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国际影响
第十二章 国际影响 (第1/3页)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主要是适应17 世纪明代社会工农业生产和技术上的需要而写出来的，作者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当然首先是当代和后世的中国人。他并没有想把这部书写给外国人看，甚至更没有想到这部书后来会飘洋过海，传播到东亚其他国家和欧洲各国，造成那么大的国际影响。但他的辛勤劳动终于得到国内外的报偿，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是没有国界的，当一部优秀著作问世后，不管来自哪个国家，都会迟早引起外国学者的兴趣，加以研究、引用和介绍，从而使该著作的影响越出了本国的范围，而走向世界。对《天工开物》而言，正是如此。当此书初版问世及再版刊刻之际，虽然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已进入科学革命的时代，在数理科学领域内完成了许多突破，新的自然科学理论在形成，自然科学已摆脱中世纪的面貌，而以崭新姿态在加速发展。然而如果我们着眼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工农生产部门，则情况远非如此，不少部门仍以传统手工生产方式生产农产品和工业产品。我们测览当时各国出版的这类作品时便会证明这一点。这是因为将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实际生产部门需要有一段时间，其周期肯定比现代要长得多。蒸气机的历史就是如此。早在17 世纪有关蒸气机的思想即已酝酿，但付诸实际还要等一个世纪。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要经历一个资本积累阶段，资产者还没有足够资金和技术能力投资于工农业生产的全面技术改进。因而《天工开物》书中所述工农业生产技术及其所附插图，能成为各国技术家心领神会的科技“语言”，而易于理解和接受。对于与中国邻近的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而言，《天工开物》简直能成为这些国家受过文化教育的大多数读者立即读懂的现成读物。就当时亚洲国家社会生产技术水平而言，书中所述与各该国家大体上说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因此当此书传到这些国家后，很快就成为读者有亲切感的读物，因而能立刻发生影响。现有资料表明，宋应星的这部书从17—18 世纪就已及时传到日本、朝鲜，立即受到学术界重视。从18 世纪起，该书又传到欧洲，但由于语言文字上的障碍，直到19 世纪前半期才发挥其社会作用。至20 世纪以来，继续为各国学者所推崇，被公认为一部世界古典科技名著，且已被译成外国文字。我们在这一章主要介绍宋应星的这部科技杰作在国际上的传播情况和在外国产生的良好影响。当然，宋应星的著作决不止这一部科技书，他还有《野议》、《论气》、《谈天》等近十多种人文科学著作，其中蕴藏他在政治、经济和哲学方面的优秀思想。只因问世时遭社会动乱，未及广泛传播，没有象《天工开物》那样越出国界并产生国际影响。
《天工开物》首先流传到与中国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国。明崇祯十年此书刊刻时，正相当日本江户时代（1608—1868）的宽永十四年。日本著名的科学史家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及薮内清（1906—）博士都对《天工开物》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作过研究。①—②这两位学者的作品对于我们了解此书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987—1988 年期间，当我在①三枝博音：日本技术部门舆天工开物影响，《天工开物研究》，第26—37 页（东京：十一组出版部，1943）笔者已将此文译成汉文，载《科学史译丛》，1980 年1 期。
