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陆贾和晁错的社会史观
三 陆贾和晁错的社会史观 (第1/3页)
陆贾和晁错的社会史观有一些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某些糟粕。其合理因素主要有三：
（一）进化史观
陆贾在（道基）篇中有所谓"先圣"、"中圣"、"后圣"之说，反映了他的社会进化思想。陆贾讲的"先圣"时期，大概阶级已经出现，因为这时"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所谓"王道"一词本身就表明，统治阶级已经出现。而陆贾关于这个时期一些历史人物的叙述，也是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如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黄帝鉴于"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后稷看到"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功力"，于是"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以蔽形体。"后来大禹看到"四渎未通，洪水为害"，"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奚仲鉴于"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乃挠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铄金镂木，分苞烧殖以备器械。"上述"先圣"的功绩主要在于物质文明的创造发明方面。到了皋陶便开始在制度文明方面有所建树。这也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因为当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民便会"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所以皋陶"乃立狱制罪，悬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民知畏法。"历史发展到了皋陶"立狱制罪"，说明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因此才有必要用法制来制约人民的行为。但法制的作用毕竟是消极的，它只能禁止人民哪些事不能做，而不能从积极方面指导人民应该如何做，这便是陆贾所说的"民知畏法而无礼义"。这时便出现了所谓"中圣"。"中圣"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从积极方面发展了制度文明--礼。陆贾说："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这里讲的"上下之仪"、"君臣之义"、"清洁之行"，总的都属于礼的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礼义不行，纲纪不立"的衰败现象，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鲁，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可见，"后圣"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们创造了精神文明。这里讲的"五经"指吉、凶、宾、军、嘉五礼。《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六艺"则是指礼、乐、射、御（驭）、书、数。《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礼的政治方面的内容，虽属制度文明，而其伦理方面的内容及有些仪式，则属于精神文明。至于乐、射、御、书、数则显然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
透过陆贾对"先圣"、"中圣"、"后圣"的分析可以看到，他关于文明发展的具体进程的论述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他认为文明是在不断进步的。胡适曾经认为，陆贾的进化思想与韩非的"上古"、"中古"、"近古"之论相同；而熊铁基则认为，陆贾"叙述文化起源，更象是以《老子）'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十八章）的思想为指导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第70 页），我认为熊氏这一论断是有道理的。因为韩非的"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遂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是从政治斗争的不同侧重点立论的，而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则涉及到了道德（作为本体论的道德）与仁义产生的先后问题。不过老子是对文明持否定态度的，他主张的是一种归真返朴论的历史观，陆贾则对文明的进步持肯定态度，所以是一种进化论的历史观。正因为如此，他才反对厚古薄今，批评"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术事》）的错误态度。
晁错在《举贤良对策》一文中所讲的五帝、三王、五霸，实际上也涉及到历史观。从表面看来，这种历史观似乎认为古代帝王一代不如一代，如说"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三王臣主俱贤，故合谋相辅"；"五伯不及其臣，故属之以国"。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就其实质来说，晁错也是承认历史是进化的。这是因为所谓"五帝"不过是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古人把他们说得很神圣，正反映了对一种理想政治的追求。晁错既然认为三王、五伯均不及五帝，而又认为当今的帝王经过主观努力可以达到五帝之治，这就说明他对现实政治是充满信心的，认为它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和新高度。
（二）民本思想
陆贾和晁错继承了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并结合秦末汉初的现实加以发挥。陆贾说：夫欲建国强成辟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欲立功兴誉垂名流光显荣华者，必取之于身。故据万乘之国，持百姓之命，苞山泽之饶，主士众之力，而功不在于身，名不显于业者，乃统理之非也。天地之性，万物之类，穰道者众归之，恃刑者民畏之；归之则附其侧，畏之则去其域。故设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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