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历史地位
第十一章 历史地位 (第2/3页)
也在不同程度上为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鸣锣开道。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自然科学与唯物主义哲学、科学家与唯物主义哲学家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宋应星本人就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他是明末启蒙学派中往来于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两大知识领域之间的人物，也恐怕是难得的一位在这两大领域都有研究心得和著述的人物。他活动的这一特点，使他在明代学术界居于独特的地位。
明代学术界在各个领域比起宋元都有新的进展。在哲学方面，王夫之的理论体系集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之大成，精辟论述了关于物质运动变化、物质不灭和运动守恒的思想，成为有数的先进思想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历代本草学成果，把医药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徐宏祖（1586—1641）的《徐霞客游记》记载了中国各地名山大川的自然面貌，对岩溶地貌、溶洞和水文方面作了科学的描述，是地学史中的杰作。徐光启学贯中西，对西方天文、历算多有研究，其《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农业遗产的一大结晶。
方以智的《物理小识》除含传统中国科学知识外，也吸取了西洋科技成果，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则将农工两大领域的技术作了系统总结。宋应星是与同时代李时珍、徐光启、王夫之、徐宏祖和方以智这些人物相并列的。他们都是明末中国科学技术界中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
关于宋应星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关系，可以说李时珍是宋应星的前辈。
时珍年青时科举失意，甚至多次参加乡试连举人身份都未获得，遂弃儒就医，积多年努力写成《本草纲目》。应星也在科举方面失意，乃步时珍后尘，研究科学技术，他在撰写《天工开物》时，《本草纲目》成为他的主要参考文献。据我们统计，他曾直接引用达21 次之多，虽然并未在正文中标明出处，或只用“本草”二字表示。但宋应星在引用《本草纲目》中的科学资料时，也作了新的发挥，使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又深化一步。例如，《燔石》章称：“凡烧砒时，立者必于上风十余丈外，下风所近，草木皆死。”①这显然引自《本草纲目》卷十：“初烧砒时，人在上风十余丈外，下风所近，草木皆死。又以和饭毒鼠。”②但除此而外，宋应星详细介绍烧砒技术并给出烧砒图，指出砒石不但可毒鼠，还可用以与豆、麦种子拌合或蘸水稻根当农药用，这是李时珍未曾提到的。应星又指出：“凡砒石井中，其下常有绿浊水，先绞水尽，然后下凿。”这段话也见于《本草纲目》卷十引宋人寇宗奭《本草衍义》（1116）的记载：“坑中有浊绿水，先绞水尽，然后下凿取。”
但对砒石产地李时珍只列江西信州和湖广衡州，宋应星除列信州、衡州外，还列举河南信阳州，更提到衡阳“一厂有造至万钩（斤）者”，这都是新的补充。总之，凡宋应星引李时珍之说时，都能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挥、补充，甚至评论，然有时评得不尽得当。在自然哲学方面应星所受时珍影响已于第八章中陈述。与方以智比，宋应星是长①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册，燔石章，第61B —62A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本，1959）
②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0，第354 页（上海：世界书局，1937）
辈，二人相差24 岁，很可能是朋友。方以智学识渊博，几乎涉猎科学技术各个领域，并及西学，但治学时间晚，在技术方面常从应星著作中获得教益。宋应星比徐光启小25 岁，但他们在学术上似乎有点隔绝，两人地位及经历也不大相同。
