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政治经济思想
第七章 政治经济思想 (第2/3页)
战，甚或捐躯。第二种是士气衰败的，他们为私利向统治者及上司阿谀奉迎，寡廉鲜耻，一心恋官，且不惜用各种卑劣手段捞到美官，贪图安逸，伪造政绩，遇敌则仓惶脱逃。问题在于，士气盛的文武官员居少数，常被排逐出官场或降调，甚至下狱论死；而士气衰的占多数，常得势而当权。由于当权官吏士气衰败，使明政权根基不稳，加剧危机局面。宋应星主张将旺盛士气重新振作起来：“夫气之衰者，上以功令作之，下以学问充之。兄勉其弟，妻勉其夫，朋友交相助，可返而至于盛。
不然长此安穷也？“（《士气议》）。就是说，当士气衰落时，上以考核与录用官吏的法令使之振作，下以教育方式使之充沛。亲属朋友互相帮助砥砺，则可使士气由衰而复返于盛。否则，长此以往怎么也会走到穷途末路之境。
他此处振作士气的方法是借用法令奖罚、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他认为士气盛衰可以相互转化，也是他士气论的基本思想之一，同样是辩证思维的产物。
当宋应星将其士气论思想用于分析军事问题时，正确解决了武器与人的作用及相互关系。军队作战要靠武器，他因此重视武器的作用。《天工开物。佳兵》章云：“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来尚矣。”就是说武器的功用是威慑天下，历史上任何明王圣君都要靠武装力量实现其统治及政治意图。这一章就专门介绍冷武器和火器，而且还指出：“火药机械之窍？变幻百出，日盛月新。中国至今日则即戎者（军人）以为第一义。”另一方面，宋应星又十分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特别是军事将领及其所率士兵的精神面貌，用他的话说即士气的作用。他主张将卒在战争中应保持旺盛的士气，将领以忠义①宋应星：《野议。士气议》，第5—6页（明崇祯九年原刻本，1636）
及勇敢激励士兵，就会鼓足其士气并提高战斗力。如交战双方人力、武器相当，则士气高一方必胜。他认为战争中人的因素是更重要的。他说：“吾人驭兵制虏，全在气概。”他这方面的其他有关论述，前已引用，兹不赘。既使用同一种武器，他也强调使用武器的人的作用。他指出，“凡造弓，视人力强弱为轻重？？彀满之时，皆能中的。但战阵之上，洞胸彻札，功必归于挽强者。而下力倘能穿杨贯虱，则以巧胜也。”（《佳兵》）明军有120 万，武器装备精良，拥有各种先进火器，从将军炮、佛朗机、鸟铣、炸弹到各种火箭，还聘请西洋军事顾问，最终仍败于人数及装置上居劣势的农民军和清兵。究其原因，不外象宋应星所说明政权军政**、用将不当、指挥不力等人事造成。真正有将帅之才、用兵得当且获大捷的袁崇焕将军，却被朝廷屈杀，这是自毁长城。古今军事史证明，宋应星关于求将之道、为将之道及武器与人的关系的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事与时运关系的思想中始终强调人和人事的主观能动作用。
如果说宋应星在《士气议》中主要议论文武百官的精神面貌以及其对国家盛衰的影响，那么，他在《风俗议》中则已将目光投向整个社会各界人士和社会风尚。所谓风俗，指一定时期内社会上流行的习惯、爱好和风气等等的总和，在宋应星看来，也同样是反映社会兴衰的一面镜子。他的“风俗论”
的主要论点是：“风俗，人心之所为也。人心一趋可以造成风俗；然风俗既变，亦可以移易人心。是人心、风俗交相环转者也。”①这就是说，风俗是由人的感情和愿望所造成的，人心即人的感情和愿望所趋，可以造成某一时期内社会上流行的某种风俗或风气。他所说的人心，与理学家所谓的“心”完全是不同范畴。人的感情和愿望是变化的，人心所趋亦随之变化，从而引起风俗的改变。反过来说，风俗一旦改变，又会移易人心。因而人心和风俗这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和转变。宋应星在这里既辩证地，而又唯物主义地阐明了风俗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与人心之间的相互关系。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在用于解释有关人心和风俗这类复杂的社会现象时运用自如，而且贯彻得十分彻底，几乎同我们现代的认识相一致。他的确是一位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他在这方面的高见令人叹为观止。在他的这一思想阐述中，任何有关鬼神、天运等唯心主义的外在因素完全被排除在外，人成了这一社会现象的主宰。
