒后，他不再象往时那样作单纯的郊游，而是注意于在新建、南昌等地以文会友，结交志同道合的知己。除老的亲友、同学外，这期间他还结交了新建的陈弘绪（1597—1665）和吉水的刘同升（1587—1645）
等人。弘绪比应星小10 岁，而同升则与应星同岁。他们都是名宦之后，后来都成为江西的著名学者。他们之间或是自行相识，或由别人介绍，不管怎样，却是一见如故，遂成终身之交。据刘同升回忆，他与宋应星订交始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戍（1610），①地点应是在南昌。因同升家居赣南，不易经常会面，二人约30 年再会。而陈弘绪离奉新甚近，得以经常往来，陈家藏书万卷，是吸引宋应星的地方。通过邓良知的关系，宋应星还可能结识新建的其他年青朋友。他现在有了自己的社会活动圈子。有思想的年青士子相聚，总不免谈自己身世、抱负以及学术和国家大事，这种交往对宋应星来说是有益处的。
陈弘绪和刘同升的父亲都是清官，与贪官污吏作过斗争，了解当时官场中的**现象。万历二十五年（1597）刘同升父任京师国子监祭酒之时，因秉公执法而被人诬陷，引疾归，几年后含冤而死。同升早年又受著名东林党领袖邹元标的思想影响，对明末社会政治持批判态度。陈弘绪与刘同升都是思想激进的青年，他们都立志要用自己的行动在今后的社会活动中与腐朽现象作斗争。当宋应星得知，这两位朋友的思想和抱负后，与之同感，恨相见之晚，遂互相激励各自作出努力以施展共同抱负。他们认识到，要想济国济民并与社会腐朽现象斗争，只靠在野书生的地位是不行的，必须通过科举挤人官场内部才能有实现政治抱负的能力和机会。基于这一认识，宋应星与他的朋友商定，首先是搞好学业，再力争科举成功，待人仕后再施展抱负。
因而我们看到宋应星思想中的一个演变。如果说少年时期的宋应星有科举人仕念头是为宋门增光、完成乃祖乃父未成之业的话，那么青年时代他有这一念头是出于更高一层的考虑，把科举人仕看作复兴社会、济国济民的手段和施展理想抱负的必由之路。他与兄应异交换意见后，也取得共同认识。
这就说明为什么他们兄弟二人在此后多年间不辞劳苦，甚至在北上会试途中甘冒丧失生命的风险而必求最高功名的原因。如果心中没有更高的理想激励，而单纯为个人、自家家庭目的的话，他们取得举人称号便应满足，倘仍不足，则会试三、四次失利之后也不会再作努力了。陈弘绪、刘同升、宋应星、宋应昇这些人此后的行动证明，他们参加科举决非单纯出于个人动机，而是受更高的理想抱负所驱使。判断一个人思想最好的尺度是他的行动；判①刘同升：宋长庚过访山中兼怀李匡山，载《锦麟诗集》卷八（南昌木刻本，1937）
断一个人行动的动机如何，不是看他自称如何，而是看他作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从第五章中我们会看到宋应星的友人陈弘绪、刘同升、姜曰广、曹国祺和他自己的胞兄宋应昇等人，在明末及明清之际为坚持正义事业而甘愿丢官，甚且敢于舍弃生命的慷慨悲壮的行动。如果我们还认为他们科举人仕只是为了求得名禄，就未免冤枉了这些明代的义士。与上述人比，宋应星在批判明末社会政治、揭露社会黑暗现象及坚持抗清立场等方面，是同样坚定的，只因其个人经历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封建社会里科举人仕的人多得很，但动机和思想都不尽相同，既不能一律否定，也不能一律肯定，要根据每个人的行动作具体的分析，而行动又同社会效果相联系，看这种行动是否利于社会前进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于宋应星少年、青年时代入学塾念小学拜师及人县学就读应试等事，文献资料中只略为提及，未指明具体年代。但今日为古人立传，便不能只以古代文献的片断记载为满足，要求把事件发生的经过及时间尽可能考证出来，又不能随意编造，因为历史与文艺创造毕竟是两回事。我们前述年代，是根据明代教育制度及士人一般成长过程，再结合宋应星具体情况推出的。
这样作，可使他前半生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有个时间顺序可寻。有的年代与实际情况可能间有出入，但准确年代我们又不得而知，盖文献不足微也。与其使事件杂乱无章、时间含混，不如理出个头绪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欣赏50 年代燕羽先生把宋应星生年推为1597 年左右的作法①，因为那时的确很少有人注意到长沙和南昌有关图书馆里收藏的《方玉堂全集》及欧阳成的手稿。
这总比说他大约生于万历年间较为具体一些，因为万历年（1573—1619）共47 年，人们不能由此得出有关宋应星生年的具体概念。更何况后来由于发现新资料，证明原来推断与实际只差十年，总比在47 之间游荡要好些。我们希望这次关于入学时间的推定基本符合应星的情况，但也许不会再有10 年的误差了。因为90 年代时对宋应星的了解要比30 年前多些。如果本书读者有证据提出更好的时间安排，或又有更新的资料发现，我们乐于接受，以便今后修改。