②薮内清：天工开物的刊行和它的影响，《天工开物研究论文集》，第28 页（商务印书馆，1959）
京都大学任职期间，曾沿着三枝和薮内二位老前辈的步迹，追查了引用过《天工开物》的日本江户时代的原作，获得了直观认识，同时也看到一些新的材料，愿在此一并介绍。迄今为止，《天工开物》引入日本的确切年代还没有象《本草纲目》那样弄得一清二楚，这是因为中、日两国仍未发现与此有关的直接史料。但关于传人的地点则多少可以肯定是在长崎，通过中国商船（日本叫“唐船”）载入的。据大阪友人关西大学教授大庭修（1927—）先生在其《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1967）
第710 页所载，现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商船载来书目》称正德二年壬辰岁（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3 年）中国“天字号唐船”向长崎港出口《天工开物》一部。③明清两代中国商船装载各种货物及书籍都是先从长崎着陆卸货，再从那里转运日本各地。这些中国商船几乎每年都从福建、浙江、江苏等地通往长崎，四季不断。
根据日本当局规定，凡唐船运来书籍都要由当地官府登记造册，而《商舶载来书目》是专门记录中国运来的书籍的。从1694 年至1713 年这种书目逐年记录在案。1694 年前的书目肯定也有，但存下来的不多。我们不能认为1713 年是《天工开物》传入日本的最初年代，因为在这以前日本学者已在其作品中引用了这部书。不过这条史料却告诉我们，《天工开物》最初传入日本的地点是长崎，而且由唐船直接载入。要解决此书传入日本的最早年代，只好从引用此书的早期作品年代获得旁证。正如三枝氏所说，最早引用《天工开物》的，是17 世纪江户学派的著名本草学家贝原笃信（1630—l714）。
贝原笃信字益轩，长于本草学、博物学和汉学，被西方人称为“日本的亚里士多德”，其代表作有《大和本草》（1708）、《本草纲目校正》（1672）、《花谱》（1694）、《菜谱》（1704）等。他在元录七年（1694）成书的《花谱》和宝永元年（1704）成书的《菜谱》二书中，虽然在文中没有提到《天工开物》，却在《参用书目》中列举了此书。①这可能是日本学者提到此书的最早文字记载。元录七年相当清康熙三十三年，即清代第二个皇帝玄烨（1654—1722）在位的中期。
三枝氏由此认为《天工开物》传入日本的最早的可信年代当为日本元录改元（1687）前后不久，也就是说至17 世纪80 年代即已到达日本，上距此书在中国最初刊行尚不及50 年，可谓迅速东渡。贝原氏这位当时最博学的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独具智眼，不只看准（本草纲目》的学术价值，而且还看准《天工开物》及《农政全书》的学术价值，因此三部明代杰作均成为贝原笃信的座右读物。从此《天工开物》在东流已找到知音。1708年益轩在用古体日文写成的主要著作《大和本草》卷三试金石条正文中便写道：“登试金石上，则金银之真伪立见分明。有名为《天工开物》一书言之甚详。”①此处他在正文中提到《天工开物》。的确，《天工开物。五金》章云：“凡金性又柔，可屈折如枝柳。其高下色，分七青、八黄、九紫、十赤。登试金石上，立见③大庭修：《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第710 页（京都：大宝印刷株式会社，1967）
①贝原笃信：《花谱。参用书目》，载《益轩全书》，卷一，第124 页（东京：国书刊行会，1973）
①贝原笃信：《大和本草》，卷3.第25 页（宝永五年戊子原刻本，1708）
分明“。鉴于笃信多次参引《天工开物》，想他必藏有此书之中国原刊本或其写本。贝原笃信精通汉文，而且其本人收藏有很多汉籍，可以说也是一位藏书家。他利用他的丰富藏书从事著述，这为他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条件。据其传记资料所载，藏书除幕府赐书外，多为自己购求。如延宝四年（1676）他曾至长崎购书，而长崎掌管图书进口的官员又有其友人，可协助提前得到好书。②进入18 世纪以后，《天工开物》中国原版随其余著作，如《本草纲目》、《农政全书》、《救荒本草》、《武备志》等陆续东渡，因而接触此书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些大藏书处也入藏此书。