宋应星接下便将他的风俗论思想观点用来对社会承平之世和动乱之世的人心和风俗作了对比的阐述：“大凡承平之世，人心宁处其俭，不愿穷奢；宁安于卑，不求夸大；宁守现积金钱，不博未来显贵；宁以余金收藏于窖内，不求子母（放高利贷）广生于世间。今何如哉？有钱者奢侈日甚，而负债穷人亦思华服盛筵而效之。至称贷无门，轻则思攘（盗窃）而重则思标（造反）
矣。为士者日思官居清要，而畎亩庶人日督其稚顽子弟儒冠儒服。梦想科第改换门楣。至历试不售，稍裕则钻营入泮，极窘则终生以儒冠飘荡，而结局不可言矣。“②对这段叙述中个别地方或可容有异议，但整个精神是可以赞同的。
要点有二，一是说承平之世天下富足，但却人心节俭，不讲虚夸、有钱不放高利贷；二是说动乱之世民穷财尽，但却反而人心奢侈，崇尚虚夸。这当然也是相对而言，承平之世奢侈者亦不乏其人，然而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崇尚节①宋应星：《野议。风俗议》，第23 页（明崇祯九年原刻本，1636）
②同上俭，反对虚夸，更反对放高利贷。他认为某种风俗是一定时期内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产物，不是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抽象东西，所以他就用唯物主义观点解决了风俗产生的社会原因。
针对明末流行的追求利禄、卖官买官和高利放债的歪风陋习，宋应星在《风俗议》中揭露说，现在人心无止足之日。士人当上小官还要当更大的官，于是腐蚀上层官吏，靠送礼、贿赂而求得荐升，破坏了法纪。待他们得到较高官职后，俸禄不足以抵消行贿之所耗，于是再贪污受贿。而上层官吏更贪心不厌，谋求再往上爬，使用的是同样手段。这样在各层官吏之间贪赃狂法，都往上爬，互相倾轧，造成恶性循环。而官绅有钱，还要得到更多的钱，于是放高利贷，到时收不到本息便心伤亏本，而负债人走投无路，只好造反。
明末社会中追求当官、发财的不良风气，是一种社会瘟疫。当大官发大财，当小官发小财，小官要想当大官。无官无职者靠高利贷发横财。有钱可以买官当，化大钱买大官，化小钱买小官，当官后还可发财，最遭殃的是老百姓。
“升官发财”、“发财升官”这种伤风败俗蔓延下去，到头来就会象《孟子》所说“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①宋应星揭露的歪风陋习所带来的危害作用，正在于此。
与升官发财这种不良社会风习相关连的，是奢侈浮夸风。除了追求美食美居外，还表现在对时装追求方面。宋应星指出：“我生之初亲见童生未入学者冠同庶人；妇人之夫不为士者，即饶有万金，不戴梁冠于首”，但三十多年后，“今则自成童以至九流艺术、游手山人，角巾无不同；”甚至妇人亦戴梁冠。还有的印名片将自己的名字印得很大，“学问未大、功业未大，而只以名姓自大，亦人心不古之一端也。”更有的人无功名学业，只为夸吓乡人宗族，人京空走一趟，或买虚假文凭，或冒名顶替，或贿赂前门卖《缙绅便览》者，将其名刊之于上，伪称得各种官衔，以为荣耀之至，甚至变卖田产也在所不惜。“此又人心不古，而引人穷困归乱一端也”。鉴于这些不良风俗，宋应星主张移风易俗，树立起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心归正，使国家转危为安。“人心定而职分安，职分安而风俗变，风俗变而乱萌息”。（《风俗议》）
《尚书。五子之歌》总结统治者亡国失民的教训时写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人君者失其民，必失其国；欲治其国，必固其民。在宋应星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中，安民思想占有重要位置。为使明末社会危机得到和缓，他主张在吏政、军政、学政、财政和民政各方面实行变法，革除弊政、推行新政，希望朝廷能采纳。而实际上当时封建政权已民心丧尽，阶级斗争相当激烈，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造封建政权的反，从内部瓦解明王朝的统治，形成宋应星所说的“乱世”，当他写《野议》时（1636），农民起义军已将活动范围扩及半个中国，继续向纵深发展，明政权受到严重威胁。为分析农民起义原因，从中吸取教训，他写了《乱萌议》。其目的在于指出农民“犯上作乱”（武装起义）萌发的原因。他写道：“治乱天运所为，然必由人事所召致。萌有所自起，势有所由成。谁能数若列眉者？”这是说，社会的一治一乱由自然的运数所促成，然必由人事所引起。社会动乱的萌发自有其原因，局势的促成也有其依据。他认为对这些问题当时还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这是因为这类问题那时是相当敏感的政治问题，讲不好就会自招祸患，①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190 页（上海：时代文化出版社，1948）