徐光启进士出身，供职翰林院，累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又进太子太保，一度身为首辅，是当朝一品的阁老。他结交很多文人学士，在京与西洋人往来，并接触西学，又得以利用京师秘阁藏书。而应星身为偏僻县城未人流的教谕，与外人接触机会少，又无较好工作条件。但两人都有浓厚的科学兴趣，尤其农学方面。徐光启擅长天文历算，又著《农政全书》，对火器技术亦有研究，为应星所不及。但应星的长处是对农工业各领域技术都有造诣，徐氏未及的工业领域都由应星加以研究。他与同时代其他科学家相互采长补短，共同努力提高中国学术水平，各自作出贡献。
宋应星的历史作用表现在他对后世学术界和学者的影响方面。他的《天工开物》、《野议》、《论气》等问世后，很快就在社会上流传。与江西相邻的南直桐城学者方以智得到《天工开物》后，于崇祯末写《物理小识》时广泛加以参考。《物理小识》卷七金石部写道：“宋奉新曰，赤铜以炉甘石或倭铅（锌）参和为黄铜，以砒霜等药制炼为白铜，矾、硝等药制炼为青铜，广锡参和为响铜。初质则红铜而已。”①（图49）方以智在这段话中黄铜后面又加注云：“铜十斤，炉甘石六斤。用倭铅四，则红铜六，以袁郡自［来］风煤炭炼。”在响铜后也加注云：“铜八，广锡二”。这些论述均引自《天工开物。五金》章：“凡红铜升黄色为锤锻用者，用自风煤炭（此煤碎如粉，泥浆作饼，不用鼓风，通红则自昼达夜，江西则产袁郡及新喻邑）百斤，灼于炉内。以泥瓦罐载铜十斤，继入炉甘石六斤，坐于炉内自然熔化。后人因炉甘石烟洪飞损，改用倭铅。每红铜六斤，入倭铅四斤，先后入罐熔化？凡用铜造响器？皆红铜八斤，入广锡二斤。”①《天工开物》还说：“以炉甘石或倭铅参和，转色为黄铜。以砒霜等药制炼为白铜。矾、硝等药制炼为青铜，广锡参和为响铜，倭铅和泻为铸铜。初质则一味红铜而已。”②{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521_1.bmp}将《天工开物》所述铜合金部分与《物理小识》对比后，则可见主要内容完全一致，有的地方用句都相同，只是《物理小识》作了主要内容的提要。其中所说的“宋奉新”，就是奉新人宋应星。又《物理小识》卷七《冶铸》条云：“生铁铸釜补绽甚多，惟废破釜铁熔铸，则无复隙漏。釜成后以轻杖敲之，声如木①方以智：《物理小识》（1643），卷七，金石部，铜矿条（宁静堂重刻本，1884）
①宋应星：《天工开物》，下册，五金。铜，第7—12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本，1959）
②同上者佳。“这一段又是引自《天工开物。冶铸》章铸釜节，宋应星详细叙述了用生铁铸锅技术后写道：”凡生铁初铸釜，补绽者甚多，唯废破斧铁锅铸，则无复隙漏。凡釜既成后，试法以轻杖敲之，响声如木者佳。声有差响，则铁质未熟之故，他日易为损坏。“方以智将宋应星的原话加以提炼，写入其书中，类似情况还有不少。按《物理小识》成。书于崇祯十六年（1643），则可见宋应星的书问世后不足六年，就为方以智广泛征引。方以智是最先受宋应星影响的明代科学家，但因《物理小识》成于明亡前夕，未能及早出版，直到清初顺治、康熙之交（1661）才正式出版。
崇祯十年（1637）涂伯聚资助刊行的《天工开物》初刻本到了福建后，又引起刻书商杨素卿的注意。他认为翻刻此书会有销路，遂决定再版，雕版在明末已刻成，但未及发行，便遭甲申（1644）国变。杨素卿为使第二版《天工开物》在清代刊行，将书中“崇祯”、“国朝”、“我朝”等字样删去，作了适当改版后便在清初将书行销各地，从而使《天工开物》在清代继续发挥社会作用。这种作用在于，它为清代人留下了一笔有关农业和工业生产技术系统知识的科学遗产，使发展这类生产或研究这类技术的中得有所循并获得知识来源。清初统治者在镇压了南方的抗清活动后，巩固了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也进而提倡恢复并发展一度遭到战争破坏的农工业生产，这使《天工开物》有机会在清初传播，尤其是在南方各地区内。但通过商业渠道，此书也很快运销于北方。在清代流传的版本，主要以杨素卿的坊刻本为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杨本。在顺治（1644—1661）、康熙（1662—1722）和雍正（1723—1735）三朝，甚至在乾隆（1736—1795）的前半期，亦即17—18世纪的大约200 年间，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还在南北一些省份内流通，在北京、南京、福州等大城市内的书肆上还在出售。作为这一判断的事实依据是，在这一时期内此书从北京、直隶盛京一带流入朝鲜，又从北京流入法国，再经由江苏、浙江及福建通过商船运往日本国。很显然，在清初200 年间内不但中国人，甚至旅华的外国人都能看到这部书，它在清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先前从本世纪20 年代起流行一种说法，认为《天工开物》在人清后已经“失传”！