前述1713 年中国商船将《天工开物》运至长崎，只是一个实例，未见诸记载者必为数不少。东京都目黑区驹场851 号的前田氏尊经阁文库，即藏有杨本《天工开物》。按尊经阁是江户时代加贺藩（今石川县）的藩主前田纲纪（1643—1727）侯爵建立的大型书库。水户的彰考馆亦藏有该书。这是水户藩主德川光国（1628—1700）于明历三年（1659）在江户（今东京）开设的《大日本史》编辑所，内藏各种珍本秘籍。③宽文十二年（1672）移至小石川，取《春秋左传》中“彰往考来”之句而命名为彰考馆，文政十二年（1829）移至水户。彰考馆兴建并入藏图书时值清初顺治末年，其所藏杨本刊出年代可能亦在此时。尊经阁和彰考馆藏本可能是17 世纪清初顺治至康熙年初从中国输入日本的。
丰后（今大分县）佐伯藩藩主毛利高标（1755—1801）于天明元年（1781）所设的佐伯文库，也藏过杨本《天工开物》。①这说明清初福建刻书商出版此书后，很快就由福建船主运往日本。彰考馆本及佐伯文库藏本于20 世纪时又回归中国。东京都世田谷区冈本二丁目的静嘉堂文库，更藏有明刊初刻本即涂伯聚本。该文库是在明治（1868—1911）时期由三菱财团首脑岩崎弥之助（？—1908）所创立。取《诗经。小雅。既醉》中“笾豆静嘉”之句命名为静嘉堂文库。1898 年该文库收得明治初期的教育家中村敬宇（1832—1891）的一批旧藏书，其中包括涂本《天工开物》及其他善本汉籍，从而使文库藏书一改旧观。我们在静嘉堂文库藏涂本书首见有“中村敬宇藏书之记”
铃印可资为证。该本书首更铃有篆刻“长海平氏清玩”及“宜尔子孙”二印，则是此书原来中国藏主之印。此外，日本国也有私人收藏此书者。例如宽保三年（1743）七月，深见新兵卫所藏《天工开物》曾借给红叶山文库缮写。②深见新兵卫为高玄岱（1649—1722）之孙，华裔，世于长崎定居；后任唐馆大通事。
②井山忠：《贝原益轩》，第270 页（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
③东洋夕一编：（日本汉籍集）（东京：编者自家出版，1961）
①潘吉星：北京图书馆藏本杨本《天工开物》，《文献》，11 辑，第187 页（北京，1982 年3 月）
②上野益三：《日本博物学史》，第359 页（东京：平凡社，1973）
继贝原笃信氏之后，伊藤长胤（1670—1736）于享保十一年（1726）成书的《名物六帖》中也引用了《天工开物》。伊藤长胤字源藏，号东涯，儒学家，著述甚富，与江户（今东京）的狄生双松（1666—1728）齐名，同为著名的大学者。双松字茂卿，号徂徕。在伊藤长胤所著《名物六帖。人品三》讲铁工时写道：“《天工开物》云，锤工亦贵铁工一等”，引自《天工开物。锤锻》。他在《名物六帖。器财十二》谈风箱时称：“风箱，《天工开物》云，其炉或施风箱，或使交箑”①，引自《天工开物。五金》，诸如此类。宝历十一年（1763）科学家平贺国伦（号鸠溪，通称源内，1728—1779）在其《物类品骘》中，已毫不稀奇地在叙述制糖设备时转引《天工开物。甘嗜》章中的插图（图55）{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566_1.bmp}，只不过将图中人物换上和式服装，其余未动，还标明“鸠溪山人自氏”，即图中所示榨糖的人是平贺氏自身。金泽兼光的《和汉船用集》更有八处利用了《天工开物》中的资料。这一时期的日本著名学者新井君美（号白石，1657—1725）则在其《本朝军器考》中利用《天工开物。佳兵）章中的材料，《本朝军器考》未详出版年月，但诸序最晚年份为1736 年。
{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567_1.bmp}由于一些著名学者的引用，使《天工开物》受到江户时代更多读者的注意，又因当时日本社会相对安定，没有象中国明清之际改朝换代的政治影响，所以宋应星著作反而在日本扎下了根。由于进口刊本有限，人们便竞相传阅和传抄，结果在日本还有《天工开物》的一些写本在各地流传。据农史学家天野元之助（1901—1980）在其《中国古农书考》（1975）中所述，①早期写本“豫乐院抄本”