故为政者几乎无人敢议。宋应星作为在野者，决定勇敢地就这类问题发表看法。毫无疑问，他是站在维护封建政权的地主阶级立场上作出分析的，因而将农民军称之为“寇盗”。但应当承认，他对农民起义爆发原因的分析，大部分是较为客观而属实的。比起那些昏庸顽固的当权派，他的政治头脑较为清醒、目光看得较远。
宋应星认为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二：（1）朝廷对广大农民横征暴敛、土地兼并及富家对农民的高利贷剥削过重，使他们勤苦耕桑仍饥寒交迫，被催征、催债逼得走投无路。遇有天灾更为悲惨，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实无生计可寻。（2）官府、大地主、乡绅借权势无端欺压、奴役百姓，视民如草芥，使百姓经年积下深仇大恨。具体内容以后还要论及。他所揭露的这两点，是对封建社会的控诉，也反映了封建政权对百姓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已到忍无可忍的地步，的确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原因。宋应星还认为，造成社会动乱的责任不在百姓，而在上层统治者，百姓是无罪的，其中绝大多数（95—97％）是好的。在他看来，农民造反是不得已而为之，完全是上层统治者、官府和下面的富豪、大地主乡绅硬逼出来的。他居然能有这样的认识，在地主阶级成员中算是有眼光的。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他建议朝廷立即无条件免除明崇祯九年（他写奏议的这一年）以前农民所拖欠的全部赋税，重新制订税法。从现在起只收鞭银，临时适当地收三饷，不要再加其他税目。待局势平缓，再完全免收三饷，进入正常的税收。他认为这样会使农民经济负担大为减少，只有使农民保持温饱，才能安心农业生产。免除农民这些负担造成的亏损，可由军内屯田解决一部分，亦可由朝廷及各级官府节省无益开支等方面得到补偿。他主张取缔高利贷，从各个方面减少对农民的剥削。他认为“民”与“寇”可相互转化，并向朝廷献策，“与寇争民”、“化寇为民”。对参与农民军的绝大多数只要不再造反，免予追究，利用发展生产的政策，把农民重新吸引到田间。各级官吏应爱民津己，廉洁施政，不得再逼迫并滋扰百姓，使民得安。铲除贪官恶吏，使民为快。
宋应星还主张革除对城市工商业主的各种烦苛税法，撤消或减少税务关卡，实行一次完税的一条鞭法，简化税目及征税程序，让工商业主有利可图，国家亦可从工商业复苏过程中得到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对于贫士，他主张根据实才授予功名，给以人仕机会，杜绝门径贿赂之风。他注意到明廷将大批贫士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使他们帮助农民军及清兵。在这方面他提出与农军及清兵争夺知识分子的问题。总之，他的安民思想是从发展农工商业、恢复社会经济与政治稳定的大局考虑的，让士农工商各得其所、各安其业，使社会由乱而治，再集中全力抗击清兵威胁，确保大明江山。宋应星把安民问题提到关系国家治乱兴衰的高度。他是地主阶级中有远见的有识之士。然而他并不了解，明末阶级斗争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任何安民政策都很难奏效，既不会被统治者所采纳，也不会为起义农民所接受，可以说为时晚矣。
他虽提出减收赋税的主张，并部分反映了百姓疾苦和要求，但毕竟不如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税”、“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更吸引群众。在农民看来，只有用武力教训上层统治者，才能使他们懂得其苛政所招致的恶果。因而宋应星的安民思想在封建治平之世尚有可为，而在乱世则不可为也。他在《野议》第一篇《世运议》中还认为“天下事犹可为”，而在最后一议《乱萌议》中则以“《野议》及此，涕位继之，不知所云矣！”来结束此书，正反映出他当时复杂而矛盾的心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宋应星特别关注的另一社会问题是国家的财政，因为财政乃一国之命脉。他注意到明末社会危机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民穷财尽”，而且认为只有摆脱经济困境，社会才能转危为安、由乱而治。所以他在《野议》中每一议几乎都涉及财政问题。看来他对理财颇有研究和一套思想。《民财议》在《野议》中的次序安排仅次于《进身议》，居第二位，可见在作者心目中除吏政是首要问题外，其次便是财政。这与封建社会内吏部与户部向来被视为政府六部中最重要二部的认识，是相当一致的。宋应星经济思想中最核心的，是他的财富观。他在《民财议》中写道：“普天之下，‘民穷财尽’四字，蹙额（绉额）转相告语。夫财（财富）者，天生地宜，而人功运旋而出者也。”
