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时期的荆州问题
论三国时期的荆州问题 (第2/3页)
已死，刘备接任荆州刺史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既不用上表朝廷，又不用孙权任命。孙权只不过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且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刘备承认孙权徐州刺史的地位，以换取孙权对刘备是荆州刺史的承认。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花花轿子人抬人”。
第二次重分，是在建安一十五年（公元210年）。在孙刘结盟的第二年，刘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为由，要去京口（今江苏镇江）亲见孙权，要求都督荆州。所谓“都督荆州”，就是要进驻江陵，占据南郡。而当时孙权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周瑜、吕范为首的反对派。在周瑜这位战略家眼里，刘备既有共抗曹操的一面，也有威胁自己的一面，而且他认为来自刘备的威胁之害要大于抗曹之利。“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能虎之将，必非久屈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终非池中物。”（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这也就是《三国演义》中“美人计”的由来。因此他主张最好能杀掉刘备，即使不杀也要软禁刘备，不放他回去。另一种是以鲁肃为代表的赞同派。他说：“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见《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裴注引《汉晋春秋》）。鲁肃认为：第一，曹操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东线拒有合肥，西线拒有襄阳，如果东吴单独抗拒，无疑要承担巨大的压力；第二，东吴初战荆州，恩信未洽，根基不稳，而刘备久在荆州，士众归心。让刘备守荆州，可以分担曹操西线襄阳的军事压力，而东吴可以全力在东线与曹操作战。孙权在反复权衡了双方的意见，觉得“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猝制”（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便同意了鲁肃的主张。
第三次重分，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经过三年多艰苦作战，攻下成都，占据了益州，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计划，同时也使孙权感到了不安。孙权觉得，北有强大的曹操集团的同时，西面又崛起了一个跨有荆、益的强大军事集团。说不定哪天，由于形势变化，自已就会受到上游这个盟友的攻击。只有全据长江，孙权才能感到心中踏实。于是建安十五年，孙权令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前往成都，向刘备索要荆州。刘备没有同意，孙权得知后大怒，说：“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意思是说，刘备分明不想归还荆州，用空话欺骗我们，拖延时间。孙权决定用强硬的方法收回荆州。于是他先任命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官吏，前往赴任。但这些官吏刚一到任，就遭到刘备的守将关羽的驱逐。孙权更加恼怒，他令大将吕蒙督率鲜于丹、徐忠、徐规等两万兵进攻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调鲁肃率一万兵屯巴丘抵御关羽，自己则前驻陆口任总指挥。刘备听说后，亲率五万兵到达公安前往增援，又让关羽率三万兵进驻益阳（今湖南益阳县）。孙权闻讯，急忙调吕蒙还助鲁肃，吕蒙与大将孙皎、潘璋待人与鲁肃合兵一处，与关羽相持于益阳。正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却传来了曹操进攻汉中的消息。如果曹操攻占了汉中，就会直接威胁到刘备在益州的安全。因此刘备怕益州有失，于是和孙权讲和。双方达成协定：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归东吴，而刘备则保有南郡、零陵、武陵三郡。
我们可以看出，三次重分荆州，孙、刘两方的分岐一次比一次大。其实在第二次重分荆州时，周瑜就曾经提出要西取巴蜀，而刘备则借口“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披发归于山林。”（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为由，不让当时领兵的孙瑜经过。双方在公安一带布置兵力，随时准备开打。就在这时，周瑜在巴丘突然病逝，使得原本极为紧张的局势一下子松驰了下来。双方各自收兵，各守国界。
独占荆州其实是孙吴方面由来已久的一贯立国方针。
其实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十月，比“隆中对”还早7年的时候，鲁肃就向孙权献策“鼎足江东”之计。他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唯有“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及，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而后又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鲁肃又对孙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江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痪也。”（见《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同年，东吴大将甘宁也对孙权说：“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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