是元录年间（1688—1702）从水户的彰考馆藏杨本《天工开物》抄下的，并施加了训点，也就是京都太政大臣（摄政大臣）近卫家熙（1662—1736）家的阳明文库抄本。18 世纪著名藏书家木村孔恭（字世肃，号巽斋，1736—1802）所藏兼葭堂抄本，一度归西庄文库所有，后转至大阪的武田杏雨书屋。我得到在杏雨书屋（今归武田制药厂）工作的友人关西大学教授宫下三郎博士之助，得以见到此抄本（图56）。此本向来被《天工开物》研究家所少见。此外，还有前述的红叶山文库抄本。现流传下的江户时代抄本不外两个系统，一为杨本系统，另一为涂本系统。木村氏兼葭堂写本属于杨本系统。
由于学术界对《天工开物》的需要日益增多，广为流传，至明和初年（1764）一些关心此书的人士便与刻书商计划将其翻刻再版。明和四年①参见《古事类苑》，第48 册《产业部十二》，第622，644 页（东京：内外书籍株式会社，1931）
①天野元之助：《中国古农书考》，第296 页（东京：龙溪书舍，1975）
（1767）浪华（大阪）书林柏原屋佐兵卫（即管生堂主人）已获得开雕此书的许可，因一时未得到善本，而未能及时付梓。后从藏书家木村孔恭（即蒹葭堂主人）处借得精抄的杨本，遂于明和八年（1771）发行和刻本《天工开物》，是为营生堂本，或简称为营本。这是该书的第一个日本翻刻本，也是第一个外国刻本。此时正值清乾隆四十六年，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正在此时中国在修《四库全书》，却因《天工开物》有个别反清字句，而不肯收录，反而在东邻日本却大肆刊刻，这是发人深省的。日本刊本并不受清代统治者的制约，全文刊出了宋应星的著作。在营本问世后，于文政十三年（1830）
在日本又发行了重印本。所谓和刻本汉籍，除翻刻出原文外，还在汉字旁加日文文法小注、标音、断句，也叫“训点”。这样读者可以从语法、注音上得到帮助，不必全译成日文，亦可读懂。从事营本训点的是备前（今冈山县）
学者江田益英，由都贺庭钟为全书以汉文书序。此书扉页上的“南塘先生校订”，即指江田益英。
营本二次刊行后，《天工开物》便成为江户时代作者广泛引用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当时日本读书人也习四书五经、写作诗文，其汉文水平几与中国人一样，这使《天工开物》在彼邦拥有大量读者。安永六年（1777）及宽政九年（1797）分别由木村青竹写的《新撰纸谱》及木村又助写的《砂糖制作记》中，都引用了《天工开物》有关章。当时日本鉴于每年从中国进口砂糖耗资太多，遂由闽广引进甘蔗而自行种植，故《天工开物》论制糖技术，便成为技术家注意的目标。木村青竹的《新撰纸谱》（1777）是日本第一部插图造纸专著，显然受到《天工开物》影响，此书后通过荷兰人介绍到欧洲。
进入19 世纪以后，引用《天工开物》的日本著作就更多了。19 世纪初成书的叙述冶铜技术的名著《鼓铜图录》中便多次引用《天工开物》。《鼓铜图录》由增田纲（？—1821）撰文、丹羽元国（1760—1822）绘图、再由太田南亩（1749—1823）题写书名，记载大阪附近住友家冶铜技术，但书内无成书年款。近代学者西尾？？次郎经考证表明此书成于亨和元年（1801），刊于1801—1805 年间。增田纲在文内“三火铜”条提到了佳友家冶铜技术传自中国的经过，并同时提到《天工开物》。三枝博音将其译为日文，现我们再从日文回译成汉文如下：“本邦东人献铜始于和铜年（708—715），迨元龟（1570—1572）、天正（1573—1591）之际，千年间各郡所出惟颇多金三品（金银铜），然未有自铜中拔银者，此可谓阙典。唯天正前所造铜器敝旧者，熔炼必得银，尚无其证。盖当时所用之银，咸采诸坑中者。天正末（1591）
有蛮贾（中国南方商人）抵泉之左海，向往友寿济传拔银法，实为辛卯之岁（1591）。明崇祯中，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亦述拔银法，而与其法同。
崇祯［丁丑］（1637）在辛卯（万历辛卯）之后四十年。佳友氏自寿济以降，以采铜鼓铸为业。其四世之后曰［住友］友荣，元录年间（1688—1703）于豫州捡出铜山，请于官开凿，每岁所出不下七十万斤。至今百余年连绵不绝。“
