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玄学出现于魏明帝时期
一、玄学出现于魏明帝时期 (第2/3页)
操格外信任，就是突出的例子。在争夺天下的乱世之际，像曹操这样，打破传统，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当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好法术"又将影响世风，"天下贵刑名"，不要儒家"纲维"，不重汉代尊崇的"义节"，人们的"义心"不存了，社会上"清议"因丧乱也无从进行了，因而所谓"唯才"之"才"，也逐渐会演变成有名无实之谈；刑名法术最终必将导入无名无实的"虚无"之论。
曹操死后，曹丕继位魏王，很快禅代汉室，登上皇帝宝座。他当太子时，于邺城主持收杀魏讽及其党羽；登基后，于洛阳斩戮曹伟。在《典论》里，他对"长爱恶，兴朋党"之风，表示了深恶痛绝的态度。这说明，他是赞成并贯彻其父的法家路线的。但是，曹丕上台以后，更向往黄老之术治国，他心目中的偶像是汉文帝。《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讲，曹丕"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并著《太宗论》，颁示天下，"其欲秉持中道，以为帝王仪表者如此"。汉文帝是尊黄老之术，无力而治的。曹丕执政，追求的是"旷大之度"（木纪评语），藐视名教，裁抑气节，"慕通达"而尚奇，致使"天下贱守节"，士人行为放诞不拘，① 这段分析文字，在《三国志·荀或彧》里也有相似的表述，则又成荀或所论。不论是郭嘉所言，还是荀彧所论，总之是当时人的看法无疑。
礼法遭到破坏。另外，曹丕之弟曹植，作为文坛领袖人物，崇尚玄虚，对当时士风的影响也不小。刘大杰先生《魏晋思想论》一书中，举了曹植《释愁文》，《髑髅说》诸文之例，说明其中老庄思想非常明显。
总之，汉末选举中已经出现了名实下副的严重现象，社会上也普遍要求"综核名实"，法家"循名责实"的主张成为纠正时弊的口号。曹操"好法术"，曹丕"尚通达"，都是在儒家以外寻求理论武器，作为平天下、治国的政策依据。随之而来的是，士人的信念在变，社会的风气在变。傅玄上疏中概括的两句话，常为论者称引，说明它反映出玄学出现的社会背景，而且是与社会政治不可分割的。
（二）"无复清议"
在傅玄的头脑里，正常的社会秩序应该是"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形成"上下相奉"的格局。汉末外戚、宦官乱政，"道化"就已经不"隆于上"了；曹操、曹丕父子执行的路线、政策，又使"道化"干脆行不通了。
"道化"是"清议"的前提，"清议"是"道化"的补充。"清议"不能"行于下"，正是"道化"已经不"隆于上"的必然结果。二古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所谓"清议"，原指东汉时期名士、士人参与的品评人物、批评政治的舆论。它有乡闾清议和朝廷清议两种形式，前者跟选举有关，后者跟朝政有关，彼此有联系，但性质不一样。关于选举，唐长孺先生《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收入中华书局1983 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二文有详细论述。他解释说，"东汉的选举是以道德行为作为评量标准的，而这种道德行为乃是儒家理论的实践，即所谓'经明行修'。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秩序为由内向外、由亲及疏的扩展，将起点放在一个家族成员的道德行为上，然后推及乡党"；宗族乡党的批评建立在对人物经常的观察这一基础上，"成为选举上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凭藉，失去了这个环节，选举就无法进行"。这个制度到了汉末有了弊端，就是前面提到了的名不副实的现象。这固然是名教治国而有"尚名"的大背景造成的，但也与乡闾风气恶化的小环境有关，即乡举里选中地方大姓名士操纵、家世姓族渐成重要依据、朋党交结之风日益严重等因素起了作用。总之，"清议"已有名存实亡的趋势。后来，曹操"唯才是举"，"清议"也就不是很重要了，而且因为士民流徒，军中权立九品，就连"清议"的形式也不再需要了。接着，曹丕即位前夕，命陈群制定了九品中正之法，选举之权归于政府，中正由政府任命，舆论由政府控制，品第成了官家"镇异同，一言议"（《晋书·刘毅传》语）的手段，"清议"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就被取消了。
关于朝政引发"清议"，《后汉书·党锢传序》的一段话，是人们经常引用的：逮桓、灵之世，主荒政谬，国命委干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面对宦官势力把持朝政，胡作非为，祸乱国家的倒行逆施，一部分正直士人与京城大学生联合起来，形成一般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互相褒重"，"危言深论"，使得"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后汉书·党锢传序》）。
宦官势力借助皇权，打击并镇压"党人"，接连发生了"党锢之祸"。"清议"一时消歇，"党人"惨遭迫害，但"党人"的声望反而提高了，人们称誉他们的节义，他们也竭力自我标榜，以天下为己任，慷慨激昂，竟成一时名士。党人名士的正义形象，清议对弊政的冲击力量，很长一段时间为士人津津乐道，心驰神往。因此，只要有机会，"清议"仍会卷土重来。黄巾起义中，灵帝刚解除党禁，傅玄之祖傅燮就在与义军作战的前线上疏，毫不客气地指斥朝中宦官祸国，日后亦不为功名利禄所诱，就是党人清议精神的再现。不让名士清议在政治上取得权势，到了曹操执政以后，才得到较好的解决，"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文心雕龙·论说》）。曹操的统治政策，很重要的一点，是抑制大族对曹氏政权的干涉。在具体操作中，制裁浮华朋党，强迫清议与政府协调一致，使大族名士不能形成一股反对势力。始终是曹氏父于关注的问题。名法之治，黄老之术，都个可能力"清议"提供良好的环境；"唯才是举"，九品用人，压制了大族名土的势力；禁浮华，破朋党，打击了"清议"残存力量所作的努力。总之，名士清议对曹氏政权不利，它在政治上的作用不再允许继续发挥了。
其实，"清议"在形式上是一种舆论监督，在内容上是现实政治的反映。
当然，取消清议，不是因为它的形式，而是育鉴于它的内容，仍然是从现实政治出发的。清议与清谈，一开始并无严格区别，二者是可以通用的，魏晋以后也还有通用的例证。①但是，清谈中如果脱离具体的人物批评，而转向高谈玄远的抽象名理，清谈就与汉代清议有别了，而与魏晋玄学靠拢了。清议不行，清谈而兴，辨名析理，这在汉末魏初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由于名理学是针对东汉名教之治而兴起的，它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由刑名而归本于道家，玄学就出现了。玄学一开始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与现实政治毫无关涉的形而上学，它的哲学主题有无之辨是从现实主题名教自然之争中派生而成的。傅玄认为，"无复清议"后，"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即玄学出现于曹操、曹丕父子执政之后的魏明帝在位期间，这是有道理的。
（三）魏明帝"尊儒贵学"的原因
魏明帝是尊儒贵学的，好像是背叛了其祖其父的既定方针似的；魏明帝也深疾浮华朋党，又好像是继承了其祖其父的一贯政策似的。其实都不是！玄学波及学风，妨碍选举，影响吏治，已经对政权建设构成了威胁，这是魏明帝继位后面对的现实。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身边的老臣也竭力劝说他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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