①这是说，所谓财富原蕴藏于自然界，运用人的生产劳动而创造出来的。这与他的“天工开物”思想正互为表里。《天工开物。膏液》章写道：“草木之实，其中蕴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凭借木石，而后倾注而出焉。”这是说，植物的子实中含有油脂，但不会自行流出，必须通过水火的作用、借助于木榨及石磨加工，而后才能倾注出油。因而在宋应星看来，社会财富的物质来源蕴藏于自然界中，但不会自行生成，必须靠人的生产劳动通过生产工具作用于物源，才能使之转化成有用之物或物质财富。简言之，财富是人通过劳动{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303_1.bmp}创造的。这是他财富观的第一层含义。
接下，宋应星在《民财议》中又写道：“天下未尝生，乃言乏。其谓九边为中国（中原）之壑，而奴虏又为九边之壑，此指白金（银）一物言耳。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也。
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粮食）、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池塘）之鱼耳。有饶数物者于此，白镪（白银）、黄金可以疾呼而至，腰缠箧盛而来贸者必相踵也。“
由于这段话相当重要，必须逐字逐句推敲其含义，首先要弄清一些词的意义。
文中“九边”为明代北方九个军事重镇：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及固原，均驻有重兵。“中国”指中原地区。“壑”本义是沟或坑，此处转义为空虚、贫乏。“九边为中国之壑”可理解为“九边比中原穷”或“中原比九边富”，有人理解为“以邻为壑”的“壑”（水坑），恐不确切。“奴虏”是明人用以称呼清政权的，它控制今东北一部分地区。
“财”指社会财富。“百货”与今义同，实际上就是《天工开物》各章中讨论的工农业产品。“白金”、“白镪”指明代作为货币而流通于社会的银，①宋应星：《野议。民财议》，第3—4页（明崇祯十年原刻本，1636）
或银钱。“阿堵”典出于《晋书》卷43《王衍传》，指金属货币。“山林之木”指山上种植的果木、树木及其加工品。“墙下之桑”不可只理解为墙下的桑树，而是含义更广，包括桑蚕及丝以及以桑为原料的产品，如桑皮纸。
“腰缠箧盛”指持金属货币（银两）前来贸易的商人。“有饶数物”指具有大量这类货物，如“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之鱼”等等货物。
只有将这些词义理清，才能了解原作者的思想。
根据我们的理解，宋应星上述那一大段话应语译为：“国家不发展生产，就意味着缺乏社会财富。有人说九边地区没有中原地区富，而东北地区又没有九边富，只是因为缺乏银钱。其实所谓财富，乃通指百货，并非专指钱币。
现在国家何尝缺少银钱呢！所缺少的是田里出产的粮食、山上种植的果木、树木［及加工品］、屋墙下种的桑［养的蚕以及丝绢］、池塘里养的鱼等等。
只要有大量这类货物，则黄金、白银便可以疾呼而至，腰带钱币的商人就会接踵而来贸易。“在宋应星看来，所谓社会财富乃通指工农业出产的百货，而非专指货币。这是他财富观的第二层含义。在他的心目中显然货币不是真正的社会财富，真正的财富是工农业各种产品，如粮食、丝帛、果品、木材及加工品（油脂、纸张、漆、墨、车船等）、鱼虾以及金属制品等等。货币本身不是财富，而是衡量财富物质载体百货的价值尺度及百货在社会流通时的经济媒介。宋应星认为明末经济危机所体现的”民穷财尽“
的“财”，不是指充当货币的白银，因为政府每年都搜刮到上千万两银，而国库亦存有大量银。白银并不缺，也不值钱，崇祯年间河南一石米值银150 两，百石米可换1.5 万两银。当时社会上奇缺的是工农业产品。这是国计民生所必需，亦是真正财富，有了这些便可通过商人贸易换来更多钱币。这正是宋应星的与众不同的高明思想。明末农业萧条，工业衰退，广大农民彼产，社会不能供应足够粮食及其余工业产品，这才造成经济危机。因而所谓“财尽”，指社会物质财富已经耗尽，不是银钱耗尽。