①上面所述，指《天工开物。五金》章铜条：“凡铜有数种，有全体皆铜，不夹铅、银者，洪炉单炼而成。有与铅同体者，其煎炼炉法，旁通高低二孔，铅质先化从上孔流出，铜质后化从下孔流出。东夷（日本）铜又有托体银矿内者，入炉炼时，银结于面，铜沉于下。商舶漂入中国，名曰日本铜，其形为方长板条。漳郡人得之，有以炉再炼，取出零银，然后泻成薄饼，如川铜一样货卖者。”①这就是从含银铜矿中用沉铅结银法再提炼取银的技术。这种技术在明万历十九年辛卯（日本天政十九年辛卯）由中国福建商人传到浪华（今大阪）的佳友济寿一家，他们便以此技术从铜矿中取银。当他们不知此技术前，主要将日本铜输入福建，漳州人从此铜中取出银后，将铜泻成薄饼贩于国内。后来消息被日本人所知，遂自行从铜取银。因此增田纲说，当1637年宋应星记载此技术前40 年，福建商人已将其传至日本。有趣的是，我们从《鼓铜图录》插图中，确是发现向中国出口的住友所炼的铜是长方条板状。
每块25 斤，放入箱中，每箱100 斤，箱上有“佳友吉次郎吹纳”的字样，运往长崎，再由闽人商船运回中国。说明《天工开物》所载日本铜事项准确无误，宋应星必于福建所见闻。《鼓铜图录》中的风箱结构，也与《天工开物》相同，显然亦来自中国。
其次，《鼓铜图录》又写道：“［自铜］取银先作灰炉”，接下增田纲自注曰：“《天工开物》曰灰池，其制，置筛灰于地上，可稍凹下摊至径尺余，至中央稍深”，然后又说：“则铅易熔于入炭火。又将湿灰环筑如堤防，前凿一窦（孔）设户扇（视火候为之）。而其上盖以干土板，以湿灰涂其隙。
然后缓缓鼓鞴。火热功到，铅汁渐渗入炭中，成为底子（熔化复还铅）。则世宝（银）凝然成小圆片居于中央。此银名灰吹银。“①《天工开物。五金》章谈炼银时亦称：”此时银隐铅中，尚未出脱？？冷定取出另入分金炉中，用松木炭匝围，透一门以辨火色。其炉或施风箱或使交箑（扇子），火热功到，铅沉下为底子？？铅气净尽，则世宝（银）凝然成象矣。？？而铜、铅尽滞锅底，名曰银锈。其灰池中敲落者，名曰炉底。将锈与底同入分金炉内，填火土甑之中，其铅先化就低溢流，而铜与粘带余银，用铁条逼就分拔，井然不紊。“因而京都大学吉田光邦教授认为”《鼓铜图录》中也曾参考了《天工开物》“。②试将《鼓铜图录》与《天工开物》对比，有的地方确实类似，尽管前者所述灰吹法万历时已传入日本。
比《鼓铜图录》再晚些时间成书的有文化元年（1804）由曾槃（字占春，1758—1834）与白尾国柱合著的《成形图说》、本草学家小野职博（字兰山，1729—1810）的《本草纲目启蒙》（1806）和《大和本草批正》以及村濑嘉右卫门的《艺苑日涉》（1807）、草间直方的《三货图汇》（1793—1815）、佐藤信渊（1769—1850）家的《山相秘录》（1827）、宇田川榕（字榕庵，1748—1846）所译述的《舍密开宗》（1837）、畔田翠山（1792—1859）的《古名录》等书，都多次引用过《天工开物》。这里首先要着重介绍小野职博和宇田川榕这两位有影响的学者，因为他们直到今天在日本国学术界中还有口皆碑，为人们所景仰。
小野职博本姓左伯，后为小野氏所养，遂易姓，字以文，号兰山，故人称兰山先生或兰山翁，享保十四年（1729）生于京都，十三岁时从松冈恕庵①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铜》，下册，第12A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原刻本，1959）
①三枝博音：《日本科学古典全书》，第九卷，第276 页（朝日新闻社，1942）
②吉田光邦：《天工开物）的冶炼、铸造技术，《天工开物研究论文集》，第158 页（商务印书馆，1959 （号玄达，1668—1746）于京都研修本草学。卒业后，小野立志承师业，后在自家书房“众芳轩”设讲坛授《本草纲目》，兼作实地考察并在药园中栽培药草以辨药性。他是江户时代最有影响的本草学家之一。在讲述《本草纲目》时，他参阅大量文献，结合自己心得体会，完成力作《本草纲目启蒙》，由门人及家人整理后于文化三年（1806）出版。这是继贝原笃信《大和本草》之后又一集大成式的巨著。小野职博在《本草纲目启蒙》的火墨、火矢、木炭、粳米土、砖、地灰、银苗、礁、硃砂银、铜、方长板铜、铜青、胡粉、山锡、水锡、锡瓜、古镜、黑铁、炒铁、土铁锭、玉、解玉沙、玫瑰、水银、银朱、火石、炉甘石、倭铅（锌）、石灰、矿灰、窑滓灰、黛赭石、红砒、砒石、井盐、硫黄、矾石、铜绿和火药等几十个条目中，都参照《天工开物》作了解说，可见他对此书是相当重视，而且熟读了书中的中内容，能灵活运用。试将其引述情况略介绍于下。在该书卷四《硃砂银》条，兰山翁写道：“硃砂银：此亦制造所成之物，舶来者。以铅与辰砂并银杂造成之。《天工开物》云：凡虚伪方士以炉火（原误作”水“）惑人者，唯硃砂银愚人易惑。