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与前面列举的事实相左。如说此书入清后迅即失传，又如何解释它在17、18 世纪之间作为出口书物一而再地向东西各国输出？更何况传本一直为国内藏书家所珍藏，而且直到如今我们仍可看到。上述说法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此书在清初扬本发刊后，一直未曾多次再版，至民国初年较为少见而已。而当时急于访求此书的人又信息不通，未能在更广的范围内访求，因之遂有“失传”之说。现在看来，此说实有重新修正之必要。
从清初康熙到清末光绪（1875—1908）、宣统（1909—1911）年问的246年期间，《天工开物》一直不断地为清代学者所引用。让我们在这里列举实例加以说明。康熙年间进士出身的翰林院编修陈梦雷（1651—1741）奉帝命组织一班学者编写一部相当《永乐大典》的类书，在诚亲王胤（祉赞助下，积十多年努力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四月修成3600 余卷，名为《古今图书汇编》。雍正初年，复命经筵讲官、户部尚书兼文华殿大学士蒋廷锡（1669—1732）率众校勘重编，至雍正四年（1726）大功告成，凡一万卷一亿六千万字。经雍正帝审阅后，改名为《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这是比三十年后法国学者狄德罗在巴黎主编的《百科全书》规模还要庞大得多的巨型百科全书，也含有大量精美插图。《古今图书集成》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和经济六大汇编，每汇编下再分若干典，而典下有若干部，计32 典6109部。其中《博物汇编》分艺术、神异、禽虫、草木四典1120 部，经济汇编分选举、铨衡、食货、礼仪、乐律、戎政、祥刑和考工八典450 部。而在草木、食货、考工和坤舆等典中有不少地方的内容，直接取自当时在社会上流通的《天工开物》及其中的插图，但插图经过重新精绘（图50）。
几乎《天工开物》十八章内各节的全文都可散见于《古今图书集成》的有关典中。例如经济汇编。考工典第218 部机抒部杼考之十四，便转录了《天工开物。乃服》章中调丝图及文字说明（图50）。这部清初官修的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有雍正六年（1728）内府始印铜活字本65 部，最为珍贵。此后有光绪十年（1884）上海图书集成局铅字本、光绪十六年上海同文书局仿铜活字本石印本、1934 年上海中华书局影印雍正铜活字本等。①这是《天工开物》入清后第一次被大规模引用，它随《图书集成》一起首先由朝廷颁发各省，此后又通过多次重印而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图书集成》在收录《天工开物》时，将其中“北虏”等反清字样改为“北边”，其余文字则一如其旧。插图也基本保持原貌，复经内府画工重新润绘后制版。只要能看到《古今图书集成》，实际上也就等于能掌握《大工开物》的主要内容。
顺便指出，象《古今图书集成》这样的巨型书物在刊印不久，也通过商业渠道作为出口物运往国外。乾隆元年（1736）通过中国商人孙辅斋将《图书集成》运往日本长崎港，共三十箱。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立原杏所的《见闻书目》，其上册收有当时在长崎任书物奉行（进口书籍审理官）的深见新兵卫、桂山三郎左卫门于元文元年（1736）写的《古今图书集成本书考》，介绍全书梗概。在《耕织》项下称：“第百四十卷至百十九卷。右《农政全书》、《三才图会》、《天工开物》等内有之。”在《舟车》项下载：“第百二十一卷。右于《天工开物》、《三才图会》等内有之。此内海舶图未详，其名于《天工开物》内有之。”①先后运去一部600 套（函）9996 册、目录40 卷2 套（函）32 册。这部书引起日本朝野上下的极大注意，被称为“天下无双之珍本”。明和元年（1746）全书收藏于德川幕府的御文库中。
明治维新后幕府藏《图书集成》移人太政官文库，后又由明治天皇勒命借与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但1923 年关东大地震时被毁。当《图书集成》运到日本后，其中所收《天工开物》已受到格外注意，因而长崎审书官深见新兵卫写给幕府将军的报告中，特意提到此书。