因此我们看到，宋应星的财富观实际上包括两层含义：（1）财富由劳动创造；（2）财富通指工农业百货，而非钱币。这是他对经济学原理的一项天才贡献。在此后139 年的1776 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才提出关于财富的类似概念。①在他以前，15—16 世纪欧洲流行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说认为金银货币就是财富，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在国内保持尽可能多的金银，而财富产生于商业贸易。18 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则认为农产品是唯一财富，而财富只产生于土地。但亚当。斯密在其《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l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或简称《国富论》一书中，既反对重商主义，又反对重农学派的上述论点，他争辩说：货币并不是财富，而财富是满足人们食衣住行等消耗所用的百货（consumable goods）；财富既不①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Vol.7 ，p.463（New York ，1967）；Christine Ammer； Dictionary of Businessand Economics，p. 428 （London，1984）。
产生于流通领域，也不产生于土地，而是产生于人的劳动。亚当。斯密认为，最富有的国家是能自行生产或从别处控制最大数量的百货的国家。他的学说反映了资本主义更高发展阶段的现状，为产业革命制造舆论。可以说在有关财富的基本观点上，亚当。斯密与宋应星不谋而合。这位英国学者写《国富论》时，研究了经济学说史，要是他知道在他以前中国思想家早已提出类似论点，他一定会把宋应星视作自己的直接先驱者。所以我们认为，宋应星的财富观值得在经济思想史中大书一笔。
为了评价宋应星的财富观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还可把他和他的中国先辈及同时代人的观点作一比较。《管子。八观》篇说：“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夫财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又说：“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言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故曰，时货不遂（充足），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
“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①此处所说的“时货”即应时物品，指各个季节的林牧副产品。在《管子》作者看来，社会财富指农林牧副产品，主要表征是谷物，其次是六畜、桑麻等林牧副业产品，因此观察一国财富情况，主要是“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和“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同时还认为社会财富主要来源于土地及劳动。这就是《管子》的财富观，可以说同18 世纪法国重农学派魁奈（FrancoisQues- ney，1694—1774）的学说是一致的，而且我们还可以说魁奈是直接或间接受到《管子》经济思想的影响。但无论是《管子》还是魁奈的著作，都没有把工业产品列入财富范畴之中。管仲和魁奈观察一国财富时，目光只集中于田间、山泽，而没有注视工业作坊。在财富观方面没有象宋应星和亚当。斯密那样全览工农业产品，是为不足。有人说《管子》中财富指谷物、桑麻、六畜、房屋等劳动产品和山泽、土地、沟渎等自然财富，又说《管子》财富观“与17 世纪的配第（WllliamPetty，1623—1687）观点相同”。①我们很难同意这种看法。首先，通览《管子。八观》全文，只将劳身作力的农林牧副产品列为财富之中，而不应包括山泽、土地、沟读等自然财富在内。其次，英国经济学家配第是重商主义者，他并不认为农业是财富唯一来源，反而将工商业（尤其商业）的地位放在农业之上。因而管子和魁奈的财富观相同，而二者与配第的观点正好相反。这是在我们考察西方经济思想史后得出的认识，愿与名公商略。
与宋应星同时期的明代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在财富问题上也发表了看法。他在崇祯三年（1630）六月九日奏上的《钦奉明旨条画屯田疏。用水第二》中写道：“臣窃谓欲论财，计先当论何者为财？唐宋之所谓财者，缗钱耳。今世之所谓财者，银耳。是皆财之权（衡量媒介）也，非财也。古圣王所谓财者，食人之粟、衣人之帛。故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也。若以银钱为财，则银钱多将遂富乎？是在一家则可，通天下而论，甚未然也。银钱愈多，粟帛将愈贵，困乏将愈甚矣。故前代数世之后，每患财乏者，非乏银钱也。”①显而易见，徐光启认为银钱或货币不是财富自身，而是衡量财富价值的尺度，在这一点上与宋应星观点相同。但光启认为财富主要是粟帛，①吴天颖：《管子经济篇文注释》，第76，73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
