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屯田的作用及民屯的废止
五、屯田的作用及民屯的废止 (第2/3页)
曹丕“以农殖大事，将选典农，以徐邈为颍川典农中郎将”。司马芝言“武皇帝特开典农之官，专以农桑为业”。由于典农官是专门负责屯田积谷的，其产谷积粮多少好坏，直接关系他们的政治前途，故他们比地方行政官更关心农垦大事，担任过典农官的如枣祗、任峻、国渊、梁习、刘馥、仓慈、裴潜、卢毓、王昶、赵俨、司马孚、邓艾、石苞、侯史光、胡质等，对屯田都有较大建树，自裴潜向曹丕“奏通贡举，比之郡国”后，“由是农官进仕路泰”，典农部民中相继出现了一些卓越人才，如邓艾、石苞就是其中佼佼者。
（4）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晋书》卷47《傅玄传》称：“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魏初屯田照顾到耕作者的实际能力，并非一味强迫广耕多种。为了提高产量，魏政府也注意兴修水利。由于农民缺乏耕牛农具，建安初，曹操采纳卫觊建议，设置盐官经营售盐，以其值市买犁牛，供给回到关中的农民耕作。魏设置司金中郎将、司金都尉及监冶谒者，以经营铁的生产和铸造农具。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推动了屯田生产，同时也免使无业农民被割据势力引为部曲。
（5）较好地解决了军粮供应，减轻了农民运送粮草的劳役负担。尽人皆知，战胜攻取，离不开粮草供应。三国时战乱频仍，农事荒废，军粮接济更成问题。比如魏吴经常交战的淮南地带，双方不居者各数百里。故邓艾言：“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为此，邓艾倡办淮南北屯田，终收灭吴之利。所以说屯田的成功，是魏能战胜其敌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嘉平四年（252年），傅嘏论进军大佃之利曰：“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隙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曹魏屯田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减轻了农民运送军粮的沉重劳役负担。
但是，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种种弱点，所有政治、经济状况也必然好景不常，屯田制度之趋于衰落同样不能避免，今试谈其由盛而衰的经过：
自黄巾等农民起义摧垮了腐朽透顶的东汉王朝以后，随之出现了群雄争逐的局面。那时，人民固然最遭殃，但豪族地主亦不能照旧过安逸的寄生生活，他们“捐弃居产，流亡藏窜”，有的还“飘泊风波，绝粮茹草”，甚至弃尸路途。战争固极残酷，却也沙汰了政治上的残渣余孽。正因如此，当曹操成为中原霸主之初，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远远胜于衰汉之世，史谓：“人拟壶飧之絜，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絜于上，俗移乎下”。史书如此描述，虽涉夸张，缘当时豪族地主既失去其固有的土地财产，亦不得不折节力行，以求登攀仕进之路，因之政风看好，阶级矛盾较前有所缓和，屯田事业亦赖之成功。但，屯田制度，毕竟是战时应急措施，至三分局面形成，战争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原来的地主豪族便利用其重新获得的权势地位，侵夺公有田地和劳动力；屯田民亦不愿长此忍受强制军事编制的束缚和日益沉重的赋役剥削。因此，民屯便逐渐走下坡路，如《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载：
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王制》：‘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管子·区言》以积谷为急。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惟在谷帛。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稟充实，百姓殷足。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夫王者以四海为家，故《传》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富足之由，在于不失农时，而尽地力。今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然于一统之计，已有不赀之损，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
司马芝以上奏疏透露的情况，对于了解曹魏屯田由盛而衰的演变历程，至关紧要。操时是民屯兴旺时期，是时典农官专以农桑为务，生产情况自然较好。可是操死后，曹丕称帝以来，典农官受当时政治、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安心于农业生产，而纷纷经商求富。《三国志》卷4《高贵乡公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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