乾隆二年（1737），勅命翰林院官收集古代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论述，汇编为一书，由太子太保军机大臣鄂尔泰（1677—1745）任督修，乾隆七年（1742）书成，定名为《钦定授时通考》。全书共78 卷，分为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等八篇，体裁严谨、征引周详，文图并茂。其中《土宜》篇下又分辨方、物土、田制、水利等项，《谷种》记载农作物各论，《功作》篇记从垦耕到收获的整个农业生产过程，《蚕桑》篇叙述植桑养蚕的整个过程。此外附有《桑余》，收集木棉、麻、葛、蕉等纺①吴枫主编：《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第194 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①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研究》，第30O—312 页（京都：同朋舍，1984）
织材料。此书是清代官修的一部较大型的农业资料汇编，除武英殿内府刻本由朝廷颁发各地外，更有省刻本及重刻本多种，在清代广为流传。在这部大型官修农书汇编中，同样有许多地方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正{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257_1.bmp}文及插图。如《授时通考》第20、23、26、34、35、36 及37 等卷，都整段地摘录《天工开物》中的《乃粒》、《乃服》、《粹精》等章。这是进入清代以后《天工开物》第二次被大规模引用。例如《授时通考》卷34《功作》篇播种项下载大豆播种时，便引《天工开物。乃粒》章有关寂（大豆）那一节的论述（图51）
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先后两次大型官修书中，都把《天工开物》大量地收录其中，而且都经皇帝审定过，说明在这一百多年间内宋应星的著作还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作为一部重要科学技术书存在。在《古今图书集成》和《授时通考》的编纂过程中，《天工开物》仍在内府文库藏书中。编辑们必拥有不止一部刊本。除清初杨素卿本外，实际上明刊涂伯聚本也还存在。正如第十二章将要谈到的，《天工开物》从17 至18 世纪传流到日本、朝鲜和法国，都是在中国得到的，其中明、清两种版本都是从书肆上买来的。如东京静嘉堂文库所藏明刊涂本，书首铃有中国人的藏书章。其中之一印文为“宜尔子孙”，另一印文为篆字“长海平氏清玩”。这说明这部对日出口的《天工开物》，是清代藏主长海平氏那里出让的，辗转到了对日贸易船主手里。当时向长崎通商的多是江苏、浙江及福建的商船，船主所购书籍首先来自南京、杭州、苏州、福州等地。这就暗示，在这些地方直到乾隆年中期以前还可找到《天工开物》。
但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四库全书馆”，始修《四库全书》，乾隆帝弘历数次下诏各省访书呈送京师，以资收录。任命刘统勋、于敏中等16人为总裁，纪购、陆锡熊、孙士毅力总纂官，以陆费墀为总校官。参与此事者共4403 人，他们编选书目、辑补均残、校勘文字、订正讹误，删去“邪佞不雅”之言，改正有辱清廷之语，抽毁有反清思想之作。历经10 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完成一部手写本，凡6144 函，26，078 册，大约10 亿字，分经史子集四部44 类又66 子目，每书首冠提要一篇。①其编书来源包括内府及翰林院所藏书，各省采进及私家呈献以及当时社会通行之书。实际上弘历这个统治者也阴谋趁此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图书大审查。他即位后因满清统治业已巩固，便加强思想文化控制，大设文字之狱。他下令对各地①吴枫主编：《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第241 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采进来京的图书进行审查，凡有反清思想的著作要统统焚毁，这比秦始皇焚书规模还大。果然，在江西采进的图书中有宋应星胞兄宋应异的《方玉堂全集》，还有与宋应星关系密切的一些亲友的著作，被审书官发现其中有反清思想，因而列为“应予全毁”的“**”。这在《清代禁毁书目》中都有所著录，著录虽仍不全，但数量亦相当巨大，大多为明代著作或明清之际著作。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书，虽没有在《清代禁毁书目》中著录，但因有其兄《方玉堂全集》出事，想必也受到某种影响，更何况清代被宣布为**的明人著述中一些地方也提到宋应星其人，而《野议》有不少地方反清思想激烈，连《天工开物》这部技术书中也有反清思想。例如《佳兵》章将清政权称为“东北夷”、“北虏”，而火器“万人敌”的插图中绘有明守城者从城下掷万人敌，将身披清兵服装的攻城者炸得粉身碎骨，而这正是宋应星友人陈弘绪守晋州时对付清兵的有力武器。陈弘绪在其文章中曾明确记载此事，而他的全部著作一律列为**。种种原因使《天工开物》这部中华民族的优秀科技杰作竟然被拒之于《四库全书》之外。弘历这个统治者也是出尔反尔，他即位初期还容许由他“钦定”的《授时通考》收录《天工开物》。