①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第12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①徐光启著、王重民校：《徐光启集》，上册，第237 页（中华书局，1983）
而应星认为财富“乃通指百货”，即泛指工农业各种劳动产品，而不只是粟帛，是为二人不同之点。相比之下，正如叶世昌先生所说：“宋应星的财富观要比徐光启的正确得多”。②顺便说，叶先生是将宋应星经济思想列入专门研究对象的一位中国经济思想史专著的作者，值得敬佩。还要指出的是，徐光启把自己主张粟帛为财富的观点归托于“古圣王”名下，以此说服崇帧帝接受这一主张。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实际上此经济主张来自西汉政治家晁错（前230—前154）的《说（shuì）文帝令民人粟受爵疏》或《贵粟疏》中“是故名君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从上述中外对比中可以看到，宋应星的财富观比古代《管子》和同时代徐光启以及18 世纪魁奈的观点更为周全与正确，而比17 世纪配第的观点高出一个层次。换言之，在宋应星以前很难在中外找出对财富概念的理论认识上超过他的人，只有比他晚一个多世纪后亚当。斯密才在理论认识上达到这一高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宋应星对基本经济学原理作出一项天才贡献的原因。就凭这一条，他就足以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占有一席不可抹杀的地位。
宋应星在《野议。民财议》中从理论上独特地解决了什么是财富的问题后，接着便阐述如何能增加国家财富，以摆脱国家财政困境，对付经济危机。
在这方面他再一次提出值得称道的经济学思想。他从其特有的财富观出发，自然会导出一个结论：增加国家财富就意味着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以便提供丰富的农工业产品。他并不看重金银珠玉，因为不代表国民财富。在他看来，国富意味着社会拥有最大数量的农工业产品，则通过贸易手段金银自然疾呼而至。在发展国民经济、增加社会财富方面，他特别看重农业的作用，推崇“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他在《天工开物序》中写道：“卷分前后，乃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就是说各章先后顺序安排，是根据这一思想原则作出的。因而讲粮食生产的《乃粒》章列于全书之首，《珠玉》章列于书尾。
6 世纪农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中也有类似表述。这种思想渊源于西汉政治家晁错。晁错向汉文帝上疏中说：“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
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①文帝因采取发展农工生产的政策，使国富兵强，民得以安，造成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宋应星非常向往这种治世。他推崇”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还表现在他将其书房称为”家食之问堂“，就是研究农工业生产学问的场所，比起他哥哥应异将自己堂名称”方玉堂“来，确是站在更高的思想境界上。
宋应星不将金银视为财富，还见于下列论述：“黄金美者，其值去黑铁一万六千倍，然使釜鬵斤斧不呈效于日用之间。即得黄金，值高而无民耳。”
（《天工开物。五金。黄金》）这是说，美金比黑铁贵一万六千倍，然设使铁锅、铁制刀斧等不呈效于日用之间，既使有黄金，其价虽高，却无用于民生。这同晁错的观点是一致的。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宋应星继承了古代重农主义的传统经济思想，但又不被此思想所局限，他也注重工商。《天工开物》18 章中与农业有关的占6 章，其余12 章与工商业有关，而农业6 章中也有②叶世昌：《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中册，第36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①晁错：〈说文帝令民人粟受爵疏〉，载《汉书。食货志》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第228 页（中华书局，1958）