如前所述，宋应星至迟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二十五岁时已顺利通过省学政主持的岁考，而取得乡试考生的资格。而次年壬子（1612）正是乡试大比之年，宋应昇、应星有可能来南昌应试，但榜上无名。这是因为乡试竞争更为激烈，由全省各县历届的生员前来应考，一次不成再应试的情况是常有的事。他们兄弟在第一次乡试失利后虽感到有点沮丧，但并没有气馁，继续准备下次再试。而这就意味着要耐心再等待三年，才有再试机会。《明史。选举志》载，洪武十七年（1384）太祖朱元璋颁布《科举程式》法令。其中规定每隔三年逢子午卯西年八月在各省城举行一次乡试。转眼间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乡试之年又至，江西各路生员又齐集南昌。宋应异、应星作了精心准备后，1615 年秋八月从奉新赶到省城乡试考场。《科举程式》还规定，乡试分为三场。八月九日为第一场，考四书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三道题，另有五经义（《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及《春秋》）四道题。八月十二日为第二场，有论一道、①燕羽：宋应星《天工开物》（1956），载李光壁编：《明清史论丛》，第279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判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代古人立言。八月十五日为第三场，有经史时务第五道。第一场四书五经试中，考生可自选一门。《科举程式》又规定考题取四书五经中章句，答卷以排偶八股文体书写，每题写300 字以上，分为破题、承题、起讲、领讲、提比、中比、束比及大结等八股（八段）固定程式，紧扣命题书写答卷。考试由省最高行政机构布政使司主持，试卷由该司印成。卷首书考生本人及三代姓名、籍贯、年甲及所选本经。每场考试一大，黎明入场，傍晚未完卷者给烛三支，编号入室，官给笔札及饮食。乡试有主考官二人，多进土出身，有时亦由朝廷委派，同考官四人。考生用墨书卷，由謄录官抄以朱书并只写考生编号，交考官批阅。每卷经收卷、弥封、謄录、对读、受卷等程序处理，考场有专人监守。每卷由同考官先阅，写上评语，再交主考官批阅。因此一张卷便有6 名考官评语，然后定夺。只有三场考试及格者，方得中第。
称为举人，按名次发榜。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科江西乡试考题内容，我们一时没找到，却找到天启七年（1627）江西乡试有关档案①，特介绍出来以见一端。因为每年乡试都是这个格局，只不过具体命题在各年有所不同，从天启乡试足可想见宋应星参加的这次乡试。天启七年江西主考官是朝廷委派的翰林院编修倪元璐（1593—1644），监临官是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提调官是江西左布政使和右参议，监考官为按察司副使，而同考官自由江西主要府的推官及县令组成，多为进士出身。此外有印卷官、收掌官、试卷官、弥封官、受卷官等，都具名。第一场四书义考题为：（1）“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2）“从容中道圣人也”；（3）“皜皜乎不可尚已”。五经义考题为：《易》：（1）“在师中吉承天宠也”：（2）“益动而巽，日进无疆”；（3）“知以藏往”；（4）“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书》：（1）“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2）“监于先王成宪”；（3）
“用敷锡厥庶民”；（4）“率惟谋从容德”。《诗》：（1）“八月在宇”；（2）“君子攸跻”；（3）“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绳绳”；（4）
“有虔秉钺”。《春秋》：（1）“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僖公二年）；（2）“秋齐侯使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僖公三年）；（3）“春王正月公会齐”（僖公四年）；（4）“冬楚子使椒来聘”（文公九年）。《礼记》：（1）“庶民安，故财用足”；（2）“动已，而天地应焉”；（3）“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4）“清明在躬”。在五经中选答一种，答毕每经中之四题。按每题题意写出300 字以上的八股文。第二场论，是作文：（1）“圣人博闻多见，蓄德以待物”；（2）诏诰表（内科一道）：“
拟汉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苦教化之要“（始元元年）；（3）