但在位四十多年后，还是由他“钦定”的《四库全书》，便将《天工开物》排斥在外。因为《四库全书》中没有收《天工开物》，便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该书在社会上流通。只因为《天工开物》中政治思想不合清统治者胃口，便使此书受到冷遇，这是乾隆帝弘历摧残科学的一个罪过。顺便说，我们从科学史角度对弘历极为反感，他远没有其父祖辈雍正帝、康熙帝和顺治帝那样对科学的兴趣。他在位时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来愈大，但他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没有采取什么有力措施发展科学，倒是爱听西洋音乐、欣赏西洋绘画。弘历是个不懂得科学技术意义的昏君。
弘历下的焚书令，毕竟焚不尽全国各地的反清著作。《方玉堂全集》不但明崇祯年刊本保存下来，而且乾隆二十四年（1759）宋应昇曾孙宋瑾修订的第二版也保存下来，而康熙二十八年（1689）刊行的陈弘绪的《陈士业先生集》则保存下来的还不止一部。至于说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野议》等作品，{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530_1].bmp}也仍然不绝于世。我们今天正有赖这些免遭劫难的作品，才能为宋应星写出个较详细的传记。这是对弘历及其奴才们的一个绝妙的讽刺。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天工开物》仅仅因为政治上原因在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间（1773—1782）被拒收入《四库全书》之际，《天工开物》漂洋过海到达日本国时，却受到格外欢迎，并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因需求者日众，浪华（今大阪）书林营生堂得到江户幕府最高统治者德川家治（1747—1786）的许可，于明和八年（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刊行和刻本，此后又于文政十三年（清道光十年，1830）再版。这部书在东邻日本开花结果，而北京翰林院里的《四库全书》编纂官们竟对此事毫无所闻，其麻木不仁与信息之闭塞由此可想而知！退而言之，既使他们知道，也未必敢于上奏。当我们研究中日两国比较科学史时还不能不指出，乾隆年间中国已有各种重要科技著作差不多都由商船运至日本，为彼邦人所用。反之，江户时代日本出版的优秀科技著作，包括翻译的兰学作品，中国却几乎没有任何进口，而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从各国吸取一切有用的成果，不管来自何方。
中国直到19 世纪的清末才认识到这种必要性，但已为时太晚了。①不重视科学的清政权，受尽列强国家凌辱，此为恶报。
尽管在编纂《四库全书》的短暂时期内，宋应星的科学著作一度受到冷遇，但其学术价值仍为中国有识之士所确认。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年间著名学者吴其濬（1789—1847）对《天工开物》便很重视。吴其濬字沦斋号吉兰，河南固始人，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嘉庆二十二年（1817）状元，授翰林院修撰，道光十七年（1837）累官至兵部左侍郎，旋迁湖广总督、湖南巡抚，道光二十三年（1843）改浙江巡抚、云南巡抚，云贵总督，二十五年（1845）调福建巡抚、山西巡抚兼管盐政，二十六年引疾归。他虽然多年担任正二品高级地方官，但在各地宦居及游历期间对科学技术颇感兴趣，并经常脱去官服至下层专门调查采访，是一位有真才实学、名符其实的状元。其濬多才多艺，还善于书法及绘画。他是清代屈指可数的有成就科学家，对农学、植物学和矿采冶金技术都有深湛研究，而且身后留有著作传世。当他在山西巡抚任内，对解池制盐技术也作了调查，但此时身染重疾，辞官归里。道光二十七年（1847）卒，享年五十九岁。这样年纪便去世，是很可惜的。60 年代初，我曾至其故里，据固始县长讲，吴家后人保有其大量手稿，但因不识其价值，50 年代时竟作糊墙云云。及再访求，竟无所得。但有幸后来得见其手书条幅二件，算是可贵的遗物。