与工业有关者。他在工业各章同样描述了工业品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工业，农业也难以发展，因为“世无利器，即般、倕安所施其巧哉？”（《锤锻》），没有农具，农民如何耕种？《天工开物）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将农工业生产技术放在一起综合论述的难得之作，就是因为这位作者同时兼有重农、重工的经济思想。从这个意义上看，他又不同于中国古代和西方18 世纪的重农主义者，因为他的视野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这又是从他的财富观中自然引申的结果。我们认为宋应星独具特色的的财富观是他全部经济思想的核心和出发点。
宋应星与传统的重农主义者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他对商业重要性的认识。从西汉以来，中国封建政权以重农抑商或重农抑工商为国策，以农为本，以商为末。“仕农工商”四民的提法中，士大夫和官僚居首位，而商人居末位。政府更颁布各种政策来抑制商业，这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来自政府的干扰。实际上有文字历史以来，任何一个社会没有商业，经济就无法运转，而将重农抑商政策刻板执行下去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宋应星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他高度评价了商业的作用：“人群分而物异产，来往贸迁以成宇宙。若各居而老死，何藉有群类哉？”①这是说人们分散于各地居住，货物又产于不同地方，只有通过贸易往来，才构成了社会。如果人各居一方而老死不相往来，又怎能构成社会呢？（《天工开物。舟车》）。他又说：“物有贱而必须，坐穷负贩。四海之内，南资舟而北资车。梯航（翻山越海）万国，而使帝京元气充然。”（同上）就是说，有些货物虽较贱，却是必需的，仍需经过商人贩运才能满足需要。中国境内贩运货物，南方靠船，北方靠车。经过翻山越海开展国内外贸易，才使京师繁荣起来。宋应星将东晋、南宋与晚明作了对比，认为明代商品经济比过去发展，他称之为“盛世”。从《天工开物》各章叙述中也可看出商业在农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性。例如景德镇瓷器厂生产中的釉料无名异来自浙江，北方造黄酒的药靠淮安供给，江西稻田中的农药砒霜产于湖广的衡阳，福建漳缎所用原料生丝来自四川等等，都要靠商人贩运，才能使这些生产得以进行。
商业之所以被宋应星看重，还因为它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商税在政府收入中所占比例相当可观。因而他在《野议。盐政议》中更提出“通商惠民”思想。由此看来，他在经济方面持“农工商并重”说，以农业为主体，以工业为辅佐，而以商业为农工业产品的流通渠道。他从国家全局考虑，认为农工商三者废一不可，必须都给以重视和扶持，国民经济才会全面而均衡地发展。当工农业发展后提供丰富产品时，由商业渠道梯航万国，才会使国家元气恢复。在宋应星以前，明嘉靖年间，政治家张居正（1528—1582）提出过“厚农资商”新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稿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若权衡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①他将农业与商业的关系比作“权衡”，即秤锤与秤杆的关系，二①宋应星：《天工开物。舟车第九》，中册，第29A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原刻本，1959）
①张居正：赠水户周汉辅榷竣还朝序，《张文忠公全集》，卷8（清同治年刻本）
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又互为利害。张居正在“重农抑商”及“农本商末”