其法以投铅、硃砂与白银等分，入罐封固，温养三七日后，砂盗银气，煎成至宝。拣出其银，形存神丧，块然枯（原误为“粘”）物。入铅煎时，逐火轻折。再经数火，毫忽无存。折去砂价、炭资，愚者贪惑犹不解云。［集解］青女乃水银之异名“①（图57）。我们将这段与《天工开物。五金》章有关硃砂银原文一对照，发现两者的叙述几乎逐句相合。只不过在”《天工开物》云“前二句为小野以自己的日文写成，引《天工开物》正文部分则尽是汉文原文，施加了”训点“。再与营本《天工开物》对照，始知小野手中利用的正是此本。值得注意的是，宋应星批判中世纪炼丹术的论述也被小野摘录在他的《本草纲目启蒙》中。
宇田川榕字榕庵，宽政十年（1798）出生于江户的字田川医学世家，幼习医有成，任津山侯之待医，后从马场佐十郎与来日之荷兰人习兰语，遂攻兰学，著《植物启源》（1835）、《菩多尼河经》（1822）。“苦多尼河”
为荷兰文Botanik（植物学）之音译。字田川又译注《舍密开宗》（1837）等书。这位日本早期博学多才的兰学家，可惜于弘化三年（1846）仅以49岁之中龄而过早辞世。
1837 年问世的《舍密开宗》，主要是宇田川榕以英国化学家亨利（William Henry，1775—1836）的《化学启蒙》（Ex-perimentaI Chemisty，London，1799）之荷兰文本译成日文。笔者藏有此书。其所谓“舍密”乃荷兰文Chemie（化学）之音译。宇田川氏在译植物学及化学西文原著时，将书名取音译，而且近乎佛教经典之名，是为了便于使信佛教的日本读者易于接受，用心良苦。但他在译亨利的化学书时自己加了不少注释，实际上是编译。在该书《百工舍密》（工业化学）卷内，他转引《天工开物》作为加注。例如，谈到白铜时他写道：“按《天工开物》，铜以砒霜等药制炼为白铜”。又云：“赤铜以杂锡炼为响铜。《天工开物》铜条云：”广锡参和响铜‘。又云：钲镯之类，皆红铜八斤、广锡二斤。“（图58）。就在《舍密开宗》卷十三这一页之内便两次引用《天工开物》中《五金》及《锤锻》二章。宇田川榕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植物学与化学的启蒙者，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引进西洋这两门学科的①小野职博：《本草纲目启蒙》卷四，■砂银条，第6 页（江户时代写本）工作比中国人要早。
在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时，日本思想界还兴起了“开物之学”。开物学在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是佐藤信渊（1769—1850）。佐藤信渊字元海，号椿园、融斋，通称百祐，明和六年（1769）生于出羽国（今秋田县）雄胜郡的一个学术世家，是江户时代后期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明治（1868—1911）以前的有独创性的大思想家。他曾周游日本列岛各地倡“经世济民”之说，著述达40 种，涉及天文学、农学、医学、采矿学、造船术、经济学、兵学、植物及史地、外交等领域。其主要著作有《农政本论》、《山相秘录》、《经济要录》、《开物论）、《草木六部耕种法》、《经济秘书》等。但信渊一生颇多坎坷，怀才不遇，嘉永三年（1850）卒于江户（今东京），年八十有二。《山相秘录》是一部有关采矿冶金技术的书，是佐藤信渊秉承祖父信景（字元伯，号不昧斋）及父信季（字孝伯，号玄明窝》之家学而作，成书于文政十年（1827）八月，原文为汉文，有写本刊本传世。经由三枝博士转为日文，收入其《日本科学古典全书》第九卷（第73—112 页）。我们此处所利用的是日文本。该书不少地方引用《天工开物》，但未予注明。例如卷上《金山第一》称熟金初炼时色浅，经再炼而颜色逐渐变深，因而说：“故有七青、八黄、九紫、十赤之品级，登试［金］石之上，甚为分明，可立现其其品级者。”（90 页）。显然引自《天工开物。五金》：“凡金性又柔，可屈折如柳枝，其高下色，分七青、八黄、九紫、十赤。登试金石上，立见分明。”
《山相秘录》卷上《银山第二》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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