“拟唐以马周为监察御史诰”（贞观六年）；（3）“拟上命儒臣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成，学士胡广等恭呈御览进表”（永乐十三年）。论①《明代登科录编》，第22 册，天启七年江西乡试，第1210—12123 页（台北：学生书局影印本，1977）
的内容主要让考生代古帝王虚拟诏诰，或代儒臣写表文。第三场经史时务策考题极其冗长，将在后面介绍。这是最后一道考试，一般从经史典籍中取出一事，然后发问，令考生作答。
现在转向万历四十三年秋八月宋应星、应昇参加的这次乙卯科江西乡试。查康熙《西江志。选举志》（1720），我们知道参加这年乡试的各地生员一万名，但经过三场考试均及格而中举人者只有114 人。其中有5 人在外省考中，本省考中者为109 人，均有姓籍可查，可谓百中取其一。乡试中第一名举人称为会元，这一年江西乡试的会元是安福人工绩灿，奉新人宋应星名列榜首居第三名，其兄应异第六名。奉新考生中只有宋家兄弟二人及第，且名列前茅，故时人称为“奉新二宋”。同榜中举的还有新建人涂绍煃（第四名），以及新建姜曰广、南昌万暇等人。涂绍煃及姜曰广既是应星弟兄的同年学友，后来还成为亲戚。“奉新二宋”在南昌与朋友话别后，凯旋而归，家人十分高兴。而正好这一兔年欣逢其生母魏氏的六十寿辰，这是应昇、应星两位孝子送给母亲的最好生日寿礼。家中双喜临门，操劳大半生的魏氏此时笑逐颜开。次年（1616）应星又喜得长子士慧，接着便是父亲的七十大寿，他们家的喜庆事接连不断。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现在宋应星以二十九岁之年而登乡试第，在科举之途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不管他自己怎么想，家人看来承庆、国霖这一支的后代终于有了科举功名，族人也当刮目相视。应昇、应星为实现其青年时代立下的壮志和理想，发誓继续进取，以求再拿下进士的功名。但他们这时想起了已故祖母大半生守寡、养育子孙的艰难困苦，遂趁中举的势头，恳请江西督学胡泰六为祖母授旌表彰，得允，遂为之建坊。国霖率全家老小告慰于承庆墓旁安息的顾氏灵前。顾氏有知，足可瞑目矣。
明代科举分乡试、会试，而以会试最关紧要。会试亦每隔三年一次，逢乡试次年即辰戍丑未年二月在南北两京举行，而以北京会试为主。但有时遇到皇帝登极或寿日，临时加设“恩科”，不一定非逢辰戍丑未，这属例外情况。参加会试的一般均为举人，考试程序类似乡试，但由礼部主持。在当年二月九日、十二日及十五日也分三场考试。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举人参加南京会试，其余各省举人则集中于北京贡院，（今建国门内大街中国社会科学院旧址），因之参加北京会试的人数最多。会试有主考官二人，均由朝廷任命，另同考官八人。试卷由礼部加印盖章，三场考试内容均同乡试，命题及答卷格式也类似。会试二场及格者称贡士，然后再由皇帝向贡士亲发策问于内廷，称为殿试，以定甲第。一甲三名为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二、三名称榜眼、探花。二甲若干名为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若干名为赐同进士出身。殿试在三月举行。凡中举的人一般都要参加会试，以求最高的科举功名（进士）。这对宋应昇、应星而言自然也毫不例外。
宋士元在《长庚公传》中提到宋应星“数上公车竞不第”。按汉代时用公家车马接送应举之人，后世因称举人入京会试为“赴公车”。“数上公车竟不第”，指应星数次赴京会试而不中。但具体多少次他没有言明，不过宋应昇在《方玉堂全集》中有“六上公车未辞苦”之诗句，于是吉水欧阳成于1935 年写的《江西乡贤事略审核意见书》中称宋应星“五上公车不第”，具体解明了宋士元没有说清之处。我们先前曾一度从欧阳之说，但现在看来还是宋应昇说得可信，的确是六上公车。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首先要弄清他们兄弟二人最后一次会试在哪一年，再看看在这一年前至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之间到底有多少次会试。宋应异在《先母魏孺人行状》（1632）
中说：“况不孝昇自庚午（1630）秋别母北征，遂成永诀。比辛未（1631）
秋授选“。庚午是崇祯三年，从这年秋北上，当然是为应次年即崇祯四年辛未之会试，因应昇落第，而不拟再试，遂于是年秋授选为浙江桐乡知县。这就是说，最后一次会试是崇祯四年辛未（1631）。
查彭孙贻（1615—1673）《明史纪事本未补编》卷二《科举开设》，载万历四十四年至崇祯四年之间（1616—1631）15 年内确有6 次会试：万历四十四年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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