传统经济理论占优势的时代里，能够替商业说几句话并将其与农业看作同样应予重视的部门，已经难能可贵。但至崇祯年问，阁臣徐光启又提出一反张居正的观点：“如古之法制贱商贾，尊农人”，仍主张重农抑商（前引《条田屯田疏》），在经济理论上倒退了一步。及至宋应星，不但重申与张居正同样的观点，而且比张走得更远。张居正“厚农资商”说中没有把工业包括在内，而宋应星做到了。宋应星的“农工商并重”说，亦可称为“厚农扶工资商”说，是对张居正理论的一大发展，使经济理论又前进了一大步，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大胆改造。
东汉的王符（字节信，号潜夫，二世纪人）曾对经济领域内“本末”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从战国以来一直主张“农本商未”，但王符认为：“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未。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囤积居奇）为未。三者为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未则民贫。”②在王符看来，农、工、商各自有其本及末，他主张农以耕桑为本、工以致用为本，而商以通货为本。如三者各守其本而去其末，则民富矣。他也是替工商辩护的思想家，这与传统理论认为只有农为本、其余均为末是不同的，也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大胆改造。王符已隐约表露出农工商在社会中都有存在的理由并都是富民途径的观点。宋应星对王符及其同时代的人仲长统、崔寔的观点是熟悉的。他抓住王符理论中一种新思想的萌芽，使之发扬光大，再将张居正观点中不足之处加以补充，从而完成其“农工商并重”说。这是宋应星对经济学理论作出的另一贡献。
宋应星从他的财富观思想出发，为医治明末社会经济危机症所开出的第一个药方，是大力发展农工商业，增加农工业产品，再借商业使农工百货流通于社会。本书第一章已介绍了明代工农业生产及技术均较前代有很大发展，以当时一亿工农靠高超技术辛勤劳动，本可为社会提供足够的农工产品及财富。那么为何到明末崇祯年间国家竟演变到象宋应星所说缺少“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之鱼”的地步呢？以农业而言，他告诉我们当时的现状是，除福建、江浙少数地区因人多地少、土地较少荒芜外，“其他经行日中。弥望二、三十里，无寸木之荫可以休息者，举目皆是。”
（《民财议》）“”北方自云中抵山海〔关〕，东方自成山抵蓬莱，荒闲生谷之地，广者百里，促（窄）者十里，弥望而是。“（《屯田议》）。按理说，农民是离不开土地的，为什么明末大片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农民”或己耕而田荒于避难“，家室流离，不是饿死，便是逃荒，甚且参加农民军造反呢？宋应星认为”所以至此者，之民何罪焉？“，就是说造成农业凋零的现状并非农民的过错。无非是天灾、**造成的。据统计，自明万历到崇祯（1573—1644）的71 年中，水旱饥疫等灾害就有68 年之多，受灾地区遍及全国。①此时饿殍满道，死者枕籍。但正如宋应星所说，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人事所召致（《乱萌议》）如果只是大灾，则《天工开物》中介绍各种抗灾方法，都在民间采用。既然**为主因，便应分析②汪继培、彭锋：《潜夫论笺》，第16 页（中华书局，1979）
①刘重日主编：《中国史稿）第六册，明史，第449 页（人民出版社，1987）
其表现形式，并采取消除措施，这样才能使生产复苏。前已简单提及**因素，此处冉予细述。
宋应星指出，造成农业凋零的一个重要经济原因，是封建统治者向广大农民借搜刮与加派赋税的方式实行残酷剥削的结果。另一原因是工商倒闭后，原有资本转用作高利贷，更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破坏了再生产。农民、工人见勤苦耕织而饥寒不得一免，甚且破家荡产，遂无生产积极性，而外出逃亡，最后参加农民起义。其结果造成大片土地荒芜、百里无谷无木的凄凉景象。不但农民如此，中小地主也见经营土地无利可图，纷纷变卖田产，自寻生计。整个国家眼看着坐吃山空。宋应星在《催科议》中专门揭露这种苛政。他写道：“自军兴议饷，搜刮与加派两者并时而兴。司农（户部官员）
之策止于此矣，节钺（兵部官员）之计亦止于此矣。已经寇乱之方，乱不可弭（止）；未经寇乱之方，日促之乱。夫使倍赋（增加赋税）而得法，民犹可堪。今赋增而法愈乱，纳广而欠转多（增税面广，拖欠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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