当吴其濬领兵部左侍郎衔任云南巡抚时，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写成《滇南矿厂工器图略》一书。全书共二卷，叙述云南各矿厂开采的沿革、现状，矿产种类、采炼方法及工具等，附插图。这是作者在当地实地调查后写出的，插图由云南东川府知府徐金生绘辑。在这部书里吴其濬引用了《天工开物。五金》章关于云南采炼银矿的大段叙述，以附录形式收入书中，而且还对宋应星原文一些地方作了小注，说明清代的新情况和一些术语上的变化。所须注意者，吴其濬在引《天工开物》正文时，将宋应星原用小字加的自注，归入正文。对有些字作了校勘。例如“铺”改作“舗”、“朵”改作“堵”、“定”改作“锭”。吴其濬将他本人加的注用小号字刊出，他对这段引文标以“附：宋应星《天工开物》”之标题。鉴于一般读者不易看到《滇南矿厂工器图略》原著，我们特将其中所录《天工开物》之引文及填加的注全文抄载于下：《滇南矿厂图略》对《天工开物》之引文及注①潘吉星：西洋科学受容日中比较研究一例（1987 年12 月12 日，东京成蹊大学太平洋研究一讲演）
“凡银中国所生，合浙江等八省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唯滇中可永行也。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镇沅又次之。
凡石山铜中有铆砂，其上现磊然小石，微带褐色者，分丫成径路，采者穴土十丈或二十丈，工程不可日月计。寻见银苗，然后得礁砂所在。凡礁砂藏深土，［如］枝分派别，各人随苗分径横挖而寻之。上稽横板架顶，以防崩压，采工篝灯逐径施钁，得矿方止。
凡银苗或有黄色碎石，或土隙石缝有乱丝形［状］（按今称马尾丝），此即去矿石不远矣。凡成银者曰礁，至碎者曰砂，其面分丫若枝形者曰铆，其外包环石块日矿。矿者即今之硖大者如斗，小者如拳，为弃置无用物，其礁砂形如煤炭（即今人药酥，为银矿高者底衬石今称棚座，此即座也），而不甚黑，其高下有数等。商民凿穴得砂，先呈宫府验辨，然后定税（按：“商民凿穴”二句，涂本原小字注，分编入正文）出土以斗量，付于冶工，高者六七两一斗，中者三四两，最下一二两。其礁砂放光甚者（今之明矿）精华泄漏，得银偏少。
凡礁砂入炉，先行拣净淘洗，其炉土筑巨墩，高五尺许，底铺瓷屑、炭灰。每炉受礁砂二石，用栗木炭二百斤周遭丛架，靠炉砌砖墙一堵，高阔皆丈余。风箱安置墙背，合二三人力带拽透管通风，用墙以抵炎热。鼓鞴之人方克安身。炭尽之时，以长铁叉添入。风火力到，礁砂熔化成团，此时银隐铅中，计礁砂二石熔出团约重百斤，冷定取出。另入分金炉，一名虾蟆炉，内用松木炭匝围，透一门以辨火色，其炉或施风箱，或使交箑。火热功到，铅沉下为底子，其底已成陀僧样，别入炉炼成扁担铅，频以柳枝从门隙入内，然后燃照，铅气净尽，则世宝凝然成象矣。（煎炼法今更精简）此初出银亦名生银。倾锭无丝纹，即再经一火，当中止现一点圆星，滇人名曰茶经。逮后入铜少许，重以铅力熔化，然后入槽成丝。丝必倾槽而现，以四围匡住，宝气不横溢走散。其楚雄所出又异，彼铜砂铅气甚少，向诸郡购铅佐炼（今所谓干镀）每礁百斤，先坐铅二百斤于炉内（即今罩法）然后扇炼成团，其再入虾蟆炉，沉铅结银则同法也。此世宝所生，更无别出。方书、本草无端妄想妄注，可厌之甚。
大抵坤元精气，出金之所三百里无银，出银之所三百里无金。造物之情，亦大可见。其贱役扫刮泥尘，入水漂淘而煎者，名曰淘厘锱（今日淘塃洗澡），一日功劳，轻者所获三分，重者倍之。其银俱日用剪斧委余，或鞋底粘带，布于衢市，或院字扫屑弃于河沿，非浅浮土面能生此物也。凡银惟红铜与铅两物可杂成伪，然当其合琐碎而成叛锭，去疵伪而造精纯，高炉火中坩埚足熔，撒硝少许，而铜尽滞锅底，名日银锈，其灰地中敲落者名日炉底。将锈与底同入分金炉内填火土甑之中，其铅先化就低溢流，而铜与粘带余银，用铁条逼就分拨，井然有紊。人工、天工亦见一斑云。“①①吴其■：《滇南矿厂工器图略》，上卷，第25 页（道光二十三年原刻本，1843）
试将吴其濬引文与宋应星原著对比后，发现他将宋应星在《五金》章有关银的那一节主要内容都作了摘引，只是开头处省略了一些文字。宋应星原说：“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旧有坑场，国初（明初）或采或闭。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则宜阳赵保山、永宁秋树坡、卢氏高嘴儿、嵩山马槽山，与四川会川密勒山、甘肃大黄山等，皆称美矿。其他难以枚举，然生气有限。每逢开采，数不足则括派以赔偿，法不严则窃争而酿乱，故禁戒不得不苛。燕、齐诸道则地气寒而石骨薄，不产金银。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唯滇中可永行也。”①吴其濬则将这一大段话压缩成为：“凡银中国所生，合浙江等八省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唯滇中可永行也。”除此以外，该节的其余部分几乎是全文照抄，所不同者在于，宋应星正文内有小字自注，而吴其濬将其归入正文，而以他对宋应星原文的注标以小字。根据吴其濬的说明，看来云南采炼银技术从明代崇祯年至清代道光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而宋应星所描述的云南炼银技术，经吴其濬在当地生产现场核对后也证明是准确的。
当吴其濬在湖广（今湖北、湖南）、江西、云南、贵州、福建和山西等省任职时，还在所到之处采集植物标本，收集前人著述和当地人经验对各种植物作了细微研究，并精工绘图，著成《植物名实图考》一书，初刊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是在作者逝世后出版的。全书共60 卷，分两部分，一为《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 卷，收植物838 种，分谷类、蔬菜、山草、石草、隰草、蔓草、芳草、水草、毒草、果类、木类等11 类，收集各种有关文献。
一为《植物名实图考》38 卷，收植物1714 种，分12 类，除《长编》11 类外，另加群芳一类，分载每种植物形态、性味、产地、用途等，体例及分类沿用李时珍《本草纲目》。这部书具有很高学术价值，成为今天植物学家考订植物种、属及固有名称的重要参考文献，在日本及欧美国家也受到推崇，是近代植物学史中一部力作。在该书《谷类》部分，多次引用《天工开物。乃粒》章论稻、麦、菽（豆）、稷黍、粟粱、荞麦等有关节的论述。除此以外，在道光年间由傅野山房纂编的火攻书《祝融佐治真诠》一书，在自叙中列举参考文献时也提到宋应星的著作：“后之人师心创造，如宋应星《天工开物》图纪所载？？".①这部书未有题作者是谁，但他在1842-1846 年间写《祝融佐治真诠》时，显然是参考过《天工开物》。
到了清代同治（1862—1874）年间，又出现一次大规模引用并研究宋应星科学著作的**。这次**是由刘嶽云（1849—1919）掀起的。刘嶽云字佛青，江苏宝应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生，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学识渊博，兼通西学，对中西科学都有研究。同治九年（1870）著《格物中法》一书，共十二卷，分气、水、火、土、金、木、蠕动、机巧、神化、图说及杂识等部，旁征博引历代经史及百家著作中有关科技方面资料，并分类汇编，加以按语。在体例上类似陈元龙（1652—1736）于雍正十三年（1735）
发表的《格致镜源》这类有关科技方面的小百科全书。但刘嶽云与以往类书作者不同，他不只限于将前人著述分段摘出，再予归类罗列，而且还对有关条目陈述己见，辨明是非，这是非常难得的。因而他的这部书便具有学术意义。清代著名科学家京师同文馆数学总教习李善兰（1811—1882）1872 年①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下册，第4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本。1959）
①《祝融佐治真诠》序言，第1 页（傅野山房辑，道光年原刻本）
在致刘嶽云的信中说：“前年（1870）蒙寄书，已悉大略。兹复蒙示数卷，乃知征引群书至数百种之多，又多人间罕见书，其证西学皆确有见地，与耳食附会者不同，此本朝绝大著作也。幸早刻，俾予暮年见之。”②此书传本少见，我仅在国立北京图书馆等数处可以看到，但现传本只有前六卷，我们在许多地方访求，仍不见其余六卷。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所藏，与北京图书馆藏本一样，亦只有六卷。看来作者此书的余下六卷并未问世。1971 年台北中学生书局据哈佛本曾影印出版。该书原定为插图本，图录放在后半部，但因后半部未出，故现传本只有文字而无图，颇为遗憾。
刘嶽云的《格物中法》现存前六卷，每卷又分上、中、下，共12 册，其卷二水部、卷三火部、卷四土部、卷五金部及卷六木部（植物）引用《天工开物》最为集中，几乎包括其中《乃粒》、《乃服》、《作咸》、《甘嗜》、《彰施》、《膏液》、《陶诞》、《杀青》、《五金》、《燔石》、《锤锻》、《蘖》和《珠玉》各章全部内容。他处理的方法是从《天工开物》一段一段地摘录出原文，再按每段内容分类在他列举的各有关部中，然后用“嶽云按”的形式写出自己评语。评语包括对所引原文的补充解释、订正，有时用近代科学资料说明其所以然之理。这里拟举例介绍他是如何处理前人著述的。《格物中法》卷五上《金部》引《天工开物。五金》章所说“水金多者出云南金沙江，此水源出吐蕃，绕流江府，至于北胜州，回环五百余里。出金者有数截”时，接下写道：“嶽云谨按；此金之出于水者，然虽自水中淘取，亦由附近山中有沙金，为水漱出故耳，非真生于水中也。故寻金脉者，视水中有沙金，即可细审自何山中漱出，而觅得其矿。”①这是对宋应星论述所作出的正确解释。
《格物中法》卷五下《金部》引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章倭铅（锌）
节所述“其质用炉甘石熬炼而成，？？每炉甘石十斤，装载入一泥罐内，封裹泥固，以渐砑干，勿使见火拆裂。然后逐层用煤炭饼垫盛，其底铺薪，发火锻红，罐内炉甘石熔化成团。冷定毁罐取出，每十耗其二，即倭铅也”①时，接下写道：“嶽云谨按：炉甘石即白铅矿也。色黄者西人所谓锌养炭养二矿，色红者西人所谓锌养矿，色白或青或绿，与铅砒相杂之矿。
若与硫相合之矿，色黑。“②按”锌养炭养二“，写成化学式即为2，亦即znCO3.炉甘石西文旧名为ca1amine，今学名为菱锌矿（Smithsonite），其主要成分确为碳酸锌ZnCO3，与刘嶽云所述相符。由此可见，其《格物中法》不只大量摘引《天工开物》，还对之进行评论和注释。同治年间的刘嶽云，是中国人中能用近代科学眼光研究《天工开物》之第②毛之水：格物中法影印本引言，《书目季刊》，6 卷，2 期，第106 页（台北，1971）
①刘岳云：《格物中法》，卷五上，金部，第11 页（同治九年原刻本，1870）
①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倭铅》，下册，第13A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本，1959）
②刘岳云：《格物中法》，卷五下，金部。白铅。出产，第26 页（清同治九年原刻本，1870）
一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格物中法》可称得上系统研究《天工开物》的最早一部中国人写的著作。他这一项工作与当时法国巴黎汉学家儒莲和化学家商毕昂（PauI Champion）共同从事的类似工作，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同时进行的。我们不能不对刘嶽云这种卓识表示由衷敬佩。当然也要对巴黎的两位学者表示同样心情。《格物中法》含有丰富而珍贵内容，值得科学史家作深入研究，也值得重新再版。
紧接着同治年以后，便进入晚清光绪年间（1875—1908）。
这时宋应星著作继续作为当时编书的征引对象。由云贵总督岑毓英（字彦卿，1829—1889）督修、由陈灿、罗瑞图编纂的光绪《云南通志》（1894），出版于光绪二十年（1894）。全志共242卷，220 册。在其中的《食货志》、《矿政志》中授引了《天工开物。五金》章有关内容。如《食货志。物产》项下写道：“银，宋应星《天工开物》［云］，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江西、湖广、贵州、河南、四川、甘肃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炼，惟云南可永行也。凡云南银矿，楚雄、大理均今县治、永昌今保山县治为最盛。曲靖、姚安均令县治次之，镇沅今县又次之。”“锡。《天工开物》：中国偏出西南郡邑，东北寡生。
今大理、楚雄即产锡甚盛，道远难致也。“”铅，《天工开物》：凡产铅山穴，繁于铜锡。其质有三种，一出银矿中，凡炼（按：应为包孕）白银，初炼和银成团，再炼脱银沉底，日银矿铅。此铅云南为盛。“上述引文较原著稍简，并以小字标出清代地名。在同书《矿政》志中更引《天工开物》论银、铜冶炼技术。1914 年，地质学家丁文江（1888—1936）在云南就是因读光绪《云南通志》才注意到《天工开物》的价值。
光绪未年引用《天工开物》的最后一位作者，恐怕是卫杰。卫杰为四川人，其生平不详，通晓蚕桑技术，曾任直隶候补道。光绪十八年（1892）在保定府设园场，从事蚕政，由卫杰主其事。他于是从家乡四川取得蚕种、招聘蚕农，在保定进行养蚕试验，获得成功。旋又从江苏、浙江请来熟练的纺织染工，进行综合经营，实现在北方的保定从植桑、养蚕、抽丝到纺织、织染的一条龙生产过程。卫杰在主持这项有意义试验工作期间，还收集古今文献，参以实验心得，写成《蚕桑萃编》一书，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行，正好是19 世纪最后一年。全书分稽古、桑政、蚕政、缫政、纺政、染政、织政、绵谱、花谱、图谱及杂咏等12 卷，并附以插图。此书有不少地方引用《天工开物》中《乃服》、《彰施》章论养蚕、纺织和染色方面内容，有时是大段摘录。虽然未